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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山（1897-1989）是名小说家兼实业家天虚我生（陈蝶仙）的长子，他也写小说，二十余岁已在上海文坛成名了，他工书，擅画，善诗文，有“江南才子”之誉。他和父亲陈蝶仙，人们常以“大小仲马”称之。

他原名蘧，出自庄周《齐物论》，因此又字小蝶。别署蝶野、醉灵生、醉灵轩主人，四十岁后改署定山。陈定山说：“我是杭州人，古籍钱塘，世居西湖……我的祖宅在瑞石山麓太庙巷口，相传是南宋韩侂冑的南园一角，因此颇具花木泉石之胜。……我生之时，去古已远，南园遗迹渺不可寻，但泉石的玲珑、山林的位置，依然在目。先君把后园题名为一粟园，园中有个月波池，池畔有一座小轩，五色玻璃，朱栏四匝，迎面一岩，厓石壁立，有石窍，往往出云。先母燕室即依岩岫筑，故号‘懒云’。此轩据说原有赵子昂题匾，但早已失去，先君题名为惜红轩，他第一部著作《泪珠缘》和《惜红轩诗钞》就在这里产生，后来做了我的启蒙书馆，我常常对着一窗五色斜阳，静听姊妹们咿呀的书声，为之忘倦。”

陈定山说，他母亲懒云女士（朱恕）出自书香门第，亦能吟咏。“在幼小的定山先生眼中，父亲是个传奇人物。他的身材颀长，戴副金丝边近视眼镜，丝罗长衫外常加一件一字襟马甲，手上轻摇一把洒金画牡丹的团扇。小定山常想：待自己长大，必要像父亲一样的风度。”小时候，堂姊读《幼学琼林》，妹妹小翠读《诗品》，陈定山却能把她们的书同时背出。八岁时才华已然早发，塾师讲解王勃《滕王阁序》，全文未讲解毕，他已能朗朗上口。九岁已能提笔为文，自成风貌。十岁能倚声，又喜欢唱昆曲，其父蝶仙常为他弄笛。

据学者赵孝萱的资料云：“陈定山十四岁入法政大学，听闻教员琐碎谈论律师之诉讼等费，乃曰：‘是非我所耐也。’之后赴上海另入圣约翰大学。入学后发现学生都舍国学而以英语相夸耀，又不悦而离去。当时其父蝶仙与父友钝根正编《礼拜六》《游戏杂志》《女子世界》等，日日以小说家言相谈。小蝶见而大喜，于是决定钻研小说。先试译著，仿林纾之法，由李常觉遍求英文小说，读后口述。定山取欧西小说本意，以文言译出。译笔极为快速，据说每小时能写2000字。恽铁樵当时主编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爱定山才华，多次敦请他写稿，时年十七岁的定山竟能与五十几岁的恽铁樵成为忘年之交。”

家人合照：坐者为陈蝶仙，后排从左至右，分别为陈次蝶、陈定山与其夫人张娴君

陈定山的作品当时散见在上述各杂志，尤其是周瘦鹃所编的刊物，《自由谈》固然不必谈，《紫罗兰》和《半月》，亦像没有陈定山的大作就会减少销路似的。即那本周瘦鹃一人所写的《紫兰花片》，亦时常有些定山的画和诗。曾经被人目为雏凤清声，说定山的妙笔，更有过于蝶老先生。郑逸梅说父子两人合作的有《弃儿》《柳暗花明》，刊于《申报》，明星公司摄为影剧，此外还有《二城风雨录》《嫣红劫》《间谍生涯》《秘密之府》《琼英别传》《勃兰特外纪》《旅行小史》《妍媸镜》《各国宫闱》。陈定山单独的作品有《塔语斜阳》《香草美人》《兰因记》《余味录》《菊谱》《画狱》《江上秋声》《定山脞语》《书画船》《醉灵轩读画记》《醉灵轩诗文集》《湖上散记》《消夏杂录》《蝶野论画三种》等。

