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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北京大学日刊》 1922年11月14日

《相对论浅释》，夏元瑮译

爱因斯坦等在上海梓园合影

1917年

知识界一场误打误撞，“相对论”初现中国

1917年这一年，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而言，都是相当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新年伊始，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有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也迅即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前沿阵地。

这一年开年新刊，元旦之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中,陈独秀以“记者”名义同时转载了两篇演说词《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和《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前一篇演说词，乃是蔡元培刚刚抵达北京，准备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前的一次重要讲演记录，集中体现了其治学治校的基本宗旨，自然备受社会各界瞩目。除了在北京有《新青年》首发演说词之外，3月15日，又被上海《东方杂志》转载，一时间传遍京沪，南北皆知。

然而，就在《新青年》首发演说词一个多月之后，百忙之余的蔡元培抽空翻检杂志，却发现演讲词中有一些记录错误之处。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读与误解，遂于2月19日致信《新青年》编辑部，明确指出了这些错误，并逐一表述了修订意见。十余天之后，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迅即刊发此信，算是对之前刊发的演讲词做了及时更正与声明。

蔡氏信中首先纠正了关于“宇宙观”的一段演说词，并为之特意指出，当天在讲演中应当是这样说的：

“在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与宗教无涉。惟科学所不能解答之问题，如宙之无涯涘，宇之无终始，宇宙最小之分子果为何物，宇宙之全体果为何状等。是举此等问题而研究之者，为哲学。”

不过，那未经修订的演说词，毕竟已经公开发布两个月之久，其传播之广泛，可以想见。包括讲演者本人蔡元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内，恐怕谁也不曾料到，正是因为演说词记录稿中的一些错误，竟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因斯坦学说的争论与国内流行之热潮。

原来，时为1917年4月，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建的“丙辰学社”(后改名为“中华学艺社”)的社刊——《学艺》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发行。这一杂志的创刊号中，赫然刊有一篇题为《批判蔡孑民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并发表吾对于孔教问题之意见》的文章，作者为一位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名叫许崇清。

为此，蔡元培即刻致信许氏，告知演说词记录有误，“而累足下为此不经济之批判，甚可惜也”，而发表了其纠正之语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想足下尚未之见”，“今奉油印本一通，鄙人本意可见大概”。

孰料，收到了蔡氏致信，又读到了演说词修订稿的许氏，并未就此罢休，迅即又于《学艺》杂志第2期上，撰发了《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一文，依旧不认同蔡氏的观点与思想立场。许氏反对与质疑的蔡氏观点，竟然也包括了前述那一段蔡氏致信陈独秀，特意加以纠正了的关于“宇宙观”的一段演说词；并明确拈提出了当时科学界前沿最新研究成果之下的“宇宙观”，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文中称：

“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究，则有Einstein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此原理以二假定为前提，其一则为‘相对性之假定’，其二则为‘光速不变之假定’。艾氏据此以时间相对性之定义，而牛顿力学所悬设之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几至不能成立。”

虽然在与蔡元培论争的这篇文章中，许崇清只是拈提了一些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来加以哲学层面上的阐发与表述，还并没有从科学理论角度加以专业解析，但这些只言片语，却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关于“狭义相对论”的中文介绍。

1919年

北大理科学长曾是爱因斯坦家中常客

话说时年50岁，长许崇清20岁的，刚刚履新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这一场年龄、地位、阅历都颇为悬殊的，隔海通讯式的论争中，并没有为之大感恼火与郁闷，反倒因为得悉爱因斯坦学说而深感快慰，并为这一新奇学说的独特魅力所吸引。随后，即有意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开始多方联络筹划，为之紧锣密鼓地安排布置。

当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倾力发动并全力推进“新文化运动”之际，早在蔡元培掌校之前五年，即已出任北大理科学长的夏元瑮（1884—1944，字浮筠），也随之同步走向了时代前沿——为引介与传布科学新知，尤其是在普及爱因斯坦学说及邀访通联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个人贡献。

就在“五四运动”这一年，即1919年夏，夏氏出访德国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入柏林大学从事学术活动。也正是在此时，夏氏通过其师，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重要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结识了爱因斯坦并常到其家中研讨各种问题，与其家人也逐渐熟络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基础，夏氏还促成了向以传布新知、再造新民为己任的著名学者梁启超，与爱因斯坦的一次面晤。

据夏氏后来忆述，就在其成为爱因斯坦家中常客“几个月后，梁任公先生到柏林”，夏氏即“请他同爱因斯坦夫妇晚餐”，“席间梁先生问相对论的真义，爱因斯坦详为解释”。当时，夏氏“担任双方翻译”，因“谈话久，而进食的时间少”，“还引起爱氏夫人的不满”。不过，爱因斯坦对梁氏印象不错，曾称“梁先生真聪明，略有解说即能明白”。

