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夜游神》，孙一圣写了2次。第一次写了3万字，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题目”，于是整个废掉，重头写起。就像《邪不压正》里，姜文的一句台词：“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的这顿饺子。”孙一圣想出了一个题目，为它写了一篇小说。

《夜游神》属于主题性小说。孙一圣认为最好的主题性小说是《活着》。余华要写“活着”，写的却是亲人接连死去。“如果所有的亲人最后都活着，那不叫活着，那叫生活。”孙一圣接着说：“所以主题的选择很重要。”由此，《夜游神》也成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

01

只能从身边写起

《夜游神》的开头，孙一圣摘了3句话。这3句话摞在一起，占了半页纸。第一句出自契诃夫：“一个疯人认为自己是个鬼魂，一到深夜就到处走动。”第二句出自道教《净心神咒》：“三魂永久，魄无丧倾。”第三句出自佛教《楞严经》：“夜见灯光，别有圆影。”孙一圣认为第一句并不突兀，因为“契诃夫”是一种“文学宗教”。

小说里，毛毛是曹县一中的数学老师。她有洁癖，课前课后都要洗手，哪怕“洗掉一层皮也不在乎”。毛毛从不请假，只迟到过一次——厕所门关了，要出去只能拉门，而拉门后又得洗手，陷入死循环。于是，她迟到了整整一节课。直到下课铃响，有人开门，她才侧身闪出。写完毛毛的开场，孙一圣意识到，这是一个困在洁癖里的人，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事实上，这个细节是孙一圣的亲身经历。他在商场的卫生间里，自己的纸巾用完了，卫生间连厕纸也没了。面对关住的门，他张着手，指尖滴着水，等待推门而入的人。《夜游神》里的主角“我”，是毛毛的学生。课上，毛毛说：“人类发明十进制，因为我们只有十根手指。”听到这里，“我”甚至觉着，“人类所有的秘密都在这十根手指里”。

这是孙一圣想写的。“为什么是十进制，因为古代只能掰着手指头数，只能数到10。”孙一圣张开双手，他说：“如果人类只有9根手指，那么计数法就会是九进制。”他没有查过资料，但坚信“这个逻辑是通的”。“每个人都有过一些奇怪的想法，看起来很有道理，只是有的人说出来了，有人的没说出来。”他想把它写下来。

真实的想法包括：手机调到静音以后，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拿到手里，手机变轻了，好像失掉了重量；出门以后，总会疑心没锁门，不论走出多远，还是会折回检查，结果发现门锁了。比如坐车，如果两个人正在吵架，第一下猛拽安全带是拽不出来的，需要慢慢拉才能拉出来。还有一件刚刚发生在孙一圣身上的事，他下楼时踩过了每一级台阶，最后一步迈了2级。他折了回去，把最后一级台阶踩了一遍。

《日游神》是第四篇小说，讲了一对父子的故事。小说灵感来自于一则社会新闻，一名警察为独居老太太“驱鬼”。这则新闻具有匪夷所思的成分：“驱鬼”是道士干的事，然而她却向警察求助，最终得到了安慰。这是两个时代的黏合：“驱鬼”是早年迷信思想的残余，而报警则是现代社会“有困难找警察”的理念渗透。这个真实的新闻击中了孙一圣，他看到了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个看似矛盾的事件，拆解开看，却合情合理。

《还乡》里，“我”老是梦见死去的亲人，于是去算命，连掷了六回硬币。算完命，乡村医生告诉“我”，不是鬼的问题，该拜神了。临走前，乡医开了药——阿普唑仑，一种用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失眠，抗惊恐的药。孙一圣把两个熟悉的部分捏在一起：表面是求神问佛，而核心是现代医学。他见过赤脚医生开药，开的是护身符，让人放到枕头下，然而里面是有安神功效的中草药。

孙一圣第一次见识到日常生活的诡谲，是在上大学时乘坐的公交车上。学校放假，孙一圣乘公交车去火车站，半程上来一个人，他只有半张脸，另半张被烧没了。见过半边触目惊心的脸后，惊恐使他不敢再看第二眼。于是，他只能看向车厢里的其他人。下车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记住了所有人的脸和表情。在此之前，他乘过上百次公交车，却对这些完好的、正常的脸熟视无睹。

