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年轮》编后记
二〇二一年春节前后，着手为得后编一本随笔集。他已出版的著述以鲁迅研究、杂文为主，或将散文随笔与杂文混编，缺少一种较为严格意义上的“随笔集”，不无遗憾。[他的鲁迅研究、杂文作品有《〈两地书〉研究》（1982）、《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1993）、《鲁迅心解》（1996）、《人海语丝》（1998）、《世纪末杂言》（1999）、《垂死挣扎集》（2006）、《鲁迅与孔子》（2010）、《鲁迅教我》（2010）、《今我来思》（2015）、《刀客有道》（2019），辑录《鲁迅谈自己的作品》（1976），与李庆西编注《鲁迅杂文基础读本》（2006），与钱理群、王富仁编选、由李庆西注释《鲁迅精要读本（杂文卷）》、《鲁迅精要读本（小说、散文、散文诗卷）》（2010）。]
《年轮》分为三辑，自述，怀人，书札。自述一辑以忆旧文字为主，有对故乡对早年生活的回忆，也有此后职业生涯、所历政治运动的回忆，另有与从事鲁迅研究有关的回忆。事后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应林贤治先生之约为其主编的《散文与人》写散文，是得后写此类文字较为集中的时期。那些文字大半收入二〇〇六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垂死挣扎集》。没有了林贤治先生的催稿，即再无写这类文章的兴致，更多的往事湮没在了岁月风尘中，渐就模糊。据我的经验，写作赖有机缘。某种状态，过此即难以再有。倘得后能将这类文字写下去，会更为可观的吧。得后的老乡张国功先生注意到了这组文章，在自己所编《文笔》上发表过一篇《得后先生的“乡愁”与隐痛》（见该刊二〇一五年秋之卷）。
不像我的散文多以身历为材料，得后较少谈论自己，家居也难得讲述往事。“残生碎片”，是得后自己用过的题目。那些回忆确系“碎片”，其间有诸多空白，却仍可看出一个人一生的大关节目。即如《写在〈鲁迅教我〉后面》，将最初被鲁迅吸引、直至撰写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鲁迅研究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的过程，叙述较详，直可由此线索铺陈“一个人的学术史”。只是得后已无力更无意于此了。那篇后记元气淋漓，激情四溢，应当处在最佳的写作状态。
三辑中，第二辑收入文章较多。关于李何林先生的三篇，《一个人的学问、信仰和作为——埋在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写在李先生去世之初，其他两篇则补充了细节。关于王瑶先生的两篇，《王瑶先生》收入最早出版的王先生纪念集，写作时间稍后的《夕阳下的王瑶先生》叙事更绵密。此外，所写钟敬文、杨霁云（读关于杨霁云先生的一篇提到的与杨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不免想到搬家时被我毁掉的杨先生的信函。我不知自己当时的处置是否妥当。）、李长之、周海婴，日本学者中岛碧、伊藤虎丸、丸山昇诸先生，都是他尊敬的师友。
他感念的师友，钟敬文先生、启功先生、李长之先生，是他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得后一生崇仰鲁迅先生，对于自己的老师钟敬文、李长之先生涉及鲁迅的公案，不但不回避，且致力于还原真相——却又非所谓的“辩诬”，而是力图澄清事实，校正成说，尽弟子对于师长的一份责任。尤其对于钟先生，不厌重复，一写再写，念兹在兹，情见乎辞，于师弟子一伦（不在五伦之内），可谓无憾。对于导引他从事鲁迅研究的李何林先生，他私淑的王瑶先生、杨霁云先生，无不一往情深。这份深情，非我所能及。
此辑收入四篇关于启功先生的文章，是由他关于启先生的十余篇中拣选出的。那一代老先生，得后的确对启先生感情更深，爱其人，也敬慕其学问、著述。对启先生的书法作品、论书论画自述平生的诗词，摩挲玩赏，不欲去手，其中的一些可谓烂熟于心。诸篇涉及启先生的性情、情感、思想渊源。由其中发表于《书城》杂志的《诗思诗语中的人性人意之论——纪念启功老师》，可知他关于孔孟老庄的某些见解。家里的《四书集注》《诸子集成》及其他相关书籍，夹着纸条，处处有他留下的笔迹。得后曾不厌其烦地强调启功先生“思想家”的一面。启先生是否思想家，不妨见仁见智；对得后的论述，他人或不以为然。甚而至于鲁迅是否可称“思想家”，也曾有过争论——无非将“思想家”置于其他“家”之上，以为这一名特别尊贵，容不得擅用。倘没有此种等级意识，则以启先生为“思想家”未为不可的吧。