1917年，陈定山父子研发国产“无敌牌牙粉”有成。1919年，陈定山以积蓄下来的两千元稿费，在杭州清波门学士桥旁，买下明末“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方的“垫巾楼”遗址作为别墅。

陈定山被誉为“以诗、书、画独树一帜”的。据熊宜敬的文章云：“一九二〇年，陈定山廿四岁，见三姨丈画梅极佳，兴起学画之念，姚淡愚告诉陈定山‘画必自习字始，能写好字始能习画’，于是陈定山以所写书法向其请益，姚淡愚一看，便说：‘子不羁才也，梅不能缚汝，其山水乎？’于是便传授山水诀，是为陈定山正式习画之始。”后来陈定山更以书画名家，论者曾评曰：“其画在蝶野时期，以冷隽胜，笔墨无多，尽得天趣。四十以后自号定山，其笔墨于洗炼以后转趋繁复，千岩万壑，气韵无穷，盖收子久、山樵、香光、麓台为一家。又身行万里，胸贮万卷，故能变化于笔墨之外。诗书雅度，醇然自足。吴湖帆尝称蝶野画仙乎，吴子深云吾平生于画无所畏，独畏定山，每一相见，必有新意，其造诣盖如此。”

1934年，陈定山以世道纷乱，民不聊生，亟思对百姓生计有所奉献，偶于浙江东阳之“定山”发现可广种桐树以济民，便拟定了种桐二千余亩，三年为期，以收成来改善当地农民生活的计划，他的父亲陈蝶仙认为此举缓不济急，并不赞成，但却对“定山”二字有感而发，对他说：“四十不仕，可以知止而后定矣。”于是刻了一方印章“定山一名小蝶”送给他。陈定山并于第二年在“定山”之巅筑了一座“定山草堂”。

祖孙三代图，自上至下分别为：陈定山、陈蝶仙与陈克言

1936年，陈定山并在杭州西泠桥造“蝶来饭店”。蝶来饭店坐落在栖霞岭南麓的低坡上，朝南的店门隔着马路对冲西泠桥，饭店西边紧邻着古刹凤林寺，东边却接着广东劳氏的一大片松林墓地，四周透尽恬静。饭店占地近三亩，客房却只有二十八间，装修一流。饭店的建筑结构像个中西合璧的庄园，西式二层楼的客房散落在坡顶上，南面沿马路筑有花式窗棂的矮墙，院中央植满低丛和草坪，从店门大堂去客房，要经过蜿蜒曲折、花藤朱栏的中式长廊。饭店开张那天，来了一场“蝶来秀”，专门从上海请来顶级的电影女明星胡蝶与徐来，因为各取她们名字中的一字，正好是“蝶来”，一时整个杭城为之轰动，大家都追到西泠桥边看“蝶来”。

1940年初春，父亲过世后，上海已经沦陷，陈定山和母亲、弟妹、妻小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金谷村；一日半夜，被日本宪兵偕同法巡捕及翻译押至蓬莱市监狱，强指他为重庆分子。其二夫人十云女士，连夜赶到苏州，找到好友影星徐来，“标准美人”徐来当时已改嫁给唐生民，十云请求徐来帮忙，徐来因此“命令”唐生民去向当时人也在苏州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求援，李士群碍于人情，“强盗生善心”，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十云女士转上海“七十六号”的副主任夏仲明，历经七天，陈定山终于被释放。出狱时，宪兵队长告诉陈定山从此不许用“小蝶”一名发表文章，于是陈定山从此以“定山”之名行世。

