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万壑笔藏锋——穆涛散文论
在当代散文界，穆涛是一个“异数”，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这样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异端，笔者此前并未特别关注，只觉得他的散文理论纯属“读稿人语”，并未入流；他的那些“千字文”，也未必能醒人耳目。最近有机会通读了穆涛的全部散文和杂感，包括他的散文理论著作《散文观察》，不禁大吃一惊，深感此人胸有万壑，囊中藏锥，必须重新认识，重估他的理论贡献和散文创作的价值。
穆涛为人谦和低调，我印象中他极少大声说话，更没有壮怀激烈之举。他是性情中人，话不多，常眯眼，面带微笑，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甚至有点江湖气，但实际上，穆涛是一个沉实稳重、做事靠谱、工作认真、又爱琢磨和思考的编辑家和散文家。自从1993年从石家庄调到西安，他在《美文》杂志社已工作了近30年。这期间他作为常务副主编，配合主编贾平凹，积极推举“大散文”理念和创作，注重散文的文体创新，强调散文的时代性和现实感，倡扬散文的大格局、大胸襟、大气象，由是刊物从发行几千本到发行十几万本，这是贾平凹和穆涛对于当代散文的贡献。难得的是，穆涛不仅是“大散文”的主推者，他还身体力行，通过大量的散文创作，践行和诠释了“大散文”这一创作理念，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点。
一、回到“文”的传统
中国当代散文给人的印象是“无根”，就单个作家和单篇作品看，艺术形式好像是丰富了，语言也有了进步，但若从整体看，当代散文的缺失便显而易见：既缺乏厚重的文化底蕴、社会时代担当和理想的文化生命人格，也缺乏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的理念。而内涵苍白、浅薄浮躁、陈陈相因、无病呻吟却常常成为当代散文的表征，成为人们诟病当代散文的口实。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当代散文如此的局面？笔者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当代散文家不太重视中国的文学传统；或者说，他们对我国伟大的文学传统既隔膜，也缺乏应有的敬意，这样自然便与传统渐行渐远。
1992年，《美文》创刊伊始，就在发刊词中打出“大散文”的旗号。《美文》针对当时国内散文界无视传统、浮靡甜腻之风盛行，散文越写越窄之弊，提出散文要“在内容上求大气，求清正，求时代、社会、人生的意味，还得在形式上求大而化之”。（1）虽然“大散文”口号的提出引发了不少争议，也受到一些坚持“艺术散文”的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就当代散文的发展而言，“大散文”鼓呼弃除陈言旧套，强调刚健清正的写作，提倡散文的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这无疑是当代散文思维观念的革命，它不仅影响了不少当代散文家的写作，而且推动了当代散文的良性发展。
穆涛作为“大散文”这一思潮的实际执行者和推动者，他大量阅读了先秦、汉代的史书以及相关资料，同时在践行“大散文”思维观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要振兴中国当代散文，要提升当代散文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中国当代散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关键之点是要回到我国伟大的“文”的传统，这是中国散文的大道。
如何回到我国“文”的传统？在穆涛看来，要着重考虑几个问题。
其一，是文体问题。穆涛认为：“散文在古代文学里是笼而统之的，是一个大型‘国营商场’，里面的‘货物’依类存放，该有都有。也是一个大家族，爷孙父子，婆媳妯娌，几世同堂，多支共和。但到了现代文学以后，大家庭分崩离析了，远亲被剥离，儿女们长大以后一个个挑门单过去了。”“如今生活在‘散文大院’里的似乎只留下管家的后代，与古代散文传统里最产生文学力量的‘血亲’关系淡化了，隔膜了。”（2）如众所知，古代的传统是一种“大文学”或叫“杂文学”传统，即文、史、哲三位一体。这个传统兴盛的代表是先秦散文，其文体特征是自然朴素、边界模糊，实用文章和非实用文章混杂，文学与非文学交织。而“如今散文最大的尴尬是文体混淆着，名目杂陈着。一头大象，有人摸着了腿，有人摸到了身子，有人牵引鼻子，有人很文雅地抱住象牙”。（3）正因各执一端，名目杂陈，导致当代散文文体混淆，加之许多散文写作者没有意识到散文生态的变化，依然在老旧的河床上滑行，不仅散文观念、写作手法陈旧，而且脱离时代主流，远离日常生活，这是当代散文路子越走越窄的症结之所在。因此，在不少的文章中，穆涛都强调要回到先秦两汉的“大文学”“杂文学”传统，回归到我们曾经强健充沛、元气淋漓的源头上去。
