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涛是我的学生。他是我们吉林大学的本科生，硕士是跟着靳丛林老师读的，博士是跟着我读的。他是东北人，家在辽宁抚顺，父母都是淳朴的工人，前些年张涛留校任教，就都迁到长春，与他住在一起，算是长春人了。想一想，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张涛已经从小青年变成了大青年，从学生变成了教师，变成了小有影响的80后学人，变成了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微信上，最常看见的是他分享两种图片，一种是美食，各种菜肴，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做的，他会做菜，手艺相当不错；另一种是他与宝贝女儿玩耍，最近，他总是领着女儿去学花样滑冰。

张涛性格温和淳朴，为人低调，做的总是多于说的，不经意间总能流露出书生气或文人气。当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读书不少，像个读书人。读书的学生大体分为两类，一种是爱读书的，有兴趣读书，长时期以来就有自己的阅读视野和阅读嗜好，就是鲁迅在《读书杂谈》中所说的那种“嗜好的读书”；另一种，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和任务读书，能读下去，也有深入的思考，就是鲁迅所说的“职业的读书”，鲁迅推崇“嗜好的读书”，觉得“职业的读书”不算什么，从老师的角度看，这两种读书都是好的。张涛显然属于前者。为此，没少花钱买书，学生时书堆在寝室，不能全部摊开，搬进新居的时候才有展开自己全部书籍的书架，一面墙那样大，最大程度利用了房子的空间，可是，很快书就又放不下了。其实，对于文人来说，有一个满意的书房也是挺奢侈的想法，也许到老了，也还是书放不下。张涛还是经常泡在学校图书馆，更多的是“职业的读书”，为讲课读书，为写论文读书。好在学校里有食堂，非常方便。因为读书多，基础好，张涛读博士很顺利，从论文选题到最后完成，一气呵成，中间没有磕磕绊绊、坑坑洼洼和别别扭扭，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就毕业了。完成博士论文之外，还写过几篇文章，如《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读孟繁华程光炜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从“思想史”到“社会史”：“五四”解释学范式的换转——评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鲁迅与“革命文学”论争之解读》（《长城》2010年第4期）等，在博士生中也算是勤奋、认真的。现在回想当年，想到更多的倒是那些好玩的事情，比如，一起在家里聚餐，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天，任意评论、臧否古今的人和事，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在校园散步，一起到野外水库钓鱼。有一年夏天，我和张涛，还有几个青年教师，每周三晚上到净月潭公园徒步暴走，风雨不误，有两次是在雨中徒步，现在又一起养花。

张涛的读书视野比较宽，知识、学术上眼光也比较开阔。他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上，百年文学史是一个整体，一气贯通下来，知识面铺得比较宽。从他写的研究文章上看，到目前为止，也有五六十篇，主要发表在《文艺报》《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名作欣赏》等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上，内容上大致现代、当代文学都有所涉及。最早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鲁迅研究开始，他的硕士论文是《鲁迅与“革命文学”论争之解读》，也曾经写过鲁迅研究的文章，后来，刘中树先生主编《现代文学基础》，他撰写了关于鲁迅的一部分。他的博士论文是海外汉学研究《理论与立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家”论》，博士毕业后，除继续研究海外汉学之外，他的研究精力几乎都放在当代文学上，主要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有一个关于当代文学论争的国家项目，现在正在做，还有一部分针对当代作家、作品的现场文学批评。如果再进一步的话，我觉得，他的学术研究大致有三个区域：一是海外汉学研究，这个可以算学术史研究；二是以作家作品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现场批评；三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就目前的文章而言，三者相对比较平衡。