1921年归国之后，出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的夏氏，又开始频繁在北大校内外撰发文章，力图以较为通俗简明的讲解方式，向国内知识界普及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爱因斯坦于1916年所撰名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夏氏迅即着手译成《相对论浅释》书稿，于1922年4月交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对于那个年代对这一新奇学说想要有所了解的中国读者，不啻于一部案头必备的入门“宝典”。

当然，并不是所有热心于引荐、介绍爱因斯坦学说的中国学者，都具备如夏氏那样的专业背景与知识修养，更不必说“亲炙”面晤爱因斯坦的机缘，亦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所有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妨碍同时代大量非专业领域内的中国学者，甚至是非理科专业背景的中国学者，去接触与亲近爱因斯坦及其学说。

1920—1922年

“后浪”才俊齐上阵，“跨界”推介爱因斯坦

譬如，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教育家的王光祈(1892—1936，笔名若愚)，1920年赴德国留学时，就以兼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驻德特约记者的身份，向国内读者多次引介爱因斯坦及其学说。

早在1920年11月5日，《时事新报》就刊发了由王光祈所撰，题为《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的“驻德特约通信员”专稿。当时，爱因斯坦的中文译名尚未统一，仅据音译还称之为“安斯坦”，稍后又有“恩斯坦”“爱恩斯坦”之谓。王光祈在此文中激赞称，“安斯坦是近代的哥白尼，是现在的奈端（牛顿），是科学中一个大革命家。”1921年3月2日，《时事新报》又刊发了由王氏所撰“德国特约通信”专稿，文中首次披露了“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将游中美两国”的独家消息，并捎带透露了其友人魏时珍正着手翻译“通俗相对论”的消息。

1922年2月1日，由李大钊、王光祈发起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第3卷第7期，以魏氏所译《相对论》与王氏所撰《我所知道的安斯坦》为主体内容，将这一期杂志特别命名为“相对论号”，向国内读者隆重推出。

然而，可不要以为这一期《少年中国》杂志，即是中国第一本“相对论号”杂志了。因为早在约十个月之前，于1921年4月15日，由梁启超主编的《改造》第3卷第8号，就已然被命名为“相对论号”，这才是国内首创之举。

这一期“相对论号”的封面头条文章，是诗人徐志摩所撰长达15个页面的“雄文”，实在是令略微了解徐氏生涯的当世或后世读者，都惊讶莫名的罢——“相对论”的风靡一时，可见一斑。

略微翻检一遍，可知徐志摩解说的“相对论”，乃是逾越了文理科界限的，带着浓厚人生观与价值观意味的泛哲学理论。这一个性化解说，有着全然“跨界”不顾，深入浅出且又谐趣横生的通俗启蒙之效。开篇这样写道：

“字是一个个都认得的，比喻也觉得很浅显的，不过看过之后，似乎同没有看差不多。我可也并不着急，因为一则我自己科学的根柢本来极浅，二则安斯坦之说素，原不是容易了解之东西……我也不再请教人了，自己去瞎翻。另外看了几本书几篇杂志文字。结果可不能说完全失败，虽然因为缺乏高深数学的缘故，不能了解他‘所以然’的道理，不过我至少知道了那是甚么一回事。”

接下来的十余个页面，主要就是去讲述他通过自己感悟理解的，终于知道了的“那是甚么一回事”了。徐氏虽不知其“所以然”，却终于“知其然”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

“‘相对说’根本没有玄想的意味，因为他完全脱离人生的感情意气经验种种，是纯粹唯物的性质。寻常哲学多少总脱不了以人心解释自然，‘相对说’是澈底澈面抛开人间世的理论。我们人类一部智识史是发源于以宇宙中心一直到放弃个人观念，这‘相对说’可算最后的一期。此是‘自然法’的最后胜利，其范围之广为从前所未曾梦见。”

徐氏文中还有提及，约于1920年秋，著名学者任鸿隽、饶毓泰，以及正在访华的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均已在南京的学术讲演中，主题论述或特意提及了“安氏的相对说”，可知当时不仅有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学术群体，南京及沪上的各路学界精英，也都对爱因斯坦学说投以热切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于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之后，各界痛悼诗人遇难之际，林徽因所撰《悼志摩》一文里，又再次言及徐氏对“相对论”学说的热衷与自得，文中这样写道：

“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1922年

爱因斯坦“快闪”上海，“失约”北大

与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内“相对论”流行热潮同步，1921年初，赴欧洲考察的蔡元培，遍访西方学界名流，在法国巴黎访晤伯希和、居里夫人等世界知名学者之后，又于3月16日，与夏元瑮等在德国柏林面晤爱因斯坦。当蔡氏表达了邀请其访华讲学时，“答甚愿，但须稍迟”；甚至还谈到了在华讲学应用何种语言的问题，蔡氏“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元瑮）即能译者之一”。