其二，提倡朴素简洁、有活力和生活味的文风。我国古代的散文十分重视文风，尤其是讲究修辞的营构。对此，穆涛可谓推崇备至、心向往之。所以，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谈论朴素简洁的文风问题。在《关于朴素》中，他指出：“朴素不是修养，是骨头里的东西，是气质。”他批评“如今有不少写乡村的散文是在做朴素，不是农家乐，而是城市大酒店里的‘绿色食品’”。（4）在《简洁》一文里，他认为：“简洁，是散文的美德。简洁，不仅指短小的层面。茅草屋里有简洁，高楼大厦里也有简洁。简洁是手法，但透着人的见识和胸襟。简洁是大方，是对事物的了然于胸。……丢三落四不是简洁，是笨，是真的拙，是没心没肺。”在他看来，今天的散文“不会简洁是一个陋处；另一个陋处就是情泛滥，一点小事，百般波澜”。（5）此话见识独到，批评更是击中要害，入木三分。穆涛对当下散文文风的批评同样令人击节：“散文有书卷气是好事。但须是气，要弥漫在文字中的，固体的墨块不一定就好，至少妨碍阅读效果，好端端的一个道理，非要操持着文言腔，或摆着架势说出来总是欠妥。”（6）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
其三，散文的人格、境界与力量。散文怎样才能写得大，写得充实，写得既美且有力量，这是我国古代的散文家和文论家追求的为文之道，也是穆涛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充实之谓美》一文里，他认为庄子的散文可作为这方面的参照。庄子把自己的文章写成千古事，代代薪传，皆因庄子有对天地的敬畏之心，有大情怀和高贵的人格；另一方面，“庄子的文章境界大，但取材都很具体，来自于具体可感的生活”，（7）如此才能既大又充实。穆涛还十分看重散文的力量：“有一种比真理更神奇的东西，叫力量。……力量发自于真理，力量产生于对真理的深切感应。……散文要写出力量，仅仅‘陶冶情操’和‘寓教于乐’是不够的，没有力量的散文，剩下的只是概念罢了。”（8）力量来自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自我的修养，以及文人的骨头和骨气，有了这些，散文自然就不会缺钙，就有硬气。
其四，散文与时代的关系。上述几方面，都是我国“文”的传统的重要内涵，但“文”的传统不是固化的、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正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散文。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写出来的必定是死文、酸文、腐文。对此，《美文》与穆涛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在《让散文试着去直视》里，穆涛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的主流在瞬息百变着。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散文发展的节拍，应该成为社会思潮律动节奏的主要组成部分。”（9）在《软肋：我们这一阶段的散文缺什么》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散文是文学品类中最直截了当的一种文体，但如果不去直视人间疾苦和社会进程，其文学意义势必会丧失。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坚持用所谓的‘高雅的艺术散文’去‘陶冶’遭受生存困扰的老百姓的情操，散文这种古老文体的命运就临界终结了。”（10）这样的识见，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与元九书》），刘勰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要之，散文要有时代感，要反映社会进程，要关心民生疾苦，贴近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休闲、过于高雅，或没有人间烟火味的散文，并不是我们时代需要的散文。尽管穆涛将这些想法称为“不合时宜的思想”，但坚持“散文要写生活，要写有意义的生活”，是他一贯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导引。