他只能从身边写起，写一点深深困扰自己的东西，写出生活中被忽视的一面。自序中，他写道：“有时候我们总觉着一天过于漫长，但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却觉得一辈子不过短短一瞬。”孙一圣解释，回忆过去几十年，人们想起的都是重大事件，比如出生、上大学、结婚生子，老人去世，所以常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孙一圣想让时间变得坚硬，让“一天”如同一根竹签，穿透“一生”这根烤肠。

02

写小说需要时刻警惕

《还乡》是在卫生间写出来的。2017年，孙一圣在北京，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冬天冷，暖气的热量微弱，不大的出租屋，只有床是热的。在床上写，进度慢，“一闭眼就睡着了”。屋里有一张简易长桌，是孙一圣在宜家花99元买的，刚好能塞进卫生间。把浴霸打开，他坐在马桶盖上，桌子顶着胸膛，坐得笔直地开始写。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足够暖和，又不至于睡去。其间，他坐坏了一个马桶盖，即便心疼，也只能再买一个新的。

“我是贴着小说写的，有时甚至把半个身子泡在小说里，以至于不得不写一段歇一段，透口气。”孙一圣见过一张画，画的是卡夫卡半截身子埋在文字里。他想到了自己写作的状态，就像水涨到胸口，大口大口喘着气，抵着水往前走。同时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稍一用力，就踩破了稿纸。

孙一圣把写小说比作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保持“真”的状态很难，因为廉价的道理和情感容易趁虚而入，让语言陷入虚假的泥沼。写《山海》时，他感到“很多东西蜂拥而来，特别是生活四处蔓延，能够隐约体会到一种宽度”。他写了大片大片的景物，试图让文字漫过小说的边界。未来，他想写一部没有人的小说，只有景物。

“你会发现，只要去写一个执拗的人，很容易出故事，就像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孙一圣讲到了这篇经典小说。贵族小姐艾米丽发现，爱人无意与自己成婚，便将其毒杀，和尸骨同床共枕40年。他在小说《日游神》里也写了一个“执拗型”人物。辅警马贼在宁三秀家“驱鬼”，他没有资格配枪，只能用擀面杖敲了三下铁锅，模拟枪响。三声“枪响”过后，他突然理解了父亲。

“小说过于理想化了，现实世界里不会这样。”他观察过很多对父子，多数是沉默的，彼此交流很少，各过各的。以前类似的执拗型人物，孙一圣经常写，现在会尽量避免。一方面，因为执拗型人物缺乏普遍性；另一方面，因为这一类人物容易出故事，“有偷懒的嫌疑”。

《夜游神》里，毛毛有双重身份：白天是数学教师，晚上则走进不同的宾馆。在警局录笔录时，她说出了真相：她有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地不能拖，只能跪在地上擦，电饭锅内胆里有一滴水，母亲就会尖叫，甚至连垃圾桶里的垃圾都要摆整齐。她不想待在家里，只能出门。

在高压的亲子关系中，如果没法扛住，孩子就会“断掉”。在毛毛的成长过程中，有过许多这样的时刻。面对死亡，她恐惧，于是后退了一步。抛开性别来看，毛毛也是小镇青年的缩影，他们在故乡痛苦、挣扎，却无法全然离开。孙一圣回忆起家乡曹县，和许多的小镇一样，街边是棋牌室、KTV、盲人按摩、洗脚店，很多人在牌桌上打发时间。他看到的是，小镇人无处安放的精神需求。“在一线城市，你可以看话剧、歌剧、球赛，去博物馆、游乐场。但在小镇，只能打牌、打麻将，没有太多选择。”

“冬至早过了，北京还没下过一场雪。我去买水，回来路上平白跌了一跤，水桶摔破了，水都洒掉了。我因此告假，与妻回到久违的故乡。”这是《还乡》的开头，通篇是“妻”，而不是“妻子”。每写完一大段，孙一圣会停下来读几遍。他特地选了个单字。“用‘妻子’会有棱角，就像在路上出现了一块砖，会把人绊倒、磕伤。‘妻’也有起伏，但这个起伏是圆滑的。”孙一圣解释完后问：“你能感受到吗？”

