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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蒙·加尔古特谈《诺言》
来源:澎湃新闻  | [英]托比·利希蒂希/采访  盛韵/听译  2021年11月29日07:50

最近几个月,全世界的出版圈都在感叹:今年非洲文学杀疯了。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后,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收获布克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穆德·姆布加尔·萨尔收获龚古尔文学奖。加尔古特写了九部小说、四部话剧,是各大文学奖的常客,曾两度入围布克奖短名单。《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小说编辑托比·利希蒂希(Toby Lichtig)在2021年布克奖宣布后第一时间采访了加尔古特,请他谈谈获奖小说《诺言》(The Promise)的写作背景。《上海书评》获授权翻译该访谈以飨中文读者。

2021年布克奖作品《诺言》

您拿过不少文学奖,这次得布克奖有什么不一样吗?

加尔古特:媒体已经炒疯了,我还在消化中。今天才是拿奖第二天,也许你过段日子来问我我可以答得更具体。不过各种迹象表明,的确很不一样。

那我们直接进入小说吧,《诺言》跟随了斯沃特(Swart)一家三十年的历史,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行将就木的八十年代一直写到近年,这个家庭是怎样的呢?

加尔古特:这肯定不是个井井有条的好人家,很多评论者觉得我在写自己的南非家庭(译注:Afrikaan,南非白人,旧称“布尔人”,说为方便各种族人与荷兰人沟通而创的“南非语”,旧称“布尔语”),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做的是各种混合。《诺言》里的母亲瑞秋是犹太人,更倾向说英文,不过她嫁了个南非白人玛尼·斯沃特,所以他俩的孩子们都说双语(英语和南非语),也混着不同的信仰。这在南非是很典型的现象,尤其是南非白人家庭。我不知道英国读者会怎么看,但南非肯定不是方方正正铁板一块,有很多混血和混文化,我的小说想反映的就是这种“杂”。

瑞秋临死前重归犹太教,好像背离了她的南非白人家庭。

加尔古特:这里有一点本人家庭的影子。我母亲出身基督教徒,在嫁给我父亲后改信了犹太教,为了教育孩子,她觉得一家人共有一种信仰比较好。我父亲从不严格践行教义,我母亲也没有坚持到底,我两岁时入了犹太教,但从来没接受过正规希伯来语的宗教训练。大家就得过且过。

去年您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过一篇评安德鲁·哈丁(Andrew Harding)的《这些人可不是绅士:两个死者,四十个嫌犯,击垮一个南非小镇的审判》(These Are Not Gentle People: Two dead men. Forty suspects. The trial that broke a small South African town)的书评,其中提到了一些自己的家庭背景,也提及了暴力,以及南非白人的心态。玛尼·斯沃特有那种心态吗?

加尔古特:我给你们写的那篇书评把很多人吓到了,我父母离婚后,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南非白人(那年我九岁),他经常揍我们,暴力是我成长经历中最扎心的部分。我们在家必须说南非语,如果不说就会吃一顿老拳。《诺言》里的一家之主玛尼没有那么暴力,但是我希望能写出那个时代弥漫在空气中的暴力氛围,即使没有拳头落在身上。玛尼这个人物有我继父的影子,可以说是他的“暴力缩水版”,在信仰上也远比我继父虔诚多了。

暴力的确在小说中挥之不去,三个孩子里的老大安东参军后亲历了暴力事件,心理受了很大的影响。

加尔古特:那个年代南非的年轻人都要义务服兵役两年,这意味着许多人被迫去北方边境(现在的纳米比亚)参与种族战争。而在南非国内,种族隔离政府对黑人城镇的社会动荡处置严厉。安东属于后一种情况,他在黑人区想也没想就射死了一个女人,负罪感跟随了他一生。我本人在空军服役了两年,很幸运没有经历这种境况。但我有朋友经历过,一个没有心理准备的年轻人突然被扔到极端对抗的环境里,你不杀人就可能被杀。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奇怪的是,南非社会很少讨论这些。这是南非历史中未经消化的部分。相比之下,我每每惊讶于美国人对越战的痴迷,那场战争对美国人心态方方面面的影响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南非社会总体而言对暴力及其导致的伤痛避而不谈,只有些零星的纪录片和电影,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如果讳疾忌医不好好处理这些隐痛,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暴力。

小说里的三个孩子安东、阿斯特丽德、阿莫尔很不同,您能谈谈这些人物尤其是这俩姐妹吗?

加尔古特:我写这小说也在努力尝试描摹南非社会中女性的处境。传统女性的角色相当令人不安,整体环境是极度父权制的,外加种族隔离的等级意识。在这种社会中,女性只能操持家务,不停生孩子,无法为自己做主。明显的例子是阿斯特丽德,她整天操心的是自己的外貌,担心自己的安全,对政治和周边社会的境况毫不在意。小妹阿莫尔则更为神秘莫测,如果说这小说有个道德中心,就是她。故事的核心是一个未兑现的诺言,阿莫尔是全家唯一一个上心的人,在故事发展的三四十年中,只有她时不时提醒大家为何还不兑现诺言。从这个角度说,她是道德指路牌。但我也很警惕,不要把她写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女英雄,让小说掉进好人坏人的窠臼。她有道德感,但并没有迫使别人兑现承诺,她的整体形象是比较神秘的、模糊的。如果是传统小说,英雄主人公肯定要一诺千金为人表率,这不是我要写的。阿莫尔小时候被闪电劈过,亲戚都觉得她有哪里不对。也许她是有哪里不对吧。

也可以说她从小就被区别对待了,这种看法一旦成型,就很难再改变。

加尔古特:但看法在小说里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化,小说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大概跨度是十年左右,先是少女阿莫尔,然后是女大十八变,出落成美女的她威胁到了整日关注容貌的姐姐;接下来美貌衰退,她成了普通的中年妇女,少了威胁感后,她成为人们愿意倾诉的对象。

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您小说的音色变化,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声音,您是怎么做到的?