穆涛不是“学院派”，不喜欢长篇大论，但他身处散文创作第一线，既有看稿体会和创作经验，又有问题意识和独到见解，正如王尧所说：“他是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在细微处把那根银针扎下去，一个点一个点扎下去，打通经脉。”（11）如此，他的散文观不仅贴近散文创作实际，对散文写作者有更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文体上，他兼承了我国“文”的传统，打通了学术与文章的界限。而这，正是我愿意用这么多篇幅，来论析穆涛“散文理论”的原因。
二、由字通词，由词通道
穆涛散文不仅有大情怀、大境界、大气象，而且是“有根”的。他的创作一方面承续了“先前的风气”，打通了传统的文脉；一方面呼应时代，立足现实，贴近生活。而他的“词语解释学”的叙述方法，则解构了传统的记叙、描写、抒情的套路，使他成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一个”。
穆涛的“词语解释学”可能受到《尔雅》和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的影响。《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训诂学论著，它以雅正之言解释和规范古代汉语和方言的使用。《说文解字》以周秦书面语言为训释对象，从字形出发，分析篆体文字结构，追溯造字源流，以形为经，以义为纬，探求与字形结构相合的本义，阐述形音义三方面的关系。穆涛的“词语解释学”侧重通过解字释词、诠释现代社会的人事、纵览历史与文化流变，以及破译自然现象或重释经典，从而使“词语解释学”延展到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与当下生活史各个层面。
20世纪西方哲学界曾出现过“语言学转向”思潮，这一派的哲学家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而应是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虽然穆涛与西方“语言学转向”没有任何关联，但在认同词语像出土文物和史书典籍一样，也是历史和文化积淀的载体这一点上则是相通的。还应看到，语言概念有“主导概念”“基本概念”与“普通概念”“特指概念”之分。如“中华”“文化”“文明”“共和”“封建”“人民”“革命”“科学”“自由”“民主”等，属于“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范畴，它们对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普通概念”和“特指概念”则没有如此巨大的功能。穆涛的词语解释，显然偏重于“普通概念”和“特指概念”。一般来说，穆涛的“词语解释学”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对“普通概念”的解释。此处所说的“普通概念”，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经常接触和使用的词语，它们不一定是关键词，在语言的意义链中也不处于枢纽的位置，但它们散落于历史的褶皱和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选择“普通概念”进行阐释，更能看出一个作家的文化偏好和审美趣味。穆涛立足民间世俗，涉猎广阔，偏爱杂学，拒绝“高大上”，如此在他的散文中，自然就少有“主导概念”的阐释，而多的是“普通概念”的解读。如《秩序》这篇杂议，一开篇便解释“秩序”这个词：“秩，从禾，古代的意思是官吏的俸禄。以前的领导发工资不发货币，发五谷，级别越高，‘担子’越重”。而“序，最早是教练场所，……序后来才有次第的内涵，序言、序曲、序幕、齿序、长幼有序，等等。”将秩与序分开解释后，再合起来阐释：“秩和序合作在一起，是个有机体，指内在结构的条理、规律和法则的融会贯通。会场的进出有秩序；大街的交通有秩序；大雁南北迁徙的时候，以人字形高翔；羊群在草原上散乱着吃草，但从空中往下看，其中则有着与山川大地浑然一体的天然美妙。”（12）文章最后一段，联系到写文章也需讲秩序。