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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简平:“所长”黄宗英
来源:解放日报 | 简平  2021年12月23日08:31

2019年初,黄宗英老师因肺部感染,在华东医院住院部换了个病房。其实,她很不愿意换病房的,因为原先那个病房住久了,就变成家里一样了。她精心布置了房间,墙上挂了照片,床头架上摆着玩具,窗口一年四季有鲜花和绿植,还配置了小书架、小书桌。一换病房,她觉得自己不会再有力气这样布置了。很想安慰她一下,于是,3月26日那天,我约了彭新琪老师一起去医院看望她。彭新琪与黄宗英是至交,她是黄宗英的责任编辑,几十年里,黄宗英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作品都是经由彭新琪之手的。

就是在那天,彭新琪告诉我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电影明星的黄宗英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还出任了上海剧影工作者协会托儿所所长。聊起这事时,我们都不由得笑了起来,因为黄宗英说她担任托儿所所长时,自己还没有生过孩子呢。想想那时候她工作繁多,又是拍电影,又是演话剧,还有许多社会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能管好协会会员们送来的小孩子,还真是有能耐。

推算起来,那应该是1949年至1952年间的事,因黄宗英和赵丹的第一个孩子是1953年出生的。纵观黄宗英这一生,无可否认,她是一个充满母爱、心里装满孩子的人,所以由她担任托儿所所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自己说过,她以前从没想过当一名演员,也从没想过当一名作家,只想成为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

1948年元旦,在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时相识的黄宗英和赵丹结为夫妇,开始了他们的“幸福进行曲”。结婚伊始,23岁的黄宗英就成了赵丹和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赵青和赵矛的继母。她对他们视如己出,尽心照料。赵青一开始学音乐,黄宗英用自己的积蓄给她买了一架钢琴,每个星期六陪她去学琴。后来,见赵青有舞蹈天赋,黄宗英和赵丹便将她送去学习芭蕾。头回上课前,黄宗英连夜为她缝制了舞蹈服。为了让赵青安心学习,黄宗英居然出主意,交了三份学费,每次赵青上课,她和赵丹都陪在一旁。1951年,15岁的赵青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从此,她的名字与中国民族舞剧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赵青一直说:“这个妈妈我是记她一辈子的。”

我觉得黄宗英决定做一代影后周璇儿子的养母,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她坚信自己能做一位好母亲。1951年夏天,周璇突发精神疾病。托儿所所长黄宗英心急火燎地赶过去,抱起周璇只有一岁多的儿子周民,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之后,她说服周璇把周民送进了托儿所。周璇住院治疗后,有一天,黄宗英和赵丹下班回家,一进门,竟看到周民与大他许多的赵青、赵矛一起在地上又爬又滚,玩得十分开心。黄宗英对赵丹说,我去问问他,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怎么会自己找到我们家里来的呢。赵丹说还问啥呀,这不就是老天爷给我们送来的礼物吗,就让他留下吧。从此,周民重新有了自己的家,重新获得了母爱。周璇去世时,黄宗英带着7岁的周民参加追悼会,周民不仅紧紧地倚靠在她身上,还紧紧地抓着她的手,大家都看到了他对黄宗英深深的依赖。

黄宗英于1954年写出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平凡的事业》,这个创作正是源于她担任托儿所所长的那段经历。《平凡的事业》是一部描写中国保育事业的电影作品,讲述中学生林培明怀着美好的理想,来到托儿所任保育员。不料,第一天就被调皮捣蛋的孩子弄得手足无措,接着又遇到一系列的困难,从而对工作失去信心,觉得整天做这种平常琐碎的事情没什么前途,乃至打报告要求辞职,在组织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她提高了认识,决心终身献给这平凡而光荣的事业。黄宗英的这部剧作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改制后的海燕电影制片厂投拍,于1958年公映,林扬导演,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蓓担纲女主角林培明。

就是从那时起,黄宗英渐渐将事业重心转向了文学创作。1956年5月,她出席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我曾经问过她:“您的文学写作开始于什么时候?”她想了想,然后笑着回答:“9岁。那时我13岁的大哥黄宗江办了一份报纸,他让我投稿,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当然,黄宗英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还是在她从事电影和话剧事业之后。1946年,黄宗英发表散文《寒窗走笔》,文笔朴实生动,情感细腻真挚。黄宗英是以散文、剧本和诗歌创作加入作家协会的,可有趣的是,她既没有参加散文小组、诗歌小组,也没有参加戏剧小组,她参加的是儿童文学小组。这事是我新近才发现的。儿童文学作家孙毅先生在今年8月去世后,我帮着整理他的遗物,在他留下的相册里,我看到了一张拍摄于1956年的黑白照片,有心的孙毅在照片的背后用铅笔注明:“作家协会会员大会儿童文学小组合影”,照片上,18位上海儿童文学作家个个意气风发,年纪稍长的站立在后排,四位女作家则蹲在前排,黄宗英就在其中,她穿着大翻领上衣,气质高雅。

那一年,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举行义演,黄宗英和赵丹应邀参加,他俩合作的是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女孩》,赵丹导演,黄宗英朗诵。他们从电影厂的服装仓库里挑来一件又旧又破的淡灰色长裙,黄宗英穿上后一上场就将观众吸引住了。她的朗诵低沉得微微颤抖,眼神忧郁但又充满渴望,让观众沉浸于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场景里。大幕落下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黄宗英捧着“火柴”一次次谢幕,可观众欲罢不能,黄宗英只好请出导演赵丹。他们手牵手站在舞台上,黄宗英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温暖。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那时候就有点缠绵了。”看来,还是儿童文学最终成就了黄宗英和赵丹的爱情。事实上,我一直觉得黄宗英是生活在童话里、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的。

有一次,我和黄宗英聊起一桩往事。1982年,黄宗英加入中日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组。她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去日本,参加影片的开机仪式。在东京的饭店,负责接待的东光德间影业公司的森繁先生问她,除了随团活动,是否还有其他个人事项需要安排。黄宗英的回答让他瞪大了眼睛——她说想采访一位日本的排球教练。森繁问:“为什么呢?如果不是秘密,能告诉我吗?”黄宗英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是我昨晚看电视里转播的中日男排比赛,我们中国队输了,结果我彻夜失眠,我想听听日本排球教练对我国男排的建议。”森繁还是如堕五里雾中:“您是文学艺术家,怎么看场排球比赛就失眠了呢?”黄宗英答道:“因为我是母亲,我不愿看到失利的中国孩子们那么伤心。”我想,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黄宗英能成为一名恪尽职守的托儿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