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期，笔者读到两封致徐中玉（文艺理论家、作家、教育家）的信函，颇有意味，它们也存在勾连，因此撰文陈说。

一封是刊在1938年《春云》杂志第4卷第1期的《论重庆文艺活动兼致徐中玉先生》，作者李华飞曾求学于早稻田大学，入过“左联”东京分盟的诗歌社、中华全国抗敌文艺家协会。事件的背景是：时在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就读的大四学生徐中玉对重庆文坛不满，作文批评，《春云》杂志主编李华飞刊布公开信辩解。徐文《文艺活动在重庆》登在《抗战文艺》1938年第1卷第10期，他谈到“新都”重庆是繁华喧闹的，但文艺空气十分稀薄，“只有几家报纸的副刊在这里支撑着热闹”。抗战以来，重庆的报纸多了起来，总不下二十家，重要的五家均设有副刊，这些副刊是综合性的，分布着各种性质、各种题材的文章，只要有抗战意义的都收，这种兼收并蓄的现象在全国副刊界是普遍的，也是必要和正确的。自然，它们登载的文章不能尽称为文艺，或者多半不能称为文艺，多是各种事件、现象的单纯的报告，再加上大部分作者缺乏文艺素养，文章的文艺味道很淡，从新的观点来看，它们不是成熟的文艺，而是报告文学的萌芽。他对几个副刊以及主编的风格分别作了点评，又提及单行的刊物，如《春云》“编者是当地几位青年作者。内容很杂，是还待努力的。他们的苦干精神，甚可佩服。”他分析重庆文艺活动衰微的原因：一是原来的基础太差，作为商业都市的重庆在文化活动上一直很落后，即便是知识分子也少与文艺结缘；二是虽然到重庆的文化人和作家不少，但因事业和生计的关系奔逐无暇日，难有精力顾及；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联络和组织。实际上，重庆是极其需要文艺活动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涌入越发多了，为推动文艺活动的开展造就了有利条件。最后，他提了两个建议：文化人和作家来个大联合，成立一个中心组织，便于造成声势、形成合力；把丛集在武汉的刊物分散一些到重庆，以浓厚文化氛围。

李华飞在回应中指出，许多新至的文艺家认为“重庆太寂寞了”，自己及朋友早有同感，并讨论过“如何才能使重庆的文艺活动活跃起来”的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首要原因就是“谁能给我们出版？”重庆没有一家书店愿干亏本生意。而编辑《春云》最大的困难是人事缺乏，似乎除了商人以外，重庆就找不到爱好文艺的了。他觉得有必要将重庆文坛的荒芜情况报告给全国努力于文艺的友人，得到一些帮助，加速文艺嫩苗的复活。他批评一些作家在重庆待的时间不长，涉及也不广，同时出于“地方刊物，没有好东西”的心理而鄙视地方刊物，一心只想“向上爬”，投上名刊物，一举成名，“最近看到徐中玉先生的《文艺活动在重庆》一文，我再忍受不住这沉默。尤其是徐中玉先生对本刊又曾赐给一些尊贵的指示，我在读阅之余，不得不补充几句，本来徐先生已说得很详细而且中肯的。”他谈到要在重庆找一个纯文艺刊物（副刊或杂志）实在不易，副刊不被重视不自今日始，文艺版在抗战后萎缩得更厉害，客观上是因为副刊完全建筑在消闲者身上，假如你向人家讲常在某报副刊写文章，总有人投以鄙夷的目光，副刊的重要性依然被埋没在有色眼镜的暗影里；主观上，新文学家未能扫除旧势力的盘据，基础没有打稳，领导文艺运动的先进们没有听到“推进地方文艺运动”的呐喊，更没有实践家，他们徒知守在上海、北平等大都市天天做着“名利梦”，导致了文学的畸形发展，到后方看见地方文艺如此落后只是叹息和鄙夷。到重庆的文艺家没有一个抱着推行地方文艺运动的使命，作家到后方来是逃难，甚至享乐的，他们只要成名，努力写几篇文章呐喊呐喊就够了，至于可能遭受困难与艰辛而去组织一个团体的事，他们是不会去做的，不如坐在家里写小说、写剧本惬意。他们的作品也不愿到地方刊物发表，一是报酬太少，二是地方刊物销路不宽、读者少，无法让作者广为人知，三是根本瞧不上地方刊物，四是为别的工作牵制。尽管如徐文所说“原来的基础太坏”或“即少数知识分子也很少与文艺有缘”，领导文艺运动的先进者绝不应该蛰伏，忽略新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不站上自己的岗位，不然就辜负了青年朋友高涨的热情，重庆文艺阵营则不免颓糜和混乱。针对徐中玉批评《春云》“内容很杂”，李华飞回应：“我们从没有满意过，无论那一方面都比较落后，不过，在重庆总算聊甚于无。徐先生不吝教，我们非常感谢，而且，也诚恳接受，可是有一点咱得与徐先生商讨的，敝刊‘内容很杂’，不知是指那一方面？ 文章的思想不统一吗？ 文章的形式不调和吗？ 或者是编排的方法不洽当吗？ 这正是我非常想知道的，希徐先生有以教我。”他指出《春云》选文自有标准，“《春云》在文章上只采用过一篇并非文艺作品的《关于逃生队》，不知徐先生是否指的这一期？”关于重庆文化人和作家大联合、成立中心组织的提议，李华飞深表认同，不过他认为还是先将文艺家组织起来后再谈大联合，联合得好是要靠各单位的组织健全，不健全工作自然干不好；大家可以共同努力促成全国文艺抗敌协会重庆分会的早日实现，由在重庆的文艺家推举数人负责召开会议，约请总会负责人共同商讨办法，然后充实内容，积极开展工作。