1948年秋冬之际，五十二岁的陈定山渡海来台。先居北市连云街，再迁居新生南路，室名“定山草堂”。1952年6月，迁居阳明山，居名“萧斋”。陈定山说：“从三十八年（1949）到四十八年（1959）我一直住台北。为了生活，第一个拉我重为冯妇的是老友赵君豪兄，那时他和范鹤言、朱虚白兄创办《经济快报》，也就是现在的《联合报》，我担任副刊编辑《台风》。第二位拉我写作的，是吴恺玄先生，拉我为《畅流》杂志写稿。第三位是叶明勋主办的《中华日报》，赵之诚兄主编副刊要我写长篇，而刊出了风行一时的《春申旧闻》和《黄金世界》二部。接着便是耿修业兄主办的《大华晚报》，要我为他写作长篇小说《蝶梦花酣》，这一下，我就在台北写作一年。住在阳明山，四时有花木之胜，早晚有良朋之遇，倒也逍遥的很。最快活的是，《中华日报》台北版，本仰给台南版，自《春申》发刊以后，北版销数激增而南部版反仰给于北版的转载。接着是耿修业兄不时报告《大华晚报》因连刊载《蝶梦花酣》而销数激增，向我‘致敬’。”

1958年陈定山迁居台中，1970年左右，因当时任台中静宜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的好友彭醇士身体不适，于是请陈定山代课，这是陈定山执教鞭之始，他在静宜及中兴大学教授词曲课。1974年，在台中居住十八年的陈定山迁居台北永和，他说：“携得晴空一片云，来看台北雨纷纷。”因居永和，自号“永和老人”，又因住在凯旋大厦七楼，所以别署“七层楼主”。同年，因弟子于大成任淡江文理学院夜间部系主任，他在台北市金华街的淡江城区部执教一年。

1976年，陈定山作八十寿，据张礼豪文章说：“正逢张大千回国，二人相会，大千说陈定山看似六十余岁而已，以后就称‘小兄’，而自言须白髯长，以后便叫‘老弟台’。知己重逢，自是欢欣，陈定山便作诗一首《喜闻大千归国》以为记：‘近闻归国喜如何，双袖龙钟泪渍多。白头兄弟存余几，青春鹦鹉尚能歌。广留海外名千载，家在江南住永和。笠屣画图传写遍，无人不念志东坡。海外传闻多病身，相看依旧健如春。苍髯喜值苍龙岁，白首重盟白水津。合具双肩担道义，独留巨眼对乾坤。小兄老弟相称谓，秉烛今宵最可亲。’情意真挚，令人动容。”

1976年9月7日，陈定山元配张娴君因病去世，失去奉献一生的持家良伴，陈定山极为伤感。1983年8月30日，夫人郑十云赴菜市场买菜，不幸发生车祸过世，享年七十三岁。十云夫人与陈定山结褵五十年，亦夫亦友，死后陈定山甚念，集唐诗挽之曰：“多情自古空余恨，报答平生未展眉。”1989年8月9日中午，陈定山以九十二岁高龄在家中安详过世。

笔者多年前曾经访问台湾师大附中教美术的陈芗普老师，她在1979年时因画家欧豪年之介，拜陈定山为师，学习诗词。每周日早上在永和家中上课，定山先生不讲格律，要她先多读书，并指定《唐诗三百首》《世说新语》《白香词谱》等书要她研读，定山先生认为腹中要先有学问，再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方可写好诗。中午时分，老师还要学生一起在家吃中饭。当时家中虽只有定山先生及十云夫人两人，但仆佣准备的饮膳还是极为精致，这也印证了定山先生是个美食家。这使我想起当年在上海他发起“狼虎会”（狼吞虎咽的聚餐会）的情景，他在《春申旧闻》说：“尤其是发掘小吃馆子，是本会的唯一工作。例如陶乐春发现时，仅为大舞台对面一开间的四川抄手馆子，靠扶梯三个卖桌，专卖榨菜炒肉丝，干烧鲫鱼，和鸡豆花汤。雅叙园是湖北路转角靠电车轨道的一个楼下卖座，只卖油炮肚，炒里肌丝，合菜带帽带薄饼，小米稀饭。小有天是小花园里面的一家闽菜小吃，奶油鱼唇，葛粉包带杏仁汤，是他的拿手。……有许多小馆子后来发现，直到胜利复原他们还保持着一开间门面的如：石路吉升栈对面的烹对虾，酱炮羊味。六马路的鱼生粥，石路上的肉骨头稀饭，油条。德和馆的红烧头尾，盐件。泰晤士报三层楼的蟹壳黄，生煎馒头。霞飞路菜根香的辣酱饭，浦东同乡会隔壁的臭豆腐干大王等等，直到我们三十七年（1948）来台，它还是保持着原状。至于梁园的烤鸭子，云记的腊味。乔家栅的汤团铺，在敌伪时期还有了伪组织，那是王汝嘉的冒牌汤团，不是真正金家牌楼的分店。”定山先生真不愧是个老饕。

