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风把冬天越吹越深。晨阳倚仗山岭制造阴影。天空是纯蓝色的，不见一点云彩，只有高飞的鹞子，划出虚无的航线。山路左边，是茅草落叶，右边是土崖，有几棵苍苍暮年的柿子树。坡上茅草嗦嗦声虽微小，但很持久，树顶的风声类似咆哮。太阳出来了，但颜色依旧惨淡，保持了它在冬天的一贯脸谱。此时，有两个孩子，背着沾满泥尘的书包，一前一后，下了山路，小脚在硬硬的柏油路上发出啪啪声响。

柏油马路像人心一样曲折遥远。两个孩子转过一道山岭，山侧有两户人家，有楼房也有平房，然后是一道围墙，蓝色铁门敞开着，孩子们走进去，院子很大，没有树木，显得空旷。教室很冷，虽然挂着空调，可窗上却没有玻璃。有几个孩子提水桶，拧开水龙头；另一些孩子们呼喝着，挥动铁锹、竹扫把，卷起腾腾尘烟。还有一些孩子，在院子里打闹，人小拳头却狠，哭声此起彼伏。

这一场景，是2008年冬天，我在南太行乡村亲眼所见的。

那个小男孩，叫杨锐东，是我儿子，女孩是弟弟的大女儿甜甜。

这一年的“十一”，杨锐东随我从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里的军营回到南太行乡村，和他的甜甜姐姐一起在本村小学读书。前后不到几个月，杨锐东的手背上长满黑垢。周末的时候，我儿子和侄女甜甜、萱萱，坐在门前的荆条堆上，面西背东。我给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他们把头挤在一起，哈哈笑或保持各种神情。

这是一户普通人家，三排石头房子，依次排列在一面向阳山坡上。中间那座，大致修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几次，我站在屋里，仰着脑袋，想从众多长椽当中，找出写有房屋建造年月日的那根，可它们都是黑色的，被烟火熏黑，那根有字的混淆其中，早就无从辨认。炕上，躺着一个人，不管白天黑夜，他都躺着，偶尔吃些喜欢的东西，偶尔还要香烟抽，有时候歪着脑袋看家人说话，时不时也说一句。

他叫杨小方，官名杨恩福。1946年3月14日出生。2008年8月23日正式确诊为胃癌晚期。8月23日，弟弟带他到邢台市医院检查，住院没床位，返回沙河。在一家饭馆，弟弟给他买了蛋糕，他吃了几块。起身时，他忽然摔倒在地。弟弟搀他走，他嘴巴一张，吐出一口鲜血。弟弟怔住，扯着嗓子哭，把他抱到医院。

他昏迷，急救，苏醒，吐血，一口一口，紫黑。我坐飞机到北京，当晚八点到医院。母亲和小姨叫我不要在他面前哭，反复叮嘱。我一句话没说，快步奔到病房，推门，看到躺在床上输液、脸色蜡黄的他。叫一声爹，又叫一声爹。趴在床边，拉着他的手，来回抚摸。他看着我，眼神沉静。晚上我坐在父亲旁边，没睡，父亲也没有睡，不时翻身，撒尿。主治医生指着红色黏稠状的器官，对我说，手术风险大。

母亲回家，亲戚们也都陆续散去，只剩下我和妻子、弟弟。我坐在父亲病床前，抚摸他的手掌、胳膊。医生征求意见说，要是不愿意给他接尿，就插导尿管，妻子和我说不。我知道，男性插导尿管很痛。有几次，父亲尿到床单上，我给他翻过来。傍晚，母亲来电话说，回来吧，人不行了就不要再浪费钱了！我冲下楼，到院子里，责怪她。母亲声音小了，我觉得不应当对她凶。

医生说父亲最多能活三个月。在医院，就只是输液，没有其他治疗。父亲说在这里不习惯。我询问医生，医生说，现在只能靠输液维持了，家里可能方便些。父亲也说，回家好。我让弟弟照看父亲，到外面找了一台车，买了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收拾好东西，我把父亲抱上车。