03

一个人也能做成的事儿

“我没想到，死人火化也要排队。我们这样的小小城市，一天竟然会死这样多的人。”《山海》里，亲人的意外去世，死因未明，遗体在警局放了10年，“我”和三叔抬着担架排队火化。这句话也属于孙一圣想写的范畴，“属于没经历过，一定不了解的事儿。”

在老家，孙一圣的父母卖殡葬用品。他和姐姐从小叠金元宝、摇钱树，扎金山，一箱箱地叠。父母不在店里，他也帮着卖货，只有布不大会卖，因为卖布得拿尺子量，花圈、冥币都能卖。“跟正常做生意差不多，卖一打阴票（冥币）跟卖一块豆腐似的。”在他眼里，家门口摆的花圈，和服装店门口摆的衣服没有区别，都是从厂里进的货。

干这一行有规矩，买家不能讲价。也有讲价的，但大多数不讲，因为着急。“老人没了，这是个急事。”孙一圣讲到，还有一种情况，上门的人是帮忙，帮主家买东西，花的不是自己家的钱，自不必讲价。在当地，“主家”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家里有丧事的人家。

父亲开灵车，车子报废得很快，换了七八辆车。因为是拉人，不是拉货，拉着不沉，因此他总是去汽修厂淘快报废的金杯车。买回来以后，父亲要“改装”一番。两边扎上黑布，车头挂朵黑花，下面有坠下来的穗子，在车顶装上大喇叭。

一进村，父亲就把扩音器打开，整个村就能听见《百鸟朝凤》的哀乐。“主家一听，就知道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装潢得越好的灵车，越能要上价，“别人家的车要80，你就能要120。”哀乐越响越好，主家觉得有排场、有面子。

孙一圣没告诉过父母，他怕过灵车。和别的不同，那是实打实拉过遗体的物件。那时他上初中，父亲开始出车，没活儿的时候，车子停在院儿里。有几回，院子里就他自己一人，风一吹，落叶卷起，灵车纹丝不动，他的后背一凉。

村里就他们一家卖殡葬用品，隔壁村的人也到他家买。那时候，“垄断”这个词还不时兴。他不觉得“独一份”有多重要，“你家得穷成什么样，才愿意干这个。”小时候，家里总搬家，爸妈一个屋，姐姐一个屋，孙一圣睡厨房。

厨房储粮食，粮食多，老鼠就多。晚上，他在厨房打地铺，老鼠就从被面上跑过，一会一只，一会一只，夜里总能听见老鼠爬过的“刷刷”声。有一次，几只老鼠一齐从脸上跑过，闹得他惊醒。于是，他快速从脸上抓起一只老鼠，扔到墙上。第二天，孙一圣起来一看，老鼠死了，被他拍死在墙上。

大学毕业后，孙一圣干过酒店服务员、水泥厂保安、化工厂操作工。酒店服务员干得最长，干了一年，其他都是半年，或者是三个月。父亲看他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说“别出去了，就在老家”，于是给他找了水泥厂的差事。在老家，孙一圣的选择不多，要么是考公务员，要么是花钱打点关系进个好单位。

在水泥厂待了半年，他实在待不下去，于是跟父亲商量。给他一年时间，要是再赚不到钱，他就回来。即便提了，他心里清楚，这不过是缓兵之计。那一年，孙一圣还在郑州，在郊区租了一个单间，房租每月100元。

写小说最初的动力，也与此有关——如果发表了，能有一笔稿费。后来，孙一圣到北京，在出版机构当编辑。他承认，白天上班不专注，“没办法，脑袋里都是小说。”晚上总熬夜写作，上班时也打不起精神。编辑的案头工作，没比体力活轻松——编辑得与作者频繁沟通，同事间需要协作。总之，不能一个人待着。因此，编辑工作他也是做做停停，大约是干一年停一年。

