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鲁迅的诗与字
李黎明兄策划了一本《鲁迅写诗》，专门收录鲁迅先生所书写的自作诗以及书赠他人的古诗文手迹。我深表赞同，因为无论是自己的诗作，还是古人的诗文，在鲁迅笔下往往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格调。于是，黎明兄便让我就鲁迅的旧体诗和书法写几句话。我颇为惶恐，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无论是专门谈鲁迅旧体诗的文章，还是专门谈鲁迅书法的文章，似乎并不是很多。而且，我以为，在这些文章中，还是郭沫若概括得最为准确。1960年5月8日，郭沫若应上海鲁迅纪念馆的请求，为《鲁迅诗稿》作序，开篇的两段话就是：“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
郭沫若不愧为诗人，也不愧为书法家，短短的几句话，就把鲁迅的诗和书法做了极为精当的论断，至今仍被世人奉为定评。正因为如此，无论再怎样评论鲁迅的诗和书法，都只能算是对郭沫若序的一种注释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和无可撼动的地位，但是，鲁迅留下来的诗并不多，也可以说和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大相称”。的确，现在能够收集到的鲁迅的诗，不过几十首。对于自己的诗，鲁迅从不看重，也从不刻意保留。杨霁云编《集外集》时，曾向鲁迅征集诗作，鲁迅在1934年10月13日信中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 12月9日，又在信中说：“旧诗本非所长，不得已而作，后辄忘却，今写出能记忆者数章。”12月20日，又在信中说：“来信于我的诗，奖誉太过。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玉谿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林公庚白之论，亦非知言。”
鲁迅对于自己的诗，就是这样的态度。因此，在他自己编定的集子中，没有专门收录一首独立的诗作。对于林庚白文章中风格近似李商隐的评价，鲁迅也敬谢不敏。
尽管鲁迅的旧体诗数量不多，而且也没有在这方面耗费太多的精力，但他对于诗歌却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早在日本时期，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写道：“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
在鲁迅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诗的存在，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将心中的诗情表现出来。诗人正是承担了打动人心的使命，他的诗，正是表达出了一般人想表达而没有能够表达的感情，因此，好诗一旦发表出来，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先得我心”的快感，使自己的精神、情操、道德得到升华。因此，诗，一定是性情的流露，人格的体现。“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而已集·革命文学》）因此，鲁迅一向反对和厌恶那种无性情、无趣味、无痛痒的吟风弄月之作。古人云：“诗言志。”就我的理解，“志”不仅指志向，也指性情，而且是真性情。所以说，判定诗的标准，不是辞藻的华丽和形式的完美，而是诗中所抒发的感情是否真挚，是否纯粹。
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我以为好诗一定好读，好懂，但又一定是别有一番味道，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使人从中得到深刻的体验。如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人当初写的就是实景，并不一定是在给人们灌输人生哲理，但是，人们又确实能够从中受到启发，和现实生活中的境遇、感悟结合起来，从而赋予这些诗句以新的、丰富的内涵。这是诗人的“无心插柳”，也是好诗的自然禀赋。凡是能够被人牢记在心，能够千古流传的诗句，一定是直白但有韵味，浅显但是深刻，顺口但不庸俗，如林中之响箭，似空谷之足音。
鲁迅先生的诗，是符合这些标准的。
在鲁迅的诗中，有“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的别离之作；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激昂之作；有“古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的感慨之作；有“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涕痕”的哀痛之作；有“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的悲愤之作；有“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流水忆华年”“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的赠别之作；有“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的希冀之作；有“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的感伤之作；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的洒脱之作；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的深情之作……所有这些，堪称警句，但几乎看不到深奥的用典和晦涩的词句，而是信笔为之，纯任自然，正如鲁迅在文章中所倡导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
读鲁迅的诗，除了感受到真性情之外，还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真趣味。尽管鲁迅对于格律、音韵并不陌生，但他很少刻意为之，而是随性所至，涉笔成趣。1932年1月28日中日开战之后，穆木天的妻子非常担忧，情急之中带着孩子乘两辆人力车到上海寻夫，暂住姚蓬子处。姚蓬子苦不堪言，只好在寒风中四处寻找住处。为此，鲁迅写了《赠蓬子》：“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由穆木天而联想到穆天子，又由人力车联想到云车，再把“蓬子”和“天子”连在一起，将乱世中的窘迫、狼狈表现得淋漓尽致，戏谑中有幽默，幽默中又有苦痛，真是神来之笔。鲁迅老来得子，对海婴自然有些溺爱。海婴在客人面前往往调皮捣蛋，鲁迅任其“胡闹”。郁达夫不以为然，鲁迅便写了《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本来就是在和朋友开玩笑，但是，这四句诗却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认同，也成了父母舐犊之情的最好注脚。即使是最为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于鲁迅来说，其中也并没有“深意存焉”，就如同《答客诮》，写的是实情，但给人们留下了充分的解读空间。
