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专业作家去做文学评论，也算不上新鲜事。且不说古来文人本就“多栖”，自己创作的同时也品鉴他人；就是专业分工明晰后的当代中国，近二十年间也大有“学者写作”“驻校作家”雨后春笋般涌现，让知识谱系与文学创作再次融通起来。不过至今为止，当下作家所作的评论还是多以“（某某某）看/读/品《某某某》”为题，表明自己为这经典之作提供了一家之言，是“我注六经”式的表述。真能以“六经注我”为题，直言古今中外的经典是“我”的心绪的印证，口气何其大矣。

李修文偏是如此有魄力。2021年，他的散文集《诗来见我》面世，这一题目就把“我执”道破，让读者明了，李修文解读古诗词，绝不只想以一种学者研究的方式来作解读，更要拿了前人的诗文，来应和自己当下的境遇。一个“来”字尤显狂狷，仿佛经典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要与“我”相遇，要经由“我”的口，得到言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作者在所见所闻中，忽感此时应有诗，诗就来见了。

当然，作家评论本就是其个人风格旨趣的表现，借着诗来凸显出“我”的形态，也是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一个有效方式，所以李修文借着诗歌来写“我”，可谓作家评论题中应有之义。若止于此，《诗来见我》便是打造了一个“我”/ 李修文的形象，方法固然巧妙，立意却未见得新鲜。李修文直言出“我执”，倒是让人更进一步思考，他是否还有别的用心。

李修文在访谈中提到了“诗来见我”源自“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才提示了题目的最终意义。“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乍看是借着青山印证了“我”，但进一步推敲，“我”与“青山”的互见，打破了主客体之别，激发出了“妩媚”所在的情感层面和意义层面。《诗来见我》也是如此。因为作品集第一篇往往会奠定读者对整部作品的基本感受，这里就以开篇《寄海内兄弟》为例，看看李修文怎样让“诗”“我”相见。这一篇中，“我”在青海受大雪围困时，不禁想起曾经相识而因雪遇难的朋友小林，有感于自己当前的困境与小林的相通，作者下车祭奠故人，而由此想起张籍《没蕃故人》，想到小林回不去的电器修理店，也正是张籍笔下将军无法回去的营盘，于是古今情境产生了重影效果。如果用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眼光来说，小林与将军之间有着所处时代、人物身份、事件背景、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等数不尽的差异，二者的对比联系是难以成立的，因而“我”对小林的祭奠、与张籍对故人的祭奠本不能对应。但二者确有一处相同，那便是叙述者此时因情境而有所感，想要抒发这一情感的心念。是这一心念，超越了时间、事件等诸多限制。

本篇到此尚未结束。“我”由着对小林的祭酒，又想起曾经觥筹交错的友人，其中之一是多年来总以“你的朋友”为落款而短信联系的马三斤。“你的朋友”这样的通信，引“我”想到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友谊。于是，又是由着心念之表达，“我”发掘出了今昔的共通。并且在这里，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惦念还提示出了心念可跨越空间：元稹离京后，白居易看到花开而想到“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凉州”，此刻的元稹真是到了凉州，梦中还与乐天同游。可见情感的共通不仅超越了时间，也能够超越空间。作者由此提示出，个体与诗歌的共振，可以敲碎时与空的界限，达到诗意层次上的交融。也就是说，文中征引各类诗句，并不只是用远人之事来展示“我”，更是“我”面对此情此景有所抒发，这与古人在遭遇他们的境遇时的情感抒发产生了共振。可见“诗来见我”的要义，在于不落于“诗”的表象，也不落于“我”，是在物我相遇的时刻，激发出的动念。

这种情感的生成时刻，正可谓诗之为诗的要义。子曰“诗可以兴”，人由物而感，化为诗情；古来也一直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言，尽管在“诗言志”还是“诗缘情”之间存在争论，但若放松对情志的严格区分，情志都是代表个人感觉和思想，因此诗之为诗的关键便可总括为让人的内心得以显现的过程。近几年，当代中国学界关于抒情传统的讨论，又激活了这一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世骧、高友工等学者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析，以“抒情传统”来论证中国相对于西方文艺的特性；到了本世纪，王德威将“抒情传统”引申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传承转化上，将普实克、夏志清等海外中国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纳入其中。由于王德威的论述中，不乏以“抒情”来抵抗革命话语的层面，因此这一论题引起了一些争议。但火中取栗地看，“抒情传统”的启发性在于，它提供一种批判性的视野，跳出现代学科给定的范式，去考察中国认知和感知方式的传承演变。如李杨所言，“王德威的抒情现代性理论最令人深思处，不在于从中梳理出某种‘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统’脉络及其‘现代’的可能，而是他既深知‘抒情主体’所蕴含的局限，并多次尝试引入‘现实’的维度来加以考察”[1]，从而看出“抒情传统”在现当代如何存在。可见抒情传统提示的是中国式认知方式的传承与作用。既然重点在于认知方式，“抒情传统”的关键，就在于实践性的“抒”。当王德威力图通过界定“情”来阐明“抒情”是什么时，就难免将“情”本质化，并且以西方的“抒情”或者浪漫主义的定义来指认中国的“抒情”，导致其“抒情”的定义有些含混，“抒情传统”的提法便总有以西律中之感。如果注意到“抒情”的关键在“抒”，问题就迎刃而解。“抒”提示出了文学生成的瞬间，这正与“兴”相应。最初提出抒情传统的陈世骧提出“原兴”问题时便开启了这样的反思。龚鹏程反驳陈世骧时指出中国不应叫做“抒情”而应是“缘情”，指出“抒情，是把自己内在的情思表达出来。感物而动之情，缘情而绮靡，却是重在说这个情乃是与物相感而生的，不是自我内在之自白与倾诉”[2]，不过龚鹏程所说的其实是陈世骧想要表达而未能表达清楚的：陈世骧将中国诗与西方抒情诗并举，引人思考如果中国诗不是西方抒情诗那种将自身感受投射到外部世界而建构起了另一重世界的话，它可以是什么？那正是“兴”的领域，也是中国“抒情传统”之所在。