形式与文采要有章法，更重要的是讲求内在的浑然一体。《匠》也是如此。文章先解释“匠”的字形字意：“匠，是个会意字，本意单指木匠。‘匸’，是右边开口的箱子，可以背在背上。‘斤’，斧子，泛指木匠工具。”（13）词语释义后，接下来便讲述《庄子》中“匠石运斤”这个典故，说明庄子十分看重基本功过硬的人，并批评今人之心浮气躁，只求“速成”，不重视基础和基本功的提升。《先生与先醒》，由“先生”这个词引出贾谊的“先醒”。此文的妙处，在于把“醒”分为“先醒”“后醒”和“不醒”三个层次，并分别以楚庄王、宋昭公、虢君作为例子，读之醒人耳目。《士与倡优》不仅多角度解释了这三个词的内涵，还追溯了这些词的历史变迁，最后以东方朔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两文作结，揭示历代帝王偏爱倡优而疏远士的原因。似而这样的文章，还可举出《反粒子》《道理》《虚心实腹》《敬与耻》《茶喝完了》《“儒”这个字》《算缗和告缗》等一批，这可以说是穆涛散文的第一道“独特风景”。
二是对“特指概念”的偏爱。这里的“特指概念”，主要指时间和季节方面的词语，穆涛对时间和季节似乎特别偏爱，故此这方面的散文也特别多。《从发现时间开始：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季节转换的典礼》《春天的核心内存》《春天里的规矩》《秋天的两种指向》《秋天的老规矩》《春夏秋冬四个字的背后》《春天是怎么落下帷幕的》《冬至这一天》《二十四节气是有警惕心的》，等等，均属于此类。笔者以为，这是穆涛写得最具深度的一组文章，集考据、义理、辞章于一炉。如《春天的核心内存》先考证甲骨文关于春的写法，再以《尔雅》对春的释义为佐证，接下来联系《春秋繁露》关于春的描写，再具体写春天里的“核心内存”，即15件大事。《秋天的两种指向》也是先从甲骨文、《尔雅》写起，而后引出秋包含着“收获”和“成器”两种指向。《春夏秋冬四个字的背后》则力图揭示春夏秋冬四个字的多重涵意，以及它们背后的秘密。因为在穆涛看来，“我们中国的汉字，都是有出处的，每个字都有来头，有本来之义。字是有生命的，一个字造出来之后，跟人一样，会不断地生长。汉字的‘身子骨’不长了，但长内存，长涵意”。这段话，可以视为穆涛如此沉迷于“词语解释学”的精彩注释。
三是对元典的新解读。如《〈诗经〉这部书》《〈诗经〉在古代中国是承重的》《〈诗经〉里的风声》《孔子编选〈诗经〉的准绳》，以及《〈易经〉中的‘箕子明夷’卦与〈尚书·洪范〉中的箕子》等。从第二、第三类多少有些泛化的“词语解释学”中，我们看到，穆涛越来越有“大局观”，他向古典文化的进军也越来越有规划和规模了。事实上，当穆涛将他这几年新创作的散文结集为《中国人的大局观》出版，写完了长篇专题散文《在制衡与失衡之间：〈汉书〉认识笔记》，以及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学公众号发表了35篇“大史小说”，就已表明，穆涛已真正进入元典时代的语境，他已情不自禁地进入了历史的逻辑，跟着历史的节奏走。
穆涛的“词语解释学”，一方面具有纠谬反正、复原史实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告诫警示的意义。在《算缗和告缗》中，穆涛通过对“算缗”和“告缗”这两个词语的比较分析，指出“算缗”是经营者自行申报财产，它是中国历史上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而“告缗”则是鼓励全民举报隐匿财产不报者，或有“市籍”的商人拥有土地和仆人。“告缗”制度的实施带来了两个恶果：一是商业几被摧毁；二是告密之风盛行。文章最后指出：“经济政策是用来富国的，如果沦落为政府敛钱的手段，就是误国了。”（14）其告诫警示的意味十分明显。《信史的沟与壑》告诫警示的指向虽没有《算缗和告缗》那般显豁，但透过“道德”的“瘦身”，透过“春秋”的解读，还有“信”的视角，以及史官的故事等，让读者看到了另一种历史，并感受到历史的苍凉与无奈、政治的变幻与冷酷无情，同时也体悟到中国的智慧。《信史的沟与壑》好就好在它从历史的“缝隙”，从历史“沟”与“壑”的小视角来探测中国的“大历史”。它有史家的立场、精神的维度和批判的锋芒，但这一切都埋在暗处、深处。它看起来指东说西，漫不经心，有大量的闲话闲笔，实则刀刀见血，暗藏机锋和弦外之音。
