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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11月13日下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单向空间主办的“现实的边缘，是幻想的诞生处——李唐《菜市场里的老虎》新书分享会”线上举办。评论家杨庆祥、一頁folio品牌总监恰恰，以及本书作者李唐围绕《菜市场里的老虎》，深入探讨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与梦境及当代90后作家的写作等问题。

李唐，1992年生于北京。作品见《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出版长篇小说《身外之海》《月球房地产推销员》，小说集《热带》《我们终将被遗忘》。

《菜市场里的老虎》

《菜市场里的老虎》是李唐的最新作品，包括七篇幻想寓言故事，关于动物与自然，人类的情感，宇宙间万物。李唐想象力奇诡，行文间有一种浪漫而怪诞的气质，他擅长以含蓄却绚烂的方式，揭露生活中奇妙的闪亮。李唐拥有与众不同的虚构魔力，他用自由的画笔，绘出一个绚烂夺目的宇宙。

李唐故事里“少年”

“我发现你这本小说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少年，包括你以前的作品中也都有一个少年，且都是一个充满无力感的少年，是你自己吗？”恰恰表示好奇。

对此，李唐回应道，“这些也不光是我自己的经历，可能是我与少年认知世界的方式比较接近一些。我会结合身边的人和我自身的一些经历，并把这些经历和所思所想融入到一个少年的身上。”

杨庆祥回忆与李唐相识的日子，感叹李唐一直是一个少年的模样。他笑称李唐这部小说是“少年鹿的缺爱之旅”，他缺爱，然后去找爱，所以也可以说是寻爱之旅。每一篇都有一个少年，少年也一定是经历原生家庭的创伤。它里面一定有一个母亲，那个母亲总是在哭。有一个父亲，那个父亲永远都是眉目不清。这个“少年鹿”眼中的父母离婚非常平静，两个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很沉默地收拾东西，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少年更加感觉到世界的无聊。“他发现他的知觉、他的感知朝这个世界的某一个部分封闭起来，拒绝去感知大人们的游戏规则。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内在的感官、他的瞳孔、他的嗅觉、他的味觉又向另外一个世界极大的张开，那个世界就是内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幻想的世界、梦的世界。“少年有一个特点，他的感知力异常敏锐，尤其当他把自己的感知的一个方面封闭之后。这就像水一样，你把这块堵住，另外一块就会汹涌澎湃，他的感知力就在另外一方面汹涌澎湃，这个内在的感知力是这个小说里面非常强大的叙述动力和基础，这是李唐作品中非常有他个人风格的地方。”

杨庆祥还就当代文学中的少年形象进行延伸，“当代文学中有一个青年的形象，整个中国的写作有一个青年形象，比如早期杨沫的《青春之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一个青年人》，青年跟少年不一样，青年是‘进入社会的一刹那’，所以他一定要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我们的当代小说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结婚、谈恋爱、买房子，你要跟家里人处好关系，要跟单位的人处好关系，这些是青年小说。但少年不是，少年还没有进入社会，少年形象在当代写作中非常薄弱，希望李唐能够把这个序列建构起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艺术的极致与现实的一种

关于“创作是否有回归现实的野心”这一话题，李唐坦言，“多多少少肯定是想过的，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勉强自己的，你肯定要写真正触动你的东西。但这并不矛盾，一个人能充分表达着自己想要表达的，真诚地在文字中表达自己想要抒发的东西时，说明这个人不可能是脱离社会的人。当他用艺术的方式达到一种极致的时候，它就是现实的一种。现实有不同的层面，但是文学应该有更多的面向。比如我写的这些东西，里面也包含很多现实因素，只不过它不是反映跟自己完全一样的群体的生活状态，这可能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杨庆祥对此非常赞同，他补充道，“什么叫具体的现实？比如你写一个快递员，这个是具体的现实，具体的现实也能够呈现人的人性、人和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但还有一种现实，就是各种具体的现实的交互之间会形成一种氛围，这个氛围同样是我们要面对的一种现实。比如李唐的第一篇小说《动物之心》，里面写在一个偏僻的、荒郊野岭的地方，别人把动物都寄养在这里，这个小伙子可能是80后或者90后，他很年轻，他最后跟动物的交往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动物性，他像一匹马或者像别的动物一样，发出一声嘶吼，居然得到动物的回应。最后动物被主人们带走之后，他发现完全不适应正常的生活，他更愿意跟动物们在一起。你说这是不是现实？我认为这是现实，这就是现代人在非常规范化的生活里活得非常压抑、孤独、隔绝，找不到同伴，他的心理和生理都在渴求一种森林之旅，穿过一个森林，在那里遇到很多同类，他渴望有这种同类的呼应或者说交往、交流，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现实。”