由此来看，“诗来见我”可谓古今之人在“兴”的瞬间产生了超越时空的惺惺相惜。也因这瞬时碰撞出的火花，李修文展现出了文脉之留存。诗词及其背后所秉承的文化和情感，在“我”有所感的时候自然流露，这并非“我”刻意索求的造作，而是已然构成了“我”情感的一部分。诗能够“来见我”，亦是说明“我”与诗是相通的。集子最后一篇——通常奠定读者对一本书的回味的一篇——《最后一首诗》里，“我”讲了一个因绝症而自杀的女子最后留下一封信，因缘际会下收信人也找到了“我”，咨询如果给女子建一座衣冠冢，可以刻上什么话，“我”便将女子信中的一句讲了出来：“你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但我只当你会来”。这又何尝不是“我”对诗所说的话呢？“我”相信诗是懂“我”的，“我”恰是诗在当下的留存，所以“我”与诗终将相遇。到这里，散文集标题中的“来”终于有了明确的注解。“来”字乍读之下是“我”的傲慢，但到了这里，它表明“我”对诗的信任，乃至依赖。而“我”也希望自身对诗歌的传承有益。古诗词所包孕的情感，借由“我”的情感波动，而与当下现实接合起来，在当下落地。因此，“诗”“我”本同，见诗也是见自己。

李修文这里是直接与古人对话，让古人的情志在当下显影，体现出古今抒情的相通。但若只看到古代与当下，仿佛中间出现了间断。所以也应看到，这种对文化超越性的思考和表达，同样出现在现代文学时期。还以《寄海内兄弟》对超越时空的感受来说，同样的意思也反映在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卞之琳也以忆友和访友为主旨写下这首诗，诗歌开头“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正是此刻与历史、此地与几千光年外的星球之间的时空交错；被以戏曲科范的形式插入诗中的“（‘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也是一种古意突然插入当下。古今之别、中外之界都丧失了意义，唯有诗所孕育出来的意境，穿透了古今东西，气孕万物。

李修文相信诗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表明他的普世关怀，即他相信人类在本源上可以相通。若非有此信心，古今文本的对话也会引起对历史的怀疑。朱天心在《古都》开篇就发出“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3]的疑问，文中亦大量征引在台北这块土地上的种种历史文字，而这些历史文字之间相互冲撞，属于自己的历史感受与他人的历史想象之间相互龃龉，直让人怀疑自己身在何处、历史如何可信。小说标题所对应的川端康成的《古都》，也构成对这种分裂历史的寓言：那两个状似一人的姑娘，实际上必然走在不同的道路上。无数无法相融的线条，在偶然间发生了交集，但也最终会分裂开来。在此对照之下，李修文相信“诗”能“来见我”，说明他相信中国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的传承，相信有一种普世的文化和情感存在。所以见诗所见到的“自己”，是古今天下的每一个“自己”。

普世的要旨，在于人人均能基于自身的具体情境而真切动念，所以要达到诗我相通，单是了解诗的意思是不够的，更需要人保持对情感和事物的坦诚。饶有意味的是，集子中多篇文章提及他进行影视剧本创作的经历。“我”与古诗的共振，常常发生于“我”因为困窘而不得不放下创作，不甘愿地从事剧本创作——更合适地说法或许是剧本“生产”——之时。作者有剧本创作的经历，这段书写也许确实源于他的真实经历，但这样的桥段反复出现，表明作者在有意或无意识地区分了影视和诗词的世界：前者构建了一个确定的、限定的、也是造作的舞台，而后者更是一种内心空间的激发。当然，影视产业并非不能制作出富于表现力的艺术品，李修文也未必真的反感影视。这一对比关系是以前者，衬出了后者：看似庞大的影视不过是文化工业所制造的奇美拉，浮华外表下是空虚的残骸，而这正反衬了作者精神世界的细腻和丰富。这也许正是李修文在写作时刻对世界的感知：外在的世界很多人在粉墨登场，而应当珍视的是内在的情感和思想。一旦见了自我，也就见了诗；见了诗，才见了真的天地，真的众生。

注释：

[1]李杨：《“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2]龚鹏程：《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美育学刊》2013年第3期。

[3]朱天心：《古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