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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棹:扔出记忆之网,去收集世界无穷无尽的虚构力量
来源:文学报 | 袁欢  2021年12月23日07:40

 

“我是虚构之物。我不讲人物,因为我根本不是人。我有过许多名字,它们一一离我而去,足以凑成我的另一条尾巴。”在新长篇小说《潮汐图》中,林棹以一只非人的少女蛙为主人公开启了一个颇具魔幻色彩的故事。而她的处女作是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流溪》,在此之前,她完全置身于文学之外的世界,《流溪》初稿的意外寻获促使她重回到写小说这件关乎创造且让她快乐的事情上来。

无论是繁茂的植物构建的南方之国,还是密度极大的语言盛宴,亦或是虚实相交的叙事,她的小说以一种异质性刺激着读者的感官。阅读她的小说,你需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想象力,放任自己被“虚构”引领,沉浸入神秘陌生的文字国度里。

“《流溪》是一切意义上的‘开始’,我是在每一个具体的人传递给我的,温柔的力量中开始的,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底色。”林棹相信虚构的力量,对她来说,比“文学与记忆”更迫近、更切身的,是“自我与记忆”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用一生来作答。

2020年作家林棹出版了长篇处女作《流溪》,在此之前,如她的简介所写道的:“1984年生于广东深圳,中文系毕业,从事过实境游戏设计,卖过花,种过树”,就是没有做任何与写作相关的工作,而写小说这件事,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不期而遇。2018年,她的妈妈在收拾家里物品时发现了一个硬盘,这个硬盘里存储着13年前她创作的一部小说,也就是《流溪》的初稿,一个意外的惊喜外加当时的一场重病让她顿悟要重新回到文学这条道路上,对此,她说道:“精神状态发生很大的变化,此前是被动地接住迎面而来的日子。写作提供了一个动机,从此万事万物都是有意义的、可取的。”

《流溪》像一份疑点重重的独白,女孩张枣儿在广东沿海小城出生,在暴力的家庭关系中成长,周旋于浪荡的情人、破碎的母亲、暴戾的父亲之间,她不断地筑梦却也不断地经历梦碎,敏感少女最终成为杀弟凶手。林棹说这是一个关于“欺骗”的文本,张枣儿是一个不可信叙述者,她是天真少女、狂人、骗子,抑或三者皆是。

改写《流溪》的过程如她所说,大约三四个月,非常顺滑,“我打开那扇门之后,惊诧于门后面竟然已经等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东西,它们一拥而上、蜂拥而出。”

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异是将原本独属于青春期才有的“深情”语调完全颠覆,换成一种反讽的语调,这更适合三十多岁的她对于人生或命运的思考。在林棹看来,张枣儿这个角色活像一台喋喋不休的组装机器人,她通过这个文本去探究个体“言辞”和“行为”之间的裂隙。小说前半部分的张枣儿呈现一种静态,沉溺于幻想,所以她会着力去描摹那些令人恍惚的回忆、日记、白日梦。小说后半段,张枣儿更趋向于动态,当“家庭”这个牢笼消失,她便走向了所选择的结局。

《流溪》的语言繁复绮丽,文字仿佛随着潮水涨落。在这本小说中,你可以轻易捕捉到纳博科夫的影子,林棹自言是那种“愿意随时随地向纳博科夫致敬的读者”,《洛丽塔》读了二十多遍,“纳博科夫让我看到文字作为一种艺术材料可以绚丽到什么程度”。

评论家刘欣玥说:“如果说纤敏的感官摄取与再现能力有赖于亚热带风物经验的滋养,那么倾注在植物、自然与博物学中的热情,则帮助林棹找到了一种特别的知觉与思维,更确切地说,是找到了属于自已的南方语法。”狂欢式的想象之外,《流溪》的另一层阅读维度正在于植物,林棹喜爱动植物,未曾写作的时光里所从事的职业,比如卖过花,种过树,现在反哺了她的小说创作,即使是重在描写心理空间与情感关系的文本,读者依然可以从这些透着亚热带气息的茂密植物中,寻觅到关于岭南的风情与色彩。

她曾说自己可能有某种词汇收集癖,那时候在工作里收集了很多植物学范畴的词汇,非常想使用它们,为此她将张枣儿设定为植物学专业的学生,让她自由地使用着一份“植物学语录”。同时,她认为气候、植物可以成为一个用来表达地方特征的抓手。写作追求陌生感,植物则带来亮得刺眼的陌生感,在她眼中,世界各地的25°C空调房也许相差无几,不同经纬带的自然环境则可能呈现丰富、微妙的区别,沙漠和大海养育的词语大不相同,“‘世界是不可穷尽的’。理想情况是不固守单一、过去的经验,不断体验、闯入新领域,或不断挖掘、向深处去,持续为写作收集新鲜养分。”

回望这部十几年前的作品,她感慨道:“《流溪》是一切意义上的‘开始’,我是在每一个具体的人传递给我的,温柔的力量中开始的,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底色。”

林棹有个明确的书写空间的目标,“物理空间、外部空间,心理空间、环境对心灵的影响,同等重要。身体是薄薄的一层隔膜,以此为界的内外两种世界同等幽深、广阔。”

如果说《流溪》编织了一张关于私人记忆的心灵巨网,那么新作《潮汐图》则继续在岭南这块土地上落地生长,朝向远方,并向历史深处回溯。小说呈现出一种磅礴与瑰丽的色彩,主人公是一位19世纪的蛙形少女,一八二〇年代,苏格兰博物学者H游历世界,登陆广州,在当地芦竹林中捕获了这只巨蛙,从珠江水上人家,到广州十三行,再到被豢养于澳门奇珍园,又几经流转,最终归于万物有灵的海洋,这只奇异的笼禽困兽寰宇新知,看四海众生相,亲历着世间的悲喜。区别于前作,她自言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兴奋感全程持续没有溜走,“带来新经验,也把新问题推上水面。”