《春云》创刊于1936年12月，终刊于1939年4月，初期内容比较芜杂，恋爱小说、现实创作、古诗解读、历史掌故和风土人情等，不一而足。自留日归来的李华飞任主编后风格大变，记述留日学生的生活，翻译日本作家、理论家的作品成为亮点之一。为了扩大影响，他们设置了专栏，组织了丛书，成立了剧社，召集了讲习班，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遭到徐中玉批评之前，《春云》刊过不少好作品，众多名家位列其中，如刘白羽、蒲风、周而复、王亚平、郭沫若、关露、陈白尘、叶圣陶、余上沅等，办刊水准不低。李文提及的《关于“逃生队”》刊于1938年第3卷第5期，作者时玳，此文确非文艺作品，却有价值，它批评了征兵制度的不完善、征兵方法的不正确给生产和民众安全带来的危害，并提出六条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对社会现象的感悟十分敏锐，对问题的分析极为独到。

在《文艺活动在重庆》中，徐中玉提及老师汪辟疆，“《时事新报》本月起一方面复刊《学灯》，一方面新创《星期青光》。《学灯》由宗白华主编，内容注重一般问题的探讨，也接受文艺理论的文章。最近期汪辟疆先生的《三百年前的青年抗战文艺家夏完淳》一文，虽非文艺理论，却颇有激发人心的价值，是他第一次刊出的关于文艺方面的文章。我希望牠以后能多多刊载些富有建设和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出来。”《三》文寄托了汪辟疆的民族情结和爱国热忱，以为夏完淳代表了中国史上的一种奇迹，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中他年仅十七岁，他的生活贯穿了艰难困苦的抗战生涯，他的人格成就了百折不挠、临难不屈的英雄，他的文学几乎无体不工，虽无法与杜甫、辛弃疾齐驱并辔，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却要向他五体投地地致最高敬礼；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遇到了内忧外患的危急，救亡成了最紧要之事，士大夫们为避免民族沦亡，激扬意识高涨，乃至不可遏制。汪氏谈及阅读夏氏作品的感受，“我早年从《艺海珠尘》内得读《夏内史集》，诵至他16岁所作的《大哀赋》和《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这几篇，有时热血上涌，有时酸楚欲绝，不知不觉的使我对于这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敬佩不已。”显然，这篇关涉少年英雄夏完淳的文章意有所指，目的是唤醒民族的抗争精神，以击败外来的入侵和压迫。

不久，笔者在翻阅1944年第1卷第1期《中国文学》杂志时见到汪辟疆的《方湖论学三书》，含有《复徐中玉书》（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汪辟疆文集》）一封，如果说李华飞之信显示了徐中玉对现代文坛的参与，此信就佐证了他在另一个学术领域的探索。汪函主要论述宋诗的特征，及其与唐诗的异同，其中谈到“两宋诗歌，力破三唐余地，冀以新巧取胜唐人，而实不逮唐。三百年中，其才学赡者，莫如梅王苏黄，次则范陆；而范陆但侈篇章之富，又未能别出手眼，独造敻绝之境。外此者，更无足论矣！ 诗论之作，三唐以前，此风未鬯。仲伟表圣，亦异标扬。至两宋之间，家操月旦，观其奖借同体，指摘异派，知其不慊于人，乃有溢量之美，以扬私说而尊门户者，多矣。迄今平品，尤宜慎择，屏阿好之私，取衡平之论，则以宋还宋，真面自存，而宋人诗之不及三唐，即可于平品中识之矣。”他主张假如要充分了解宋诗，对于方回、阮阅、魏庆之、刘克庄、何谿汶等人的著作“皆宜博综广览”。转入中央大学后，胡小石、汪辟疆、方东美等成了徐中玉的老师，他于1939年考取了在云南澄江办学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跟随李笠、冯沅君、陆侃如、康白情和穆木天等研究两宋诗论，次年随校回迁至广东乐昌。从汪辟疆所言“去冬接滇中手笔”“今年七月，又奉牉州途中一札”“中山大学迁回南雄”等字眼可以判断此函作于1940年10月30日，是年7月之前徐中玉曾去函问学。汪辟疆谆谆师者之风展现无遗，在困窘艰难之际，不忘尽自己所能将学识传递下去，倾心指导学生的研习。关于此函，霍松林有过回忆：“大约是1947年初春吧，那时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常到汪老师家去请教。有一次请教关于宋人诗话的问题，汪老师一边讲，一边找出他在《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复徐中玉书》让我读，我因而知道徐先生在研究两宋诗论方面用力甚勤，而汪老师的这封复信，则提出了全面而精辟的指导意见。这封信，程千帆先生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汪辟疆文集》，至今每一诵读，都深获教益，而师生论学之乐，尤令人神往。”（霍松林《我了解的徐中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