陈定山著作等身，早年与其父陈蝶仙合编《考正白香词谱》。他的诗词集有：《蝶野诗存》《醉灵轩诗集》《定山草堂诗二卷》《定山草堂外集》《萧斋诗存》《十年诗卷》《定山词三卷》等。又酷爱写掌故，写有《春申旧闻》《春申续闻》，因定公从父辈起，便长居沪上，娴熟上海滩中外掌故逸闻，一代人事兴废，古今梨园传奇，信手拈来，皆成文章，乃开笔记小说之新局，老少咸宜，雅俗共赏。至于小说集，有：《蝶梦花酣》《五十年代》《大唐中兴闲话》《春水江南》《骆马湖》《隋唐闲话》，以及号称“黄金世界三部曲”的《黄金世界》《龙争虎斗》《一代人豪》等。

但陈定山的文章不仅于此，他发表于报章杂志而未集结成书者，不知凡几，因此我从老旧杂志《畅流》《自由谈》《艺坛》《艺海》《中国一周》《文星》《中央月刊》《中国地方自治》《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等刊物逐期翻检，甚至找到香港的《大人》《大成》杂志，最后是利用上海图书馆制作的“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找到他早年在大陆时期所发表的三篇论画的长文，共五六十篇，总数几达三十万言，内容除书画外，更包括诗词、掌故、戏曲等等，于是乃编成《陈定山文存》和《陈定山谈艺录》二书，陈定山重要的文论艺评皆在乎此。 

《陈定山文存》、《陈定山谈艺录》

《文存》包含诗词、掌故、戏曲三类，而最后更附上有关生平与家世的文章，以达其“知人论世”之旨。定公作诗填词堪称高手，各有诗集、词集传世，此书所编乃其论文或诗话甚至以诗词当作纪游之作，十分珍贵难得。如《李义山锦瑟诗新解》，他从各种典故的考证来破解李商隐所设下的种种障眼手法，难度是蛮高的，因为自古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然而由于定公熟悉这些典故的正用、反用、明用、暗用，而最终指出李义山无题诗系为小姨而作，或许你也会猜出答案，但如何破解的过程才是精彩，难怪也是才子的词人陈蝶衣读过此文会赞叹：“真可谓之独具慧眼，一语道破矣！”杜甫一直是定公景仰的大诗人，他写了多篇有关杜甫的文章，其中在《文星》杂志发表的《杜甫与酒》，分量颇重，他甚至将杜工部一生及于酒者，择要编年，分十三阶段，述其缘由，并正其视听。而杜工部最后旅泊衡湘，丧乱贫病，交瘁于心，竟以死自誓，更无一字及酒者。定公叹乎：“盖公早已自知年命之不永，而致其叹息于曲江独坐之时。诗人之穷至于杜甫亦大可哀已。于酒云何哉？”定公善饮，又长于杜诗，考之年谱，“以诗证史”，确是少陵之知音也。他回忆幼年被父亲责骂诗文输给妹妹小翠时，说：“余避席曰：‘臣得其酒’。盖妹不能饮，而余饮甚豪，酷肖父耳。父亦笑而解之。”因此善饮是其来有自的，有人曾为文说，陈定山八十六岁时，喝完白兰地之后仍可作画，并且谈笑风生，现场有位酒友惊呆，心中暗自钦佩，此人乃武侠名家古龙。而古龙确实有张著名的照片，背景是副“宝魇珠铛春试镜，古韬龙剑夜论文”的对联，便是定公所书。因此他大有以杜甫之酒来浇心中之块垒之意！