此次面晤爱因斯坦的情形，被简要记录在了蔡元培本人的日记中。

答以“甚愿，但须稍迟”访华的爱因斯坦，果然于一年多之后，于1922年11月13日，抵达中国上海。然而，此行并非专程访华，而是赴日本讲学，次日即启程离去，经停上海只此一天罢了。

虽则如此，上海各大媒体的报道，还是连篇累牍而来，各路消息，还是接踵而至了。报端各种行程预报及行踪简报，确切的与不那么确切的信息都有，可靠的与不那么可靠的消息都有。不过，爱因斯坦离沪次日（11月14日），由《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同时刊发的相关报道，虽一简一详，但二者内容基本可以相互映证，应当可以采信。

内容较为详尽的《民国日报》报道全文700余字，乃是目前已知的，关于爱因斯坦初次抵沪报道中篇幅最大者。这一天的行程，其安排之周密，布置之紧凑，人员之繁杂，环节之多样，报道中都已经基本予以呈现。尤为难得的是，当天的晚宴之后，在作为中方东道主的著名书画家、实业家王一亭的私人宅第“梓园”之中，还留下了一帧全体出席者的珍贵合影。这一合影照片，至今仍珍藏在一所国际研究机构——李奥贝克研究所（Leo Baeck Institute）之中。

就在上海报道同日，只有四个版面的《北京大学日刊》，当天也用了一个半版面的可观篇幅，刊发蔡元培所撰《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一文，正式公布了校方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的往来函电内容，并宣称“今安斯坦氏已由香港赴日本，不久可来北京，故特布其颠末”。

然而，因种种原因，那一场蔡元培等诸多前贤后进筹划已久，令北大内外满怀期待的学术盛会，终究未能如约举办。1922年12月31日，赴日讲学已毕的爱因斯坦，虽再度乘船经停上海，却只是在沪上度过了1923年元旦之后，于次日即刻登船返回欧洲，从此再未步入中国。

1937年

爱因斯坦联名致电蒋介石，请求释放邹韬奋等人

遗憾归于遗憾，因缘归于因缘。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却还并未因为1922年的这一场“失约”戛然而止。即便只是在上海经停的短暂时光里，爱因斯坦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也可谓入木三分。其婿所撰《爱因斯坦传》，据其当时的旅行日记，对其短暂经停上海的中国印象予以了这样的表述：

“上海的访问，使他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种看法。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指1919年的五四运动)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在欧洲人眼里，他们的智力是非常低劣的。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离开上海不到五年之后，时至1927年2月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爱因斯坦迅即致信会议主办方，明确表示支持大会主旨，坚决反对欧美列强掌握世界大权的国际格局，号召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团结，反抗不合理的国际霸权。

之后不久，又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公然践踏国际约法，攫夺我国东北三省主权。日军还接连制造“一二八”事变，将战火转移至远东大都会——上海，更令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各国人士，对日军的侵略暴行感同身受。曾经在上海有过短暂经停，更在此转赴日本有过专程讲学之旅的爱因斯坦，对此深感震惊忧愤，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拍案而起，奋起呼吁，“主张对日经济绝交以促日本停止对华之侵略”。

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又接连制造“八一三”事变，战火再度波及上海。同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与曾访华讲学的著名学者杜威、哲学家罗素等联合发表宣言，“世界文明遭受狂暴之破坏，为维持和平道德，特倡议各国人民，组织对日货之自动抵制，不售战争材料，凡足供日本行其侵略政策之事项，当停止合作……今当以种种之可能的援助，给予中国，而使日本撤退在华所有之军队，放弃其对华侵略政策”。

在个人积极声援中国抗战期间，1937年初，爱因斯坦还与杜威、孟禄等15名美国学者，联合致电蒋介石与孔祥熙，请求释放被抓捕入狱的邹韬奋、章乃器等“救国会七君子”。电文中称，“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的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

抗战胜利后，1947年12月16日，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的中国学者罗忠恕，应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之邀，于当日上午与爱因斯坦面晤。此次晤谈，距“安斯坦”之名闪现中国，恰恰整整三十年过去。

时值二战硝烟散尽不久，二人的谈话，自然而然的涉及到了科学应为人类造福，科技应用中的善与恶等学术宏观主题。罗氏后来在《与爱因斯坦先生的谈话》一文中忆述称，谈话的气氛友好而亲切，不知不觉间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二人还合影留念。约八年之后，1955年4月18日午夜，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寓所中，于睡梦中猝然离世。至此，约八年之前，罗氏与爱因斯坦的那一次意味深长的晤谈，以及那一帧弥足珍贵的合影，也就此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学界所有过往交集的最后“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