就像抓起那只扰人睡眠的老鼠，孙一圣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小说不一样，写小说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我不需要跟别人交流，一个人就能搞定。”从2019年开始，他开始全职写作。写完一篇小说，就投给杂志，发表不了，他也不急。“攒着呗，以后留着出单行本。”于是，攒了5个故事的单行本《夜游神》就这样出了。

对话

孙一圣& 好书探

大残酷会把小残酷吞没

Q：你是有洁癖吗？

孙一圣：不是洁癖，是强迫症。看起来像洁癖，其实只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强迫症很多人都有，只是表现不太一样。

Q：《还乡》里写道：“我与妻又玩了大概三尺时间，很快厌倦了。”“三尺”时间是多久？

孙一圣：有点通感的写法。我是用空间展示时间的流动。我们知道3小时在表上走了几圈，但3小时到底是多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我只是觉得，时间有大概三尺那么长，具体是多长，我也不知道。

山海里面描述海里面的一块巨石头，也有过类似的话：

独独有一块巨石矗立海中，四四方方，纹丝不动。仿佛它长一百年，宽一百年，高也一百年。

这100“立方年”的石头到底有多大，我也说不出来。这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只是一种直觉的感受。

Q：《夜游神》有一个“武松”，这个武松不是从《水浒传》里来的。

孙一圣：对。武松是主角内心想成为的一个人——一个毫无顾忌的人。但是因为主角性格的懦弱，牵绊太多，他又成为不了。最终武松因为过于张扬，横死郊野。在小说里面，这象征着主角内心的死亡。

Q：《夜游神》的主角好像有点阿Q精神？他在楼上看同学打篮球，会想到“以至于我伸出手来，也能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随便两根手指，便能轻易齐齐捏死他们。”

孙一圣：不是阿Q精神。只是一种视觉效果，现实世界不大可能有真正的大人国、小人国，影视表达上比较容易实现，摄影里也有某种角度上的视觉性错位。我想从文字上也展现一下这种观察。

Q：有一段特别唯美，讲的是男主角逃课，翻墙回学校，在墙角撞见“不食人间烟火”的数学老师抽烟。“啊，她竟然记得我的名字，叫我浑身一颤，满血沸腾。毛毛不慌不忙，悠悠吐出烟雾，盯到我后背一凛。这条路很短，走起来却那么漫长。”

孙一圣：这是一个心理的流动瞬间，男生碰见喜欢的女生就会有无尽的想象力，当然得是喜欢的。男主角正在青春期，他其实把毛毛当做一个性幻想对象，有一种不可触摸的圣洁感。

男性在年轻的时候，无论怎样去想象女性，这种想象都不是真实的。真正的理解要通过生活，比如两个人走向婚姻，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生活，才有可能互相理解。当你真正理解了妻子，才能普遍地去理解其他女性。在《山海》里，我就写了一个试图理解的过程，虽然那个丈夫最终也没能理解。

Q：《山海》里有一段，也写了漫长。丈夫在开车，妻子在车里。丈夫想“但我有种错觉，我们永远也到不了，只能永远行在路上，而且是在以刚才的速度倒退。有句话叫，道阻且长。”

孙一圣：毛毛那里是美好，但这里是生活毫无波澜的绝望。

《山海》的他在事业上失败，家族关系一地鸡毛，婚姻也发生了危机。他和妻子一直在争吵，中秋节他去找他爸妈，妻子回自己家。即便努力弥合，两人还是一直在争吵。他和妹妹也疏远了，妹妹的婚姻也出现了变故，包括他的父母在新房住得不习惯，都是事情。

Q：“我”对毛毛似乎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比如，他给生下来的女儿起名叫毛毛。

孙一圣：在我的想法里，女儿的名字“毛毛”，并不是老师的“毛毛”。只是事情到了这里，他要取名字，隐约想到这么一个名字而已。

人一生经过的事太多了，有些会忘，有些不会忘。一些已经忘掉的东西，反而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他自己也没意识到。