未收入此辑的，有一篇题为《我敬我爱元白师》。如果说得后对李何林、王瑶先生的感情更是“敬”，对启功先生确实又“敬”又“爱”，甚至非“敬”“爱”所能形容。这种一往情深，想必有更深的缘由，固然因服膺启先生的学问，更有可能被启先生应世的智慧所吸引，那种或与历史、家族背景有关的通达透彻。入世既深而又能出乎其外，尤其跳出来反身自省，稀有难能。我还猜想得后的嗜读启作，与他的耽嗜《老子》不无关系。所谓“世缘”，都绝非偶然，或根于性情，以至前世未了的什么情，是我所不能知的。
为某拍卖会拍卖伪托启先生书法作品一事，得后前后写了四篇杂文，乃受启先生之托。我怕他惹祸上身，兼以不懂相关法律，劝他罢手，他谢不能。有事弟子服其劳，何况受命于启先生！此事后来的发展，或非他当时所能逆料。还记得相关机构介入，有人登门询问事由。
第一、二辑诸篇，内容或有重叠，却因各有他篇所无的细节，也就保留了。写作的时间点不同，笔调即有差异，细心的读者当能察觉。自述的文章较少，怀人之作中的自述，或可补其不足。我写过一组短文《读人》。这是个可以做下去的题目。读人，未必不也是读自己。读自己心仪的人物，往往包含了自我期许以及遗憾。由此看得后怀人的文字，多半能得其实的吧。
得后的习惯，每信必复，也以此要求他人。我一再告诫他适可而止，以免使通信成为对方的负担。他生长于旧式家庭，早年曾习字。手写的信，有些可能还存留在世间。电子文本中亦多书札。斟酌再三，仅将其与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先生之间的书信作为一辑，省去了取舍的麻烦：既因他对木山先生的特殊感情，也因其中有二〇〇八年的几通围绕木山先生《北京苦住庵记》，内容较为集中。另一较为集中的，是二〇一五年关于得后正在进行中的有关鲁迅与左翼关系的考察。可惜这项考察因得后的眼疾而被迫中断了。相关书札中两个学人不避分歧，开诚布公而不勉强求同，也是我以为值得看重的理由。那是真正的交流，伊藤虎丸先生所说“心的交流”，充满了和煦的人间气息。若不嫌夸张，是否可以作为日中学人间学术、思想交流之一例？此外，选择得后与木山先生之间的通信，也因木山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幽默感，以及他别有韵致的日式汉语。他由得后那里得知了编随笔集的计划，二〇二一年年初的信中说，“我衷心欢迎且恭喜从新编辑您的散文集的计划。至于只把您和我的往来信编辑来公开的奇想，则一想到极不高明的汉文不禁脸红起来，虽然，一面也不无爱惜您我之间友谊记忆的心情”。我将此辑编完后发给木山先生，不免惴惴，猜想或许会被拒绝。直至三月，收到木山先生的信，才放下心来。木山先生竟同意了。至于木山先生所说我为得后编随笔集不失为“佳话”，我回复说，真正的“佳话”，是日中两个学人间的情谊与文字缘的吧。
得后与木山先生的书信往来起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子文本要到二〇〇五年学会使用电脑后才有。还记得最初的信函中，木山先生说得后给了他“清风也似的印象”，我因此用了“清风也”调侃得后。遗憾的是，纸质的信固然没有保存，即电子信件也不完整，或有复信而无来函，或有来信而无回复。因系私人信函，引文有未注出处者，我补了注。此外，木山先生的书札格式较特别，我改为中国读者习惯的格式以及标点；至于木山先生使用的繁体汉字未转换成简体，则出自我的一点私心，怕一经转换减损了味道。
收入随笔集诸篇，我校正了若干处误排，其他则尽可能保留时代、世代、个人的痕迹。收入此书的部分文章写在使用电脑之前，将其中的几篇转换为电子文本，赖有我的小友杜英和石艺璿同学的帮助。
编此集时看到，得后的那些电子文本，字越写越大（以至用黑体），篇幅越来越短。那是他视力衰退、使用电脑日渐吃力的时候。他和我都不能接受口述、由他人整理的方式。我则几乎所有已发表的“访谈”均属笔谈。钱理群曾建议与得后对话，由年轻人记录整理，得后拒绝了。他原本计划就“立人”写一本小册子（《写在〈鲁迅教我〉后面》），未能如愿。他说曾想写一本关于启功先生的小书，因眼疾不得不放弃了——所有这些，也像已在进行中而未及完成的关于鲁迅与左翼的著作（他也说是小册子），都是他的遗憾。当，遗憾不止于此。他在纪念伊藤虎丸先生的文章中说：“人生苦短，遗恨却太多。不必临终弥留之际，就在年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检点平生，能够没有想做而尚未动手做、或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和已经无力补救的事么？或正要着手而机缘已逝，都是多大的悔恨啊。”
所幸钱理群于近期编了一本得后《鲁迅研究笔记》并自任评点，不但可稍补遗憾，且见出挚友间围绕鲁迅这一共同议题的思想切磋。也如木山先生与得后间的交流，不失为佳话的吧。
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