穆涛的散文之所以在草蛇灰线间伏脉千里，且别有洞天，皆因一个“通”字。这个“通”字，即清人戴震所说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而要达到“通”的境界，既要讲读史以致用，要处理好“实”与“名”以及各种相关命题的关系，更要“温”，正所谓温故而知新。穆涛认为：“温这个词用得恰当。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课本’，有五千年的厚度，很难读，城府深，色调沉，像一个人板着脸孔，古板，刻板，缺情少趣且苦辣，对，是苦辣。像冬天里喝烧酒，要‘温’一下口感才稍好些。”（15）同样精彩的还有体现“温”与“通”一批作品。比如《道理》，就体现出“通”的特征。作品一开头就指出，道是讲理的，也是有自己的规律的：“道这个字，头在上，腿脚在下，思想与践行融为一体。空想，瞎琢磨，或本本主义，唱高调都不是道。低头拉车不看路，也不是道。每一条路都是有方向的，要用脑子去辨识。”在比较了政治领域、社会与人生几种不同的“道”之后，文章进一步论道：“道貌岸然，是表面现象。道法自然，大道无形，指道的复杂和无量。但道不是虚无缥缈的，道是人间道，道的地基是常识，是寻常生活里过滤出来的认识和见识。”（16）这里强调“道”的几层“理”路：一是道是复杂和无法量化的；二是道是人间道；三是道的地基是常识；四是道是寻常生活里过滤出来的认识和见识。文字不多，却将“道”的本质和属性讲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文章接下来还联系孔子在水边给学生上课的情景，用“轻水”和“忘水”两个典故更深入形象地阐释道：要像船夫和泳者那样“操之若神”和不惧激流漩涡，不仅要熟悉水，掌握水的性格，而且要和水打成一片。如果达到这样的境界，你就是找到自己本命的人，也必定是一个懂得世道人心的成功者。
《道理》，包括《正信》《信变》《反粒子》《敲木鱼》《觉悟》《标准和榜样》等作品，都是温故而知新后的通文。这些作品的“通”，主要体现在几个层面：其一是通透，即既有史识又有中国智慧，既入世又出世，既具象又抽象，可谓“事洞明皆文章”，这是从整体上看；其二是通社会，通人生，不管写什么题材，穆涛的散文总是连接着世道人心，且弥漫着人间气和烟火味；其三是通大道，即尽管文章短小，取材杂碎，讨论的却是通古今之变的大节，是“人道”与“天道”的贯通、融合与和鸣。这样的散文，重史料、史识与辞章，也注重“实”与“名”的考辨。它们没有象牙塔的规范，更不是汉代以降一些名家操弄的虚幻无用的“屠龙之术”。更为重要的是，穆涛的散文挟着元典时代汉语的真气呼啸而来。它绕开五四的洋腔洋调，心仪先秦气象血脉，又得汉代史家真传，兼有魏晋文章的笔意，如此他以“词语解释学”为地基写出的一批文章，自是敦厚质直、骨力刚健，既具田野之气、山林之色，又有古风与遗风。不过这古风与遗风又不是遗老遗少的旧音，而是羼入了时代的新声，且含有现代性甚或后现代的眼光，以及现代人的人情和人性的温度。这的确是当代少有的散文类型，事实上，在“信而好古”这一点上，穆涛比他尊敬的前辈孙犁老师走得更远。
三、“大史小说”与“参话头”
关注当代散文创作的人们也许注意到，近几年的散文已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散文从过去的“固体”到时下的大幅度“破体”；网络的兴盛使散文更贴近生活，亲和大众，甚至有人断言：零准入门槛、即时传播阅读推动散文进入到“全民写作的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后便成为散文主流话语的“文化大散文”，近十年来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引领变革的代表作家是李敬泽、祝勇与穆涛，他们以不同于余秋雨们的写作立场、历史观和呈现历史的方式，为“文化大散文”注入了别样的元素，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以余秋雨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大散文”，一般都是站在正史的立场上，以整体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去评判历史。它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篇幅长，许多“文化大散文”动辄万字以上，甚至几万字；二是题材大，“大散文”的取材往往不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而是民族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类的困境和未来等大命题；三是重理性，“文化大散文”推崇西方的理性精神，重逻辑推理，相对来说，感性的东西就少了一些，心灵和生命的投入也不够，这样就难免粗疏空洞甚至矫情。而以李敬泽、祝勇与穆涛为代表的“新文化大散文”，虽然落笔点还是历史文化，但他们的立场和散文观念却与余秋雨们大相径庭。在写作立场上，他们更愿意站在民间，或从个人的视角来品评历史。对他们来说，民间的传说和历史人物的生活点滴、历史背后的故事比重大的历史事件、王朝的更迭、宫廷的争斗、士大夫的气节更具吸引力。在散文观念上，他们一方面奉“中国之文”为圭臬，提出要回到传统，回到“元气时代”里去寻找散文的力量；一方面又解构整体性和中心主义，沉迷于跨文体、综合性写作，甚至是考古学的方法。此外，“大史小说”，注重细节和心灵介入，也是“新文化大散文”不同于传统“文化大散文”之处。