这也是主题小说的一个弊端，会让人丧失对时间的判断。如果要把人的一生放在一篇小说里，只能截取重大事件来写，所以你会觉得，毛毛给他的影响很大。其实他们分开已经很多年了，他有可能已经不记得这个人了。

Q：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主角——一方面努力赚钱养家，会给上幼儿园的女儿补裙子；另一方面对婚姻并不忠诚。妻子对此似乎也不在意？

孙一圣：也不是不在意，可能是生活里有更大的残酷在等着她，大残酷会把小残酷吞没。

更大的残酷可能是生死，可能是生活本身，或者就是具体所指，比如贫困。

说起贫困，从小我家条件也不太好，经常借钱。除了我们家、我们村、隔壁村，没几户是富裕的。上学时交学费，虽然我父亲每次都不拖欠，但是班上总有那么几个人永远交不上。那时我有种奇怪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没钱呢？当时在上学，我很不能理解，没钱就是没钱的现实。

我在小说里写到，孩子要上大学，爸爸带孩子去借钱。孩子觉着很没面子，家长却从不考虑孩子的感受，也没精力（顾不上）考虑孩子的内心感受。

为什么家长要带孩子去借，而不是自己去？原因只有一个，不带孩子借不着。小孩子不能体会大人的艰辛，小孩除了面子，没有别的考虑。

如果一个人一路走来，从没遇到过生存压力，要么是运气好，生在衣食无忧的家庭，要么是没长大，还没有长大到足以碰到更残酷的事情。人生够长，残酷也会够多。

Q：“更大的残酷”可以展开讲讲吗？

孙一圣：刚才提到了死亡。不过，有些东西可能比死亡还令人唏嘘。在农村，如果家里有老人没了，你觉得子女是什么反应？是难过吗？是开心吗？

我觉着很大程度上，不是伤心，是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死掉了”。子女想的是自己解放了，不然（老人）死也死不掉，拉屎拉尿还得伺候他。老人一旦死了，全家轻松，一大家人就像弹簧一样，一下子突然蹦起来了。以前是被压着的，把腰压弯了，老人一走，突然就挺直了。

一个浅显的道理容易遭人唾弃

Q：写小说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孙一圣：我想写的是生活的真相，一种普遍的真实。无论外在打扮得多么精致，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很粗糙。粗糙，就是不假思索，对生活没有思考，没想过为什么会这样，生活不能引起人的好奇。

生活很苦，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就为了这个苦吗？说俗一点，就是苦中作乐。怎么作乐，就是留住一些瞬间。有些瞬间往往能击中心灵，不至于让自己自杀。我有过很多想要自杀的脆弱瞬间，无论顺境困境都各有一种自杀的逻辑，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这样。我在日记里记过这么一句话“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精神（或者生活）危机”。我觉着是一种与自杀完全相反的瞬间救了我。

写小说之前，我也没意识到。写小说以后，我发现这样的瞬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会尽力寻找一些瞬间去写。而不是去写故事，故事都是经过提炼的东西。生活是生活，生活里没有故事。

这么说起来，在这本小说集里，虽然《夜游神》这篇故事性最强，对我来说它反而是一个个瞬间向前推进的叙事。像《还乡》和《山海》虽然看起来散漫自由，却是以事件推进的叙事。

Q：有一段开头，我看了几遍才读懂。书里写到毛毛上课，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毛毛的花脸刚刚并不是花脸，脸上无意中涂了一抹粉笔的白色，使她多了一分俏丽。”

孙一圣：我有一个习惯，写一段话的开头，其实故事已经行进到了中间。这个开头其实不是开头，我给它起名叫做“断头句”。

“毛毛的花脸刚刚并不是花脸”，故事在这句话之前已经发生了：有可能是她手上有粉笔灰，不小心蹭了一下脸，也可能是挠了一下脸。我只是没有写出来，留给读者自行想象。

Q：这么写会不会很累？

孙一圣：是很累，每次一个自然段的开头都要想很久。我只能说是尽量做到吧。

Q：有一些心理描写可以讲讲吗？比如，“她骂我们每个人，我觉着她只在骂我一个人。”还有，妻子说她不吃狗肉，我“突然觉着，我是不是也需要戒个什么来不吃一吃。”