现在翻阅张涛的文章，总体上看，我觉得，张涛属于那种本色派的学术研究。“文如其人”这个道理，用在他身上是很应验的。功底扎实，没有雕琢和声张，在平和、温润之中，显露一种更为深沉的人情物理。他一般不会直接使用某种既成的学说、思想、理论或什么主义之类的东西来武装自己，不依托某种潮流，不使用盛行或流行的某些名词，也不看重提出某种引人注目、令人惊讶的观念，不用大词，而是忠实于自己，诚恳地使用自己的感觉和思维，将自己的感觉、思维集中在对象本身，借助一些基本的或者重要的材料、文献来表达自己的观念。但是，他的文章也并不用力凸显主体情绪，不会盛气凌人地发表宏论，而是重在叙述、综合和析理，叙述是对对象进行必要临摹，将对象拉入，仿佛将汽车从车库提出来；综合是对对象整体气质有所理解而后概括；析理则是由叙述、综合的逻辑关系所呈现出来的道理、观念，追求的是那种贴切、充实和通达。读他的文章，起初不会让你感觉有什么大的冲击和振动，读着读着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吸引，读完了你会有一种充分到位的充实感、满足感，和清楚、明白的流畅感。不隔阂、不僵硬，那里面流淌的一些更为具体的充满活性的感觉、思维，会给人以更深厚、长久的回味。这和他的性格有关，和他长久的阅读视野、阅读偏好和习惯有关，也和他成长文化、文学环境密切相关。作为80后的一代，不像50后、60后那代人那样，经历着“文革”结束之后历史大转折、大震荡弹射出来的潮流和激情，容易感染上宏大叙事，他们步入大学校园的时候，80年代那些文学革命的豪情，早已让位于纷纷扬扬的“个体化”倾向，文学和人文在“无名”状态下各领风骚三五天，难以形成“共名”性的潮流，人们在各自的体验和趣味中观察社会，表达自己，早已丧失了宏大叙事的氛围和激情。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或许是80年代精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延续和挽歌，后现代主义的传播、扩散，既是“个体化”的表征，也是“个体化”的动力。

我以为，要理解张涛，首先应该重视他的海外汉学研究即对夏志清、王德威和李欧梵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内容，也是他学术的起点，同时，还是他长期坚持不懈的研究领域。从2008年读博士开始，到2010年完成博士论文《理论与立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家”论》——“三家”是指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再到2019年《在“写实”与“启蒙”之外——略议王德威的“丑怪现实主义”文学观》（《华夏文化论坛》2019年第2辑），其间都有文章发表，这种研究长达10年之久。这些论文是《理论贡献与立场偏狭——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理念分歧与意气之争：一场文学史论争的回顾与反思》（《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建构方式》（《小说评论》2015年第4期）、《在启蒙现代性与“游戏文章”之间游移——略议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文艺争鸣》2015年第9期）、《是“起源”，还是“过渡”？——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刍议》（《文艺争鸣》2015年第6期）、《小说中国·历史想象·文学谱系——试论王德威的“文学政治学”》（《文艺争鸣》2016年第7期）、《“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与“铁屋中的呐喊”——略论李欧梵的鲁迅研究》（《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等，估计以后也不会完全停止对海外汉学的关注和研究。这些论文都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提炼、改写而成的，最能体现出他的学术视野、趣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深层的心理习惯，也是他作为80后学人个体对于当代学术的切实贡献。