父亲很虚弱，我和弟弟分坐两边，用手臂抱着他。

进入南太行山区，忽然之间，乌云奔纵，大雨如注，到处迷茫，沟坡水浑。到家，夕阳清新，山川干净。第二天早上，我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沙发，又把侧屋的木床抬出来。就让父亲在那里输液，把药瓶挂在树干上。

中午，日光暴烈，树下仍旧阴凉，有风吹来，虫子从树巅不小心摔下。我给父亲照了一些相片。父亲很配合，笑着，他喜欢照相。我们都知道，这次照相和以往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父亲笑着。我背转就哭。再一天上午，我找了一台车，带上父亲、母亲，在这里陪护的妗子、弟媳，还有杨甜甜和杨萱萱到五十里外的风景区长寿村和京娘湖，对着已然葳蕤和清晰的悬崖青山，峡谷蓝水、葱郁植被，给父亲照相。其中一张，父亲站立的姿势让我想起屈原（好像在某个书本上看到过那种姿势）。我和父亲照了几张合影，此前，我没有想到和父亲一起照相，总觉得，他还年轻，不会有什么事情。可现在，一切都突如其来，真是始料不及，心疼无力。

夕阳正在下落，庞大的阴影与余光照耀的山岭形成鲜明对比。

父亲又要抽烟，我不忍心反对。从小到大，我记得父亲的喜好好像只有炒花生、抽烟和吃点肉。我买了几条高档香烟，放在抽屉里。他枕边没了，就再放一盒。

儿子在我曾经的小学读书，他小学一年级，杨甜甜是二年级。姐弟俩上学放学一起来去。2008年11月底，给父亲输液有些困难，扎不进去或者找不到血管，有时候需要扎十几二十次。四处找医生，但还是没有医生愿意来。

我守在父亲身边，看针、给他接尿倒尿、擦鼻涕。隔几天，给父亲刮胡子、洗脚、剪指甲。父亲疼得厉害，我给他打镇痛药。

半个多月后，我带儿子返回单位，重新把他送到单位的子女学校。春节前两天，我再次请假回家。我和儿子乘坐嘉峪关到北京的列车。一路上，他玩，我看书。晚上到北京，转到西客站，我看还有时间，想带他去肯德基。儿子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不要吃饭了，车不会等咱们的。我说，没事的，能赶上。找座位坐下，儿子却带着哭腔一再说，爸爸，走吧！我说你饿不？儿子说饿。我说吃点东西就好了。儿子还坚持说，爸爸走吧，走吧爸爸，车走了咱们就回不去了。

车厢出奇的拥挤，行李包没地方放，堆在脚下，儿子热出一身的汗。后来和接我们的小牛叔叔站在厕所里，再后来儿子倚在窗台上睡着了。我看着他蜷缩的小身子，觉得心疼，眼泪哗哗往下流。到家里，父亲看到他的大孙子杨锐东，格外高兴，呵呵笑，说，锐锐，爷爷想你！

父亲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也不糊涂，说到什么都反应敏捷。为此，我怀疑是不是误诊了。我摸父亲的胸脯，什么也没有，只小腹处有一串硬疙瘩。我想再次到医院给父亲做一次检查。询问乡里的医生，他说，你父亲的肿瘤是良性的，就是发现得太迟了，脏器都粘连在一起了，车再摇晃，说不定连家都回不了！

大年三十上午，再次给父亲刮胡子，洗脸、手脚、擦身子。父亲说，他不能坐，晕得很。凌晨，母亲和弟媳包饺子。父亲躺在炕上说，不要给我磕头了啊（乡俗，不能给躺着的人磕头拜年）。我拿着鞭炮，和儿子在院子里燃放。我买了好多两响（一次爆响后另一部分腾起数百米后再爆响一次），儿子只燃放安全的，和甜甜一会儿窜到这里，一会儿奔到那里，就像我和弟弟小的时候。