小说灵感诞生于一次偶然的邂逅,2017年翻画册偶遇一幅水彩花蝶,随后,一部粤英词典和一系列中国贸易画,为她带来了关键的打火石,她形容为:“前者无疑是一口方言生态缸,一个幽灵魔盒,其中最生猛强劲的词破壳而出,啸叫着,胁迫我开辟一段时空供它们称霸;后者则将我引向广州关氏兄弟、乔治·钱纳利、奥古斯特·博尔热,以及更多四海飘零的画作:执笔者用光阴稀释颜料,使一瞬的珠江拥有永恒面容。”此后,她于纸上和脚下开启了始于珠江的旅行,抹去所谓熟悉的伪装后,不断地和一些惊喜与陌生相遇。

无独有偶,《流溪》书名与水的意象有关,以一个相对微细的、阴柔的意象,隐含了不断流逝的状态,也是“诉说”的喻体;《潮汐图》同样与之相关,她解释说,“潮汐”两个字包含一个“朝”和“夕”,白天和夜晚。如果去看潮汐,涨潮涨到顶点和退潮退到最低点的时候,大海有一个憩潮期,有十几分钟,整个海面不动,水不涨也不退,也没有风,那十几分钟时间就好像大海呆住了,这是一个微妙的时间点。

流经林棹童年的是一条深圳河,它以清明或叵测的形式闪现万遍。她解释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珠三角水网密布,珠江八门入海。书写珠三角,在时间和空间层面,在环境和心理层面,‘水’都是必选项。不同规模的水体,塑造地理、生态也塑造精神,是道,是路。”

而之所以会选择一只蛙作为小说的主角,则经过一次转变。她说原本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女性,故事背景和地点都有了,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广州,女性不像男性,她非常受限,没有能力去打开空间。后来,她意识到是否可以设定一个非人的角色?进而想到了两栖类的蛙,蛙在小说中从幼年走向老年,被各色人物传递,主观能动性被人类压迫至最低,“几乎被压成一枚镜头,因此可以摄录她所经历的人间和空间。”

而定性为“雌性”,则是很自然和天然的设定,“以我自身的经验和状态为出发点。雄性或男性经验对我而言不是第一手的,虽然它笼罩着我们。现阶段我倾向于挖掘和表达第一手的体验。”除此之外,小说设定了另一重视角——蛙的“母亲”,“母亲”提供的是一种飘忽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作家用一条脐带联通了两者。在二者的视角中,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变得暧昧,作家打通了壁垒,任想象漫游。

翻看豆瓣读书中林棹两部作品的相关评论,有很多读者都提到了作品语言的特性,评论家黄德海也评价说:“幻想中蕴含着自然饱满的躯体,方言里埋藏着民族丰盛的神识,以缜密的虚构技艺,林棹描画出一个特殊时空的异样风姿。”巨蛙自述的语言随着地域的改变而改变,从珠江两岸的粤语方言到澳门的国语官话,再到欧陆帝国的翻译腔,小说家似乎在进行某种关于语言的实验,探索汉语的可能性。对此,林棹回应道,《潮汐图》的粤方言其实是“方言的虚拟”,她比喻为一种高倍稀释的喷雾,需要不断去斟酌与调试。“主观上不是奔着所谓‘实验’去的。语言是材料,理想情况下,材料和主题应该充分熔合。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趋近那种状态。我是缺乏经验的新手,学习、操练无止境。”

而大量使用的粤方言,不仅提醒了我们故事发生地是岭南,也氤氲着独属于南方文学细腻幽微的情感氛围。对此,刘欣玥认为在文学呈现里面,粤语的叙事、粤地的岭南叙事,是弱势的或某种程度上缺席的,林棹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她给予一个极大的肯定。曾经高考填志愿想跑得远远的林棹,或许也没有预料到写作将她拉回了故乡,据透露,第三本长篇也将继续根植岭南,“‘故乡’一词已经包含比较的视野,离开,抵达,出发,归来,总是有好处的。”但对她而言,“方言”“地方”等标签都不甚重要,写作者的逻辑不是概念先行,“地理、气候、原生物种、外来物种、方言……我关心的是这些细节是否落实了、落实得如何、是否足够具体。”

作家孙甘露赞赏林棹小说中体现出的异质性的力量,他称之为“这种放任自己失常的勇气是值得珍视的。”而异质性一定程度上会带来阅读的难度,“会担心普通读者难以进入吗?”对于这样的提问,林棹有一段话可以用来回答:“个体的感官一旦被触动,它带动的是一整张记忆之网,非常私人的记忆之网,你婴儿时期用过的毛巾被的材质,你的脸上还储存着五岁那年水枪水柱的压强,你不小心瞥见的凤凰木的羽状叶影,你确信那一刻全世界只有你留意到了,但下一刻呢?会不会有另一个人,同样不小心瞥见,同样被它击中?”在她眼中,我们都是读者,我们都普通,又不普通。我们寻找共鸣,寻找让心灵发颤的时刻,说到底是寻找自己。一如她的自画像是一个埋在木屑和模具深处的木匠,小说完成后,她便将一切交给读者。

“埃里克·坎德尔讲‘经验和记忆成就了我们’。对我来说,比‘文学与记忆’更迫近、更切身的,是‘自我与记忆’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用一生作答。”记忆是对经验的二次书写,林棹迷恋虚构的力量,她有一个基本观点: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虚构的。“虚构是人类的特异功能——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但还是得把话说完——也是文明得以诞生并延续的条件之一。”所以,她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在这人世间,除了故事,我们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