“我们怎么去理解现实？作者写的那种具体的现实，它只是这个巨大无比的现实里面极其碎片的一部分，所有人写的现实都是碎片的现实，你怎样能认为你这个现实代表更高的现实？但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是现实吗？如果按照具体的现实来说，这不是现实，一个人怎么能变成甲壳虫呢？但是人突然变成甲壳虫，这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多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完全抽象的现实，西方人在那个历史里面感受到的恐惧、不安、世界秩序的崩溃，都集中在甲壳虫上，你说这个现实还不够厉害吗？还不够真吗？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价值，真正好的艺术家应该有这个功底。”杨庆祥说。

“城市是更荒凉的存在”

恰恰注意到，在李唐的小说中，很少描写城市生活，都是小镇，或者乡村，故事发生在不知名的小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很荒凉、很边缘的，感觉与作者李唐的生活非常遥远，这个特点让她非常好奇。

李唐回应，“虽然我生活在城市里，但对于小镇还是有一些接触的，这是一个想象的基础。其实那些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异域，可以让我更好地发挥想象的空间。城市是更荒凉的存在，因为城市里看到的人都是片断式的人，比如以前的社会，你身边的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人生的面向。但城市是流动性的，你认识的那些人，只是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到的是他片断的人生，你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城市是一个不断流动，就像流沙一样的空间。”

“城市是更荒凉的存在，这句话像一句诗。”杨庆祥感慨。他补充道，“城市还有着空间性的片断，窗帘一拉，所有人都不知道那个人在干什么。杨照对日本推理小说特别感兴趣，他专门写文章谈到推理小说为什么在现代兴起。他说就是因为你想了解你邻居的生活，但是你没办法进入到他的空间，你只能去推理、想象。我们现在房子隔音效果都不太好，你会听到楼上、楼下有各种声音，如果你的听觉够好的话会猜测发生了什么，当你在猜测发生什么的时候，对小说家或者艺术家来说这就是写作的开始，你的想象力就可以展开了。所以在空间和时间上，我们占有和拥有的都只是极其片断的那一刻。”

对于如何在创作中呈现一座城市，李唐表示，“北京这座城市，尤其现在的北京非常难写，它的特点或者它的本质非常难以捕捉、把握。可能上海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色，但是北京，在文学里面很难捕捉它的本质性的东西。以我现在的能力，可能有些困难。北京完全是多元化或者说杂糅在一起的，如果真让我写北京的话，我只能写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城市。但是很难写北京这座城市的本质是什么样的，我目前为止很难捕捉到。”

“巴黎的作家也很少说他一定要写巴黎，纽约的作家也不一定非要写纽约。你说我一定要写北京或者纽约出来，其实不需要有这样的焦虑。菲茨杰拉德写《了不起的盖茨比》，他有说我在写纽约吗？没有，他也是正常写。并非要你写哪一座城市，而是要写来自不同的文化、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他们怎么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人和人之间怎么发生碰撞和关系的，真正的世界性是这样的世界性。我们现在总是讲文化要走出去，我们要文化自信。若要真正实现中国的文化自信，首先就是我们的艺术产品、我们的文化产品，比如电影、电视剧、小说、诗歌能够真正被不同语种的人看到并且热爱，那才是真正实现文化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呈现某种世界性的状态，这对年轻作家来说是挑战。北京就是这样，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生活在北京，这时候你怎么呈现北京的这一面，这才是它的世界性，这点非常重要。这个城市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杨庆祥鼓励李唐并对他未来的写作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