我们特意给父亲包了一些羊肉和猪肉饺子，用小锅多煮了一会儿。父亲说好吃，一连吃了七个。我带儿子给母亲磕头拜年，然后和弟弟，带着杨锐东和杨甜甜，到一岭一河之隔的村里，给本家长辈磕头拜年。河结冰，我背儿子，弟弟抱杨甜甜。到村边，看到我出生的房屋，门扉紧闭，冷寂若无。

老人都会给来磕头拜年的孩子糖块，还有五毛、一块、三五块的压岁钱。儿子不要钱，只要鞭炮。他们说，这孩子，长得真俊。儿子也和我一样，单膝跪地。这种风俗我一直觉得不好，可能是封建遗留，到现在还沿袭着。天色微明，我们转完最后一家，回家时，朝阳从山岭喷薄而出，格外新鲜。

回到家里，父亲仍旧躺着，有一些人，陪他说话。

儿子找了一只纸箱子，把别人给的鞭炮放在一起，满满的。又拿了大的，让我帮他燃放。他和甜甜一起，躲出好远，捂着耳朵看鞭炮轰鸣。初二，我和弟弟先后去妗子、小姨妈和几个表哥家拜年。我对弟弟说，亲戚们越来越少了，两个舅舅没了，大姨也没了，两个表哥、一个表姐也没了。忍不住黯然神伤，想到父亲，叹息一声，心里像塞了一团破棉絮，又像充气的轮胎，鼓胀得要爆破。

元宵节后，空气温热，也常出现大雾。我守在父亲身边，一会儿叫一声父亲，父亲都会答应，但极少说话，没有一点沮丧和其他不好的迹象。几天后，父亲竟然主动要吃东西，也有些便秘。母亲抠，我在一边接。让人从市里超市捎了一袋塑料手套。我想，这就是好现象，说不定，奇迹会在父亲身上发生。可是，奇迹从不眷顾普通人。这时候，学校也要开学了。看父亲状态依旧很好，就订了返程票。临走的那天早上，父亲抬头看着我们，流了眼泪，声音清晰地对杨锐东说，锐锐，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儿子说，不会的爷爷，我放假了再回来看你。我哭，和父亲作别。到邢台，打电话给家里，父亲声音依旧，叮嘱我们路上带好孩子。能回来再回来。

2009年3月8日上午，弟弟打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我急忙请假，打车到酒泉，乘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晚上，弟弟打电话说父亲不在了。坐在黑夜里，我想哭，却哭不出来。弟弟又来电话说，父亲又回来了。我高兴了一下。母亲说，恁爹就是等你来，一会儿往门口看一下。我心紧缩，嫌列车走得慢。

凌晨，电话又响，哭声一片。小姨妈接过电话说，恁爹的一只眼没闭上，一直在等着你回来！我在晃动的黑暗中叫了一声爹。到北京，再转邢台，凌晨四点赶到家里。父亲已穿戴整齐，戴着瓜皮帽，直直地躺在崭新的被褥上。我撩开他脸上的白纸，发现父亲脸变小了，也白了，没有一根胡子。左眼确实没闭，眼仁还是黑的。

我想哭，可哭不出来。妗子、表嫂等人坐在炕上。小姨妈说，开始，俺都以为恁爹糊涂了，一直叫你名字，实在没法儿，就指着你弟弟说，献平回来啦！父亲抬头看看，说，哪儿啊，是老二，不是老大。妗子补充说，父亲到死都不糊涂，是个奇迹。我听着，坐在父亲头侧，闷头抽烟，叹息。我知道，这时候，最好是扯开嗓子大声哭。

自从父亲生病，我就腹腔气流鼓荡，胃胀，疼。到这时，我还是那样。坐到天亮，帮忙的人和亲戚们都来了，我们穿孝衣戴孝帽，把父亲遗体抬到横放在屋地的门板上（左边门板），跪在前面，不断给父亲点香，把香烟插在装着沙子的碗里。其他人放声哭，我和弟弟始终没有哭出声来。母亲说，你难受，大声哭出来就好了，哭吧。我忽然扯嗓子哭了，我叫爹，胸中有雷，想把嗓子喊破，喊出血。我一边哭，一边喊，俺的好爹啊！