加尔古特:我想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声音,不光是选择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书写,还有你选择用过去式还是现在式、人物的语调和语气,我都得仔细去琢磨。我认识一些作家天生就知道该用哪种语调去写,但我会花上点时间。《诺言》是以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开始的,因为这本书有许多人物,打破了我之前小说聚焦于一个中心人物的模式,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找到正确的语调或人物切换间的语言变化。当中我停了八个月的时间,去做电影剧本,剧本完工的那一天我回到小说稿,人物对话就像电影一样出现了。电影对话跟小说很不一样,因为你得考虑在镜头里如何呈现。于是我开始做实验,在不同人物间剪切,先是对小说的主题——也就是时间以及时间的流逝,在时光面前,没有一个人物比另一个更重要,你、我、首相、马路上的狗可以身处同一个瞬间;其次我可以把许多不同的声音同时呈现,这与南非的气质很契合,南非的声音是一种不和谐的大合唱,根本不可能只用一种声音来呈现这个国家。

您曾经说过,小说的叙述者就像一个附加的人物,他会突然对读者说话,这很有趣。他是怎么样的人?积极的、愤怒的、听天由命的还是?

加尔古特:如果是传统小说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也会有一个讲述者,但一般来说作者会尽量淡化这个讲述者的存在感,不会很突兀,读者看故事也好似透过一层磨砂玻璃。但如果像我这样跳来跳去,就需要叙述者带着读者在人物间切换,所以叙述者就很难做到没有存在感。这里也牵涉到小说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比如电影、戏剧会通过画外音、旁白之类的方式去提示观众——“我们现在要开始讲故事了”,而小说一般会避免这样。我这次索性在小说里也这样写了,直截了当告诉读者你们在听故事。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叙述者未必是同一个人,所以ta的语调时而同情,时而嘲讽,时而跳出小说指着读者数落一番,ta甚至不必是人类——有时候ta会站在异类的立场上去评判人类行为。读者可能会好奇这个叙述者是哪儿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其实ta只是在提醒你读到的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被故意放在了一边,就是女佣萨洛梅,她既是小说的题眼(主人家的承诺是给她一间房子),又几乎看不见,我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巧妙,但也招来了一些批评,比如亚当·马斯-琼斯在《伦敦书评》上说“萨洛梅的单薄存在”。对此您怎么回应?

加尔古特:根本上说这与南非社会有关。我当然可以像写白人一样写黑人的心理,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但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把不正常的东西正常化了,好像黑人和白人在社会里有平等的立身之地似的。如果我像写别的人物一样写萨洛梅的内心,她就仅仅作为一个人物而存在,但其实她比其他人更重要。我的逻辑是,通过写她身边的人怎么看待她,读者能明白南非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在南非,白人不会把黑人当成完整的人,虽说种族隔离已经结束快三十年了,但社会和人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萨洛梅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黑人,一文不名,完全没有发声的可能,新南非的问题正在于没有为这些人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从文学角度说,作者会尽量赋予每个人物鲜活的感性,但我要让读者注意到萨洛梅的缺席,意识到她没有自己的声音。如果读者注意到叙述者到处跳来跳去,他们也会注意到为什么叙述者从来不去萨洛梅那儿,为什么会有一块空白。

我也考虑过一种写法,让萨洛梅在小说结尾一吐为快,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让叙述者直指读者:如果你对她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你并不想知道,也根本不关心。

宗教是小说的一个主题,瑞秋是犹太人,玛尼则越老越虔诚。您能谈谈宗教与南非政治的关系吗?

加尔古特:种族隔离制本身与加尔文主义有很深的联系,我在小说中也有所指涉。现在的南非,特别是我居住的开普敦,离谱的新纪元主义很泛滥。出于务实的考量,我在小说里用了四个葬礼作为讲述的工具。自我重复是很无聊的,如果四个葬礼都是一个宗教,恐怕我和读者都受不了,所以我用了不同的宗教。最后一个葬礼就是新纪元主义的,我忍不住找了点乐子。

您在小说的题词里说希望人们能更严肃地看待非洲文学。最近几个月真是非洲文学大丰收,您得了布克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穆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法籍塞内加尔裔作家大卫·狄奥普(David Diop)得了国际布克奖,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得了诺贝尔奖,您推荐哪位当代非洲作家给读者?

加尔古特:挖坑的问题,我得小心呐。你提到的这些名字我都很推荐,我也得承认自己对非洲文学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根本问题在于非洲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太少了,南非大概已经是最好的了,除了尼日利亚外,很少有非洲国家能给作家提供像样的展示舞台,书店也很少。所以非洲作家大部分依赖欧洲提供平台,这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因为基本上你是被输出包装之后再卖回本土。我希望近期的国际关注不仅能带来更多的西方读者,也能带来更多的非洲本地读者,推动本土政府对文学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