再者宋人笔记提及黄山谷和苏东坡时说：“山谷在戎州，闻坡公噩耗，色然而喜。因为从此诗名，无人再会益过他的了。”对此说法，陈定山十分愤慨，因为黄山谷终身推崇苏东坡，可谓不遗余力，固不独形诸诗句，且挂诸口齿矣。如云：“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又跋东坡《黄州寒食诗帖》云：“东坡他日见之，乃谓我无佛处称尊也。”因此定公怒气冲冲地说：“不知苏、黄交情如此之厚，推重如此之盛。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传说，也正是章惇、蔡京一般徒党造出来的谣言，用以诬毁前贤的了。”于是他为文替黄山谷辩白，因为东坡之死，消息来得迟缓，当时黄山谷在戎州连噩耗都未接到，怎会“色然而喜”呢？相应地对渲染艳闻以博取知名度的作品，定公会大加挞伐的，如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他认为绝非“诗史”之作，尤其是对后《彩云曲》，他话说得很重：“其诗猥媟，格律甚卑，其事亦得之道听涂说，不能引与前《彩云曲》并传，以视吴梅村的《圆圆曲》，白居易的《长恨歌》，更不可以道里计了。但齐东野人反而津津乐道。”定公衡文、论诗自有尺量，不为世俗流言所左右，可见一斑。

掌故一直是定公的拿手绝活，此书所编均为前书所未收之作（因与上海“春申”无关），且更加精彩，因为这些都是有关明郑及台湾的。如《台湾第一文献——记沈光文遗诗》，还有《闽明一代孤臣黄石斋先生殉国始末》《明鲁王监国史略》，均是前人所未道及者。戏曲亦是定公一生之所好，他亦可粉墨登场。其二夫人十云女士是唱老生的，在上海曾代过孟小冬的班。篇中的《历史与戏剧》除谈及许多戏改编自历史，但也扭曲或捏造了历史，另外，对来台的京剧演员分生、旦、净、末、丑，整理出一份名单，并留下他们在台的剧话，可说是非常珍贵的梨园史料。

陈定山吹笛，旁为二夫人十云女士

《谈艺录》整本几乎都是定公谈书画之作，他真正致力绘画大约在二十四岁，不过对书画有兴趣倒是起源很早，他弱冠时看三姨丈姚淡愚画梅而心喜之，曾问姨丈可否学画，姨丈曰：“画必自习字始，能写好字始能习画。”于是他以所写书法向其请益，姨丈认为他是不羁之才，岂仅能画梅而已，于是教他山水画诀。二十五岁那年，他竟悟出一项道理，一心想走“四王”（王时敏、王原祁、王石谷、王鉴）的路子。四王中本以王时敏辈分最高，王原祁、王石谷都是其学生，定公说他最爱王原祁，因为他的画在于“不生不熟之间”，不若王石谷太过甜熟。对学习国画，他认为还是必须从古人入手的，博古而后知今；若想摒古弃今，单以天地为师，那是不可能的。至于其中的秘诀，在于“摹、临、读、背”。所谓“摹”不是刻板地一笔接一笔地勾勒，而是将画挂起来，看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在自己的纸上对着画。“临”则只取其意思及笔法，即古人所谓“背临”，是活的，思考的。摹临之际既已分析并熟悉其格局，便可以将画中各种皴法、点法活用在自己画面上，这是熟“读”了的缘故。以后熟能生巧，进入组织、布局得心应手的阶段，便是“背”的充分发挥了。他又说：“意在笔先，物色感召，心有不能自已，笔墨有所不得不行，然后情采相生，欣然命笔。”“作画必须莽莽苍苍，深山邃壑，如有虎豹，望之凛然，似不可居；而仙岩秀树，蒙杂其间，出人意表，乃为尽山水之性灵，极文人之笔墨。”这些可说都是他习画的心得，原本是不传之秘，如今写出来也是想“金针度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画必须讲究笔、墨、纸、砚，定公也谈到，如果没有一支好笔，正如名将之无良骑，怎能使他画出好画呢？无好笔，纵有好纸亦是枉然。而在画画时“墨分五色”是极端讲究的，他说民国以来，用青麟髓（道洗墨），其次用乾嘉御墨。到了台湾，官礼御墨，也变了稀世之珍。断墨一丸，辄数百金，画家惜费，又不得不求之东京。他又说：“张大千早年学石涛、老莲，几可乱真。抗战时，潜踪敦煌石室中，胜利还沪，画风为之一变。我埋怨他‘为什么去向墙壁学？’大千笑说：‘好墨好纸都用完了，只好刷了。’由于找不到好墨好纸，而去向画壁讨生活，这是大千的聪明，也可以说他是玩世。”