比如穆涛的新文化散文，基本上都是千字左右的杂说或随笔，是名副其实的“千字文”。特别是与贾平凹合著，由贾平凹作画、他配文的《看左手》集，其中的文章大多不足千字，是名副其实的“大史小说”，但“大史小说”里却有大乾坤，螺蛳壳里做道场，虽简约但包容量极大。如《正信》中由“义”引出“信”，又由“信”分出“正信”“信得过”“信见”三种“信”，一个字里包含了几重意思，每层意思里蕴藏着很多说道，既有很强的概括力，又生动形象，十分有趣。读穆涛的《看左手》《先前的风气》集中的杂说和读史札记，我有两个较深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穆涛的许多材料来自正史，更多的取自野史。读他的散文的确能拓眼界，宽心胸，长知识。第二个印象是他有眼光和见识。他的一些颠覆性的看法，不仅言之有物，一矢中的，而且借古讽今，识见很深，读之使人开眼醒脑。总体看，穆涛涉猎繁复，读书驳杂，纵贯千载，辐辏万象，且善于以“小”搏“大”，“大史小说”。难得的是，穆涛的“大史小说”散文，不仅仅引经据典，同时穿插进许多的逸事、趣事，也不仅仅因为他采用了解字说文的叙述方式，更重要的是，穆涛有自己的思想和哲学，还有足够的智慧和幽默，以及迂回的曲笔和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如此，穆涛也就自有气象、自成一体——“穆涛体”（丁帆语）。“穆涛体”上承先秦文脉，中接六朝文章，下连时代经纬、人生百态，正所谓“胸中千古事，笔底有春秋”。我以为这样来评判穆涛散文，应是客观和符合实际的。
穆涛“大史小说”的一个本事，就是“参话头”。“参话头”指的是由一个词或一句话，牵扯出一大堆东西。对于此道，穆涛可谓驾轻就熟。《参话头》就是如此。文章由齐景公问政孔子这个“话头”入手，牵引出齐景公“荒政却悠然享国”“傻小子有傻福”的介绍，以及鲁迅和冯梦龙的评价，再由《论语·八佾》“参”出“八佾舞”事件。其间还穿插鲁昭公流亡齐国，齐景公晚年因溺爱幼子荼，经常趴在地上，嘴里叼一根草绳，让荼牵牛一样走，甚至为此还磕掉一颗牙齿等史实和细节。最后，由上面林林总总、看似乱麻的各种历史记载，文章又“参”出读《论语》的方法，悟出“史是变数，是世道的玄机，是无常鬼。经与史参合着看，视角就立体了”。（17）《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以一根棍子作“参话头”。这根棍子在先民那里叫“表”，是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慢慢地它又演化为“光阴”“时间”，然后又有了日、月、季、年这些概念，又有了春、夏、秋、冬四季，以及二十四节气。穆涛的“参话头”并未到此为止。他进一步展示他的考证功夫和想象力：“在尧时代，这根棍子的原始使命终结了，但没有‘退休’，而是‘转业’，尧帝把它树立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并赋予新的使命——倾听不同的政见之声。”（18）由是，这根棍子便由神奇转化为神圣，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则在穆涛“参话头”叙事的引领下，领略了中国的天文学、数学与政治学，并由此升华出作为中华民族子民的自豪感。《耳朵麻痹了》则是从另一个方面展开“参话头”。文章从贾谊创造“耳痹”这个词写起，再由这个“话头”带出三个故事，告诫现代人天命不可违，人既要时时谨慎自省，还要常怀愧疚之心。“苍天在上，可以听到最低微的声音，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可以洞察一切。人做事，天在看，不可不谨慎自身。”（19）还有《客气》也饶有趣味：“男女热恋的时候，都是客气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缺点也是美丽的。山盟海誓，囫囵吞枣，不计较，不清醒。但结婚过具体日子之后，就不客气了。”（20）接下来笔锋一转，从中医气理“参”出主气和邪气，再联系《菜根谭》关于“客气”的描写，进一步展开对“运气”“客气”的描述和议论。一个“客气”，让穆涛牵引出古今现实的一连串文化，折射出某种社会现象与世道人心。像这种“参话头”的例子，还有不少。