对于海外汉学“三家”，张涛的态度是理性而清醒的，是鲁迅所说的那种“拿来主义”的态度：一方面有一种反思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理解的态度，既保持一定距离感，也能够耐心地深入品读、思考其中的各种问题及细节。这两种内容交织融合在一起，构成其研究的基本骨骼或框架。在他看来，海外汉学进入中国大陆是一种必然，但是对于汉学的接纳和吸收，也应该保有一份个人的文化原则，不应该盲目的全盘照搬。这和早期关于海外汉学更多的是介绍、吸收有所不同。这种自我立场的坚守，也使他的文章在许多地方增加了一些论辩性。“理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同情的理解”，即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往往都知人论世，将问题按照学理、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进行耐心、仔细的梳理、分析，将问题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楚、明白。这种“理解”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心态，没有这种通情达理的理解，就无法真正理解对象本身，也就无法吸收外来的知识和价值，就很容易将自己封闭起来。在分析夏志清及其《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对于夏志清及其“小说史”，他就一方面指出其“偏狭”，另一方面指出其重要价值和贡献：“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颠覆了既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秩序，更是因为他在小说史中提供了迥异于以‘革命史观’来建构文学史的标准——以文本的‘审美意识’为标准，以‘史’带‘论’来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颠覆’与‘重构’是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少年时代形成的‘纯文学’的审美旨趣、在离乱的‘大时代’下形成的‘历史心结’、在美国求学期间的‘冷战’经历，这三者叠加而成的‘历史意识’，让夏志清‘左翼文学’缺少‘感同身受’以及‘理解之同情’。这是夏志清小说史研究的偏狭所在。斯人已逝。在反思夏志清小说史研究偏狭的同时，我们只能在夏志清的著述中去反复咀嚼那些精彩的论断，与之对话，遥想现代文学史的‘前生今世。’”（《理论贡献与立场偏狭——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当然，好的研究不仅仅是立场或原则问题，还要有能够充分体现这些原则的观念、知识、感觉及其逻辑组织过程，也就是要有充分的论述、分析能力，这背后还要有那种无形的并非一时之力的潜在知识基础和思想力量。也就是说，“同情的理解”也是需要相当的专业能力的。在这方面，张涛的感觉以及知识组织绵密、充实而饱满。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张涛发现了那种与大陆王瑶文学史对抗的结构方式。张涛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系统的比较，详细分析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建构方式。在分析李欧梵的“鲁迅论”时，张涛抓住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注重鲁迅思想的黑暗性、矛盾性等特征，从几个方面将李欧梵的观念说得非常清楚：一是李欧梵受到他的老师夏济安的影响，然后从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说起，非常详细而耐心地叙述夏济安的鲁迅论，然后再说李欧梵继承了夏济安的鲁迅论，从鲁迅的传记材料入手，在鲁迅幼年经历中发现黑暗面，这种黑暗面一方面使鲁迅愉悦，另一方面又使鲁迅困惑、痛苦。这使鲁迅从中国民俗学的文学、文化中汲取知识和营养，远离孔孟为中心的主流文化等。二是李欧梵注重鲁迅小说的“现代性技巧”、个人主义与启蒙主义之间的矛盾。三是鲁迅与左翼革命文学阵营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每一部分，都仔细地叙述、概括一些具体的材料，使问题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还有，张涛的当代文学批评也值得注意。这种当代文学批评，涉及的作家有50后、60后作家贾平凹、张承志、张炜、李洱、陈彦等，也涉及70后作家鬼金、金仁顺、石一枫、弋舟、吴文君等，也有对80后作家的评论，如对孙频小说的评论。这些当代文学批评有那种“经典化”的朝向，如贾平凹年谱的编撰，关于张承志、张炜的批评等，似乎都有“经典化”的努力。说到这我忽然想起了，其实张涛也有过编辑当代文学史史料的工作，这种工作也自然会增加文学史意识和责任，但是，更多的是那种更具有当代文学气息的现场批评，有对文学事件的评析，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更多一些。一些评论不乏耐人寻味的感悟。这些批评文字体现出张涛敏锐、活跃的文学感觉，对张涛而言，这种文学批评自有其不可缺少的学术和文学价值。我以为对于一个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对当代文学的批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能力。置身在流动性的当代文学之中，必须具备那种对不断涌现的文学潮流、事件、作家作品的感受能力。不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单一地进行文学史研究，不是不可以，但是缺少了对鲜活的文学现场、具体作家作品的观察力、感受力和认识力，总归是有缺陷的。我觉得，就是专门研究《诗经》的也应该对其他时代的诗歌有一定的感觉和鉴赏能力，否则将是不可思议的。这些批评性文字在张涛这里，似乎像是一种源头活水一样的东西，不断为他的研究增添资源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