《文心雕龙》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定公可说是做到了，因此他对前人作品的评论可说是精准的，甚至可以看出其作品脱胎于何人、出自于何派。当然这也归功于他对整个绘画史的钻研，他的《中国历代画派概论》长文是掷地有声的重要论著。同样，他的《读松泉老人〈墨缘汇观〉赘录》一文，几乎把故宫典藏和私家收藏的名帖都看遍了，才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他说：“或睹于故宫，或觏之藏家，无不精诚赫弈，千载如新。有宋两代名臣真迹，几尽萃于此，虽有二三佥壬，亦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矣。令人过目不忘，洵有以也。”

陈定山早在1920年即活跃于沪上美术界，筹办美展活动、主编。而1935年故宫博物院要挑选文物参加英国举办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他被聘为负责书画部十一位审查委员之一，可见也是借重他在书画的鉴赏能力。据学者熊宜敬说：“1947年9月15日至28日在上海市南昌路法文协会展出‘中国近百年画展’。配合这项展览，上海美术馆筹备出版了《中国近百年名画集》和《近百年画展识录》，由陈定山、徐邦达、王季迁等执笔，其中《近百年画展识录》，详载了每件展出作品的形式、尺寸、款识、钤印和收藏经过，并附画家传略，全书数万言，是1911年民国肇建后，第一本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画展图录。”我因此又特别找到他早期的三篇画论，读者可比较其与来台后的观点有否异同。本书广搜其有关艺苑散论，多达十数篇，均为他论及画人画事的不可多得之作。其中有画史的源流、绘画的理论、作画的心得，更有画家个人的传记，例如《民国以来画人感逝录》长文，他就穷三年之力，四易其稿（本书采用他的四稿），方始完成。至于《树石谱》更是画国画的基础理论，得其窍门，即刻进阶。最后定公对作画的结论是：“多求古迹名本，或多读书习字，或出观名山大川，觉胸次勃然，若有所蓄，郁郁欲发，乃藉笔写之。故画者，只是写自己一片胸襟耳。”堪称至理名言，不二法门。陈定山赏花图

定公少多才艺，得名甚早。壮岁久寓沪滨，驰骋于文坛艺苑，轻财任侠。渡海来台，除短期讲学上庠外，勤于写作，著述等身。然原本出于钟鸣鼎食之家，突遭国变，衣冠南渡，能不无感！于是他发之于吟咏，有《十年诗卷》《定山词》之作。人间何世，无限江山；听流水于陇头，见夕阳于故国。但定公一生原不只是诗人、词人、小说家、书画家，因此，兹书之编就，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他多才多艺的各个层面，亦为后人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