这也是鲁迅诗的高妙之处，随意，洒脱，幽默，风趣。
正因为鲁迅无心作诗人，他也就很少保留自己的诗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多是鲁迅应友人所请，写在条幅、笺纸、扇面或赠书上。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鲁迅的书法。
鲁迅从旧学传统中走来，但对于书法却不太上心。他没有像沈尹默、钱玄同、马衡等人那样，下过专门的临池工夫，但他对于书法却有着很高的欣赏品位。1915年，他在绍兴刊刻《会稽郡故书杂集》，便请陈师曾和钱玄同题签。1924年9月8日，鲁迅从《离骚》中集得一副对联，特意请擅长书法的同事乔大壮书写，装裱后挂在“老虎尾巴”里。1931年3月1日，他在内山书店中见到弘一法师（李叔同）书写的“戒定慧”，极为喜爱，立即“乞得”，据为己有。1933年，他和郑振铎一起编印《北平笺谱》，提议请沈兼士题写封面，请沈尹默题写扉页，请魏建功书写序言和目录。而对自己的字，鲁迅从不看重，只是在有人来求时，或则集中“交差”，或则立等可取。萧红、萧军在与鲁迅通信时，称赞他的字好，鲁迅在1934年11月12日的回信中说：“至于字，我不断写了四十多年了，还不该写得好一些么？但其实，和时间比起来，我是要算写得坏的。”1935年1月间，增田涉替他的表舅、乡村医生今村铁研向鲁迅求字，25日，鲁迅在复信中说：“写字事，倘不嫌拙劣，并不费事，请将那位八十岁老先生的雅号及纸张大小（宽、长；横写还是直写）见告，自当写奉。”今村铁研收到鲁迅的字后，付了五元润笔费给鲁迅。鲁迅在4月30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我的字居然值价五元，真太滑稽。其实我对那字的持有者，花了一笔裱装费，也不胜抱歉。但已经拿到铁研先生的了，就算告一段落，并且作为永久借用了事。”可见，鲁迅从来不把自己的字太当一回事，更不刻意去写字。
鲁迅在书法上虽然没有下过太多专门的工夫，但他的取法很高。他曾经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搜集自先秦至隋唐的碑刻拓本，然后抄录其中的文字并进行著录、考证。古碑中的精神气质，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书法，取法乎古，格调古雅，寓洞达灵动于温柔敦厚之中。1927年1月，鲁迅将要离开厦门大学，川岛（章廷谦）向鲁迅求字，鲁迅抄了一段司马相如《大人赋》送给川岛夫妇，半玩笑半自信地说：“不要因为我写的字不怎么好看就说字不好，因为我看过许多碑帖，写出来的字没有什么毛病。”鲁迅所说的“好看”，是指结构上的俊美，而“毛病”则是用笔上的缺陷。鲁迅不以字炫人，但下笔合乎法度，的确没有毛病。
从思想观念上，鲁迅反对旧传统、旧文化、旧道德。早年，他也积极倡导汉字的拼音化，但是，他的日常生活却保留着传统文人的习惯。比如，他完全知道自来水笔的便捷，可以提高书写的效率，在《论毛笔之类》中认为“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因此，他反对让青年学生使用中国的传统笔墨，认为那样会“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但是，鲁迅的上千万言著述，却大多是用毛笔完成的，他的书信也大多是用毛笔直写在宣纸的信笺上，具有十足的文人气。这是鲁迅的矛盾之处，同时也说明鲁迅对传统笔墨的情有独钟。他不主张青年人走过去的老路，但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书写习惯，这也是鲁迅的高明之处。
正是因为眼界的开阔和数十年的毛笔书写，使得鲁迅的书法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尤其是他的小字，点画精到，结体舒朗，章法和谐，堪称艺术精品。许多匾额、刊头都集自鲁迅的文稿，但毫无牵强拼凑之感。
与日常的文稿相比，鲁迅为友人书写的诗句就更加讲究一些，因为通常尺幅较大，在用笔的点画上就较为重拙，结体上较为舒展，布局上也考虑到落款、钤印，更加注意参差错落和上下左右的呼应。比如，题赠冈本繁的《自题小像》，题赠许寿裳的《悼柔石》，题赠高良富的《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题赠柳亚子的《自嘲》，题赠内山夫人的《所闻》，题赠坪井芳治的《答客诮》，题赠台静农的《二十二年元旦》，题赠许广平的《悼杨铨》，题赠周陶轩的《悼丁君》等，均是条幅形式，鲁迅写得认真，专注，是当作书法作品去创作的。这些字，大多为行书，点画圆润而不失骨力，行笔流畅而具有法度，可称之为鲁迅书法中的精品。
但是，也不能否认，鲁迅的一些书法作品写得有些随意，其中不排除应酬、率性之作，如《赠邬其山》，最后的五个字“南无阿弥陀”同前面的字完全不协调，处于“失控”状态。更为有趣的是，署名中的“迅”字，故意拉长，且以手印代替图章。也许，这是鲁迅醉后给朋友们开玩笑，才故意写成这个样子。再如，《送增田涉君归国》《酉年秋偶成》《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等，也是随意多于精到。这也可以进一步印证，鲁迅的确不想把自己定位于书法家，也从不想以此名世。更多的时候，他是把抄录自己的诗作赠送友人当作一种笔墨游戏。因此，鲁迅的书写是放松的，心态是平和的，给人的感觉也是舒适的。清人刘熙载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鲁迅的书法，一如他的为人：率真，厚重，超然，绝不装腔作势、虚伪做作。
除了书写自己的诗作，鲁迅还为友人书写过不少古诗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鲁迅为瞿秋白书写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清人何瓦琴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集出的句子。这副对联行笔沉稳舒缓，结体疏密得当，外圆内方，意态从容，是鲁迅书法中的“极品”。也许，鲁迅在写这副对联的时候，想到了遇到瞿秋白这一平生知己的喜悦，进入了孙过庭《书谱》所言“感惠徇知”的合宜之境吧。
黎明兄给我的任务是写两到三千字，拉拉杂杂，竟说了这么多，已经大大超过了规定的字数，赶紧打住。
2021年8月26日，南开园
（本文系作者为《鲁迅写诗》所作序言，原标题《诗乃心声，书如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