孙一圣：这就是人普遍会有的一种心理活动。把这种普遍性写出来，读者会有认同感。

这是一种我们人人都会有的，转瞬即逝的想法，不写下来，有可能就被放走了。我写这些纯粹是为了让小说更有细节性的绒毛。

Q：《日游神》里，爸爸说：“这第一只鬼，知不道该去哪里，整日游荡在太阳底下，便是叫做日游神。”这是为了扣题吗？

孙一圣：巧合。正好能扣到题，一般情况下我不扣题。这篇原来没有儿子的故事，只有父亲的故事。父亲也是警察，年轻时丢了一支枪，枪里有3颗子弹。因为丢枪工作没了，他一直在找枪，一直没找到。后来父亲去警察局自首，去了3次，每次都说自己枪杀了1个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找到了枪。

这里面还有一个宁三秀的故事。年轻时，她和丈夫还没办婚礼，他就去参战了。老了以后，她一直闹着要给丈夫恢复党员身份。因为没办婚礼，妻子的身份没有得到承认。她想通过这件事情，间接证明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一直等丈夫回家，宁三秀出现了幻觉，觉得“自己家有东西”。上面这两个故事逻辑是一样的。

一开始编辑问我，要不要把儿子写一写。当时我一口回绝，实在是写不动了。过了2个月，快要下印厂了，我突然想到警察驱鬼的新闻，觉得可以放进去，赶紧快马加鞭，花了3天写完。重写之后，主题都变了。原来叫《漫长一枪》，主角是父亲，后来改成了《日游神》，主角也变成了儿子。

三声“枪响”以后，3个人的故事同时得到了解决：儿子理解了父亲，宁三秀驱散了心魔，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是儿子帮他实现了心愿——开了迟迟未到的三枪。故事更完整了，更易于拍摄电影。

Q：《夜游神》里有一句话，“我们使用的词语逐年递减，一些词不被说了以后，这个词就灭绝了。”这是你最想说的内容吗？

孙一圣：其实我不太喜欢这句话。它在小说里，应该是被删掉的东西。因为它讲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这个道理很容易让人唾弃。这种名言警句式的句子，包括“说道理”和“下论断”在小说里是大忌。

之所以没删掉，是我觉得“可以放任一点”。《夜游神》是一篇主题性小说，这样的主题可遇而不可求。再说它也不是一个多么经典、无懈可击的小说，我允许它有一点缺陷。

Q：《还乡》里，爷爷说：“人不能老活着，总得死。”这句属于“浅显的道理”吗？

孙一圣：这句话我还蛮喜欢的。你猜测我不太喜欢，可能是觉得，这句话不太像爷爷能说出来的。

这确实不太像“爷爷”能说出的话，不过这是“爷爷”储存了很久的一个状态，他有可能说不出，但是我用这样的话能够准确描述出他这种状态。小说的对话不是非要写出原始的真实的对话状态。对话也是一种充满变量的书面语。这一句就是经过修改的书面语。

Q：《夜游神》里所有的“没有”，都用“冇”（mao，三声，意为“没有”）替代。“冇”是四川方言吗？

孙一圣：“冇”应该不是四川方言。不过，我的想法是，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可以偶尔用一两个词，不是生僻字；只是没有经常用到的字。特别是方言放到小说里，可以让句子更活一些。

四川方言我也不熟，只记录过一点点。几年前我去参加周恺的婚礼，在四川待了几天。听到他们聊天，感觉很有意思，有的听不懂，听得懂的有时候，我会把有趣的拿本子记下来。

Q：《夜游神》里，一个姑娘报电话号码，“103爱3个妻四把伞哎”。

孙一圣：这个应该也不是四川口音。那是我家以前的电话号码，随手拿过来用了。（电话）早就不用了。

和以前相比，有本质的改变

Q：《还乡》里“我”说：“有窟窿的烧给鬼，没窟窿的烧给神。”老头说：“现在没几个年轻人晓得这个了。”乡村的殡葬风俗讲究还是很多的。

孙一圣：农村这种规矩很多。我们家是零碎地卖香、卖冥币，还有纸扎的摇钱树和金山银山。我和姐姐从小跟着父母叠元宝。卖东西也有讲究，不能自个儿卖、自个儿用，付钱也不行。如果是亲戚来了，也得给钱，不能白拿。守灵的时候，香是不能断的。到了下葬，所有人的生辰八字都要看看，犯冲的就不能去。