父亲安静地躺着，蜡烛、柏香缭绕，父亲一动不动，下巴脱落了几次。母亲反复给他合上。夜里，我从地上看到父亲未闭的左眼，身上袭来一丝寒意。想到未能见父亲一面，他会怪我的，也肯定很遗憾。母亲说，这没办法，是命。第二天下午，有人拉来了棺材，几个人一起，把父亲放进去。我走在前面，哭叫。杨锐东没有回来，招魂幡只有我来替他打，怀里抱着父亲的遗像。

穿过两座村庄，到麦场，灵棚已经搭好，放下来，天就黑了。请的歌舞团开始调试音响，接下来，是三三两两的人，看那些女的在台上唱啊扭啊。我愤怒！人死了，最需要的是安静。父亲生前没有如此荣华，甚至连一次生日都没有过过。我觉得这种风俗极端恶劣，不尊重亡灵，也不尊重悲伤者。还有那些前来观看的人，好像都很快乐，其实，每个人也都知道，人生的最后，都会像父亲这样。

我趴在父亲棺材前，忽然听到雨声不间断地落在灵棚上。漫天的雨，从黑的天空飞速下落。我记得，母亲曾对我说过，1998年6月14日，奶奶去世时，天也下大雨，父亲和弟弟泡在水坑里，给奶奶守灵。父亲去世这晚，也有雨，我觉得这是上苍用下雨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怜悯。有人帮忙拿了塑料布，盖在灵棚顶上，除了父亲，其他都在雨中，可我愿意雨再大一些，把我和弟弟淋湿。

父亲永远躺在那里了，村庄外围，荒野之中。以前，每次回去，都要抽空去给爷爷奶奶烧纸。现在，父亲也躺在那里了。他背后，是斜坡，坡上蔓草披拂，柿子树和核桃树正在焕发生机。前面，是闲置的空地，再向下，还是田地。其他各处，也还有一些单独或成群的坟头。

下葬时，我和弟弟，趴在地上哭。后来，我拿了铁锨，按照他们的安排，跳在父亲棺材上，从左边铲了一铁锨新土，盖在父亲身上。再后来，是他们，用土，把父亲全部埋住，并隆起坟堆，用石头垒了墓头。回到家，帮忙的人要吃饭，我又坚持炒了十几种菜肴。帮忙的人去喝酒，我坐在家里，看着父亲的遗像。他还是那样子，不动的表情似乎活起来了，看得我心里发颤。

弟弟在喝酒，一杯一杯喝，还说，哥，你也来吧。我甩了下手，没理他。第三天，去给父亲修理坟头，又哭，我用头砸地面。小心修整齐平坟堆，还把柳枝向深里插了插，我希望它们能长成大树，永远和父亲在一起。

第七天晚上，我睡在旧年房里。夜风把拼命复苏的茅草吹得响彻窗棂。我蜷缩着，像害怕夜间动物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又似乎什么都害怕。弟弟说，放心吧，啥事也没有的，是爸。亲人不会害自己人，他回来看我们。夜越来越深，所有声音都随着风的停息而乌有。我还没睡着，只觉得四下空旷，似乎置身于巨大的洞穴，到处诡异，就连窗棂外的弯月，也表情复杂。

我对母亲说，我想给父亲立块碑，一边拿出早就写好的碑文和几句诗歌。舅妈说，不能单独立碑。我蓦然怔了一下，立马觉出了这句话里的意思。再一次离开家乡的时候，乘车看到父亲躺倒的地方，又忍不住哭。走出好远，再回头，只见山川依旧苍茫，春风浩荡，大规模的草芽，使得南太行的庞大山野和苍茫人间，又一次葱茏了起来。

【作者简介：杨献平，中国作协会员。先后在巴丹吉林沙漠和成都从军，作品见于《天涯》《人民文学》等刊。著有长篇小说《匈奴王冒顿》《混沌记》等，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最新文学排行榜，先后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等数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