我在《人间》里写到，母亲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这也是一种习俗。她不想死，但又快死了，于是给自己办一场葬礼，骗一骗阎王、黑白无常，不要把她的魂勾走，让自己活得长一点。

Q：还有什么是，只有干这一行才知道的？

孙一圣：半夜来的比较多，几点都不一定。一年四季里，冬夏两季比较多。冬天比较冷，尤其晚上更冷，有的老人挨不过去。这是一个感受。

老家外面是门市，中间隔着很大的一个院子，我爸妈住在二楼。要是半夜来人，敲门不应，他们会喊人。再叫不应，牌匾上有电话，他们才会打电话。

后来我爸开灵车，去废旧处理的车厂淘车。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淘回来一辆救护车。因为医院有制度，到了一定年限车要换新，以保证救护车是最好的状态。这辆车以前是救死扶伤的救护车，到我家之后就变成了拉死人的灵车。

Q：为什么想写作？

孙一圣：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不足以促使你去写的。

有可能是工作挣不到钱的压力，再加上高中时读的小说多一点，有一个理解小说的基础。工作以后再捡起来，要比捡数理化要容易一些。大概就这样。

之前还在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晚上九十点钟开始写，一直写到十二点、一点左右，状态好写到两点，再晚到三点就不行了，太晚第二天起不来。那个时候，连续熬一两个月差不多写一篇小说。

现在支撑着我写下去的动力，应该是想写出新东西，令自己满意的新东西，尽量使自己更上一个台阶。

Q：之前和现在的写作状态有不同吗？

孙一圣：有本质的改变。写《你家有龙多少回》的时候比较直接，更注意把故事说清楚，现在更注意写生活。现在写的时候会更放松，不像之前那么紧张。

Q：写不出来怎么办？

孙一圣：硬写。临时想到的东西一定要写下来，以前还要上班，晚上至少要写500字。没有灵感就硬写，往前硬推，写了一点，第二天可以再改。即便是第二天再改，也比凭空想要好。

现在好的时候，一天能写两三千字。我一般从下午一两点开始写，写得顺利的话，晚上五六点、七八点结束。状态不好，写不到1000，那起码写三五百字。

Q：写作的时候，有什么习惯吗？

孙一圣：我还好，没有什么特殊的习惯。写之前必须十分清醒，比如洗完澡才能写，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很正式了，才开始写。这不是沐浴更衣，什么仪式之类。洗澡主要是为了清醒，昏昏沉沉的没法写。

Q：怎么面对外界的一些评价？

孙一圣：尽量不看，好坏都不看。

Q：你和阿乙老师认识很多年了。

孙一圣：恩，差不多有10年。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即使是同辈人，我也很发怵。从小就这样，可能是性格原因。面对长辈，我更不太敢说话。阿乙是长辈，加上之前是我工作上的领导，就更不敢说话了。近几年因为住得近，经常在一起写东西，才慢慢好些。

Q：今天出门接受采访，会觉得有障碍吗？

孙一圣：有出门的障碍。也不是非要在家，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在哪都行。

只要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聊得多了，熟悉之后会缓解一些。主要是说话好累。有时候我就想，导演一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种，需要社交很厉害，得协调很多人。写小说不是，写小说是一个人也能搞定的事。新书出来了，要去开新书发布会，我至少也要心理建设2天，正式开始前的半小时、一小时会更紧张。

Q：有没有人说过，你和阿乙老师长得很像？

孙一圣：好奇怪，好多人这样说过。我觉得不像，我觉得我好看，起码好看一点点吧。（说着下意识向四周望了一望，好像害怕阿乙突然从背后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