穆涛的“参话头”，一般来说喜欢用三招。一是讲故事。他的故事或典故一个接一个，不枝不蔓，言之切切，同时言之有物。他的故事虽时有危言耸听，却把控有度，点到即止，且不局限于事，往往有超越故事的指向。穆涛的故事还有一个特点，即故事一般都是立体的、多维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就拓展了文本的空间。二是重细节。用细节丰满历史，还原历史的原生态，这是“新文化散文”的一个共性。穆涛也不例外。在他的散文随笔中，我们随处可见到历史的细节。比如《参话头》中齐景公让荼像牵牛一样牵着走，就是相当精彩的细节。值得称道的是，穆涛不仅深谙历史细节的重要性，而且他总能将这些细节放到最恰当的地方，并通过层层的抽丝剥茧，寻找细节与“大史”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样，通过历史细节，穆涛一方面写活了历史人物，真实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由于有大量细节的支撑，穆涛笔下的历史书写自然也就不会流于空泛、刻板和概念化，他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也更加精准到位。三是在叙述方面打破了传统散文的叙事方式。穆涛散文的叙述，一般没有中心设置，也不按时间的线索进行叙述，他往住是东鳞西爪，若即若离，自由随意，当行即行，该止即止，其间还穿插不少闲话，留下不少空白。这种叙事方式，初看起来不太完整，甚或有点杂乱。但当你读完全篇并慢慢琢磨，却又深感其内藏万壑，大有玄机：那是无技巧的技巧在谋篇布局上的艺术呈现，是自由与秩序、细微与宏大的共构；同时，这种叙事还打破了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呈现出文体杂交的特征。
穆涛特别推崇《史记》的叙事方式和技巧。他一直认为：“叙事是散文写作的基本功夫，但要写出特点来却不易。”（21）就当代散文来说，他欣赏的散文叙事有两种：其一是能于平实中见大奇的，如汪曾祺散文的叙事；其二是叙事要冷，不仅皮肉冷，更要冷在骨头里，就如孙犁的散文。也就是说，叙事要朴素简约，没有流行气，不光滑，不世故，且带有野趣和生涩味。可能是功力不足或用力不够，就目前而言，尽管穆涛重视散文的叙事，但他与汪曾祺、孙犁叙事的老辣与自然天成相较，应该说还有一段距离。如果穆涛能在散文叙事方面多加经营，则他“参话头”式的“大史小说”将更具特色和魅力。
四、“说人话”的散文
从散文集《放心集》开始，穆涛便十分看重散文的语言。《文风问题》《再说文风》《语言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散文的写法》《了不起的文风》《千字文》《夜读抄》《大实话》《简洁》等文，都涉及文风和语言问题。在穆涛看来，语言是活的，是有生命的。而要保持语言的活力和生命，关键是文风要朴素简洁，要尊重常识，说来自日常生活且老百姓都能懂的大实话、家常话，不扭捏文人腔，不故作高雅；同时，好的文字还要有烟火气，要有常人的体温，要有人味。在《散文的写法》中，他强调散文要“说人话，说家常话，说实话，说中肯的话，说有个性、有水平的话”。所谓“说人话”，就是“说正常人的话，说健康人的话，说有骨气的话，说吸引人、启发人、感动人的话”。所谓“说家常话”，既可以像老僧那样说话，更应该像一个正常人，在日常里和家人、朋友、同事那样说话。所谓“说实话”，即“不说虚话，不说没实质内容的话，不说言而无物的话，不说没用的话”。（22）穆涛还将“实话”分为四个意思：一是结实；二是沉实；三是果实；四是现实。再有“说中肯的话”，指的是说话一要合乎身份；二要合乎写作时的心态和心情。至于“说有个性、有水平的话”，就是语言要“有我”，要体现自我的性格、气质，要说自己的话，有自己的语言味；而“水平是修养”，散文写作者唯有不断磨炼文字，透彻人心，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有水平的文章。穆涛关于文风和散文语言的见解直击时弊，令人警醒。因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散文在语言上一直存在着三种病：一是五四腔；二是抒情腔；三是套话空话腔。正是鉴于这种语言现实，穆涛倡导的“说人话”的散文语言观，有着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穆涛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极力倡扬“说人话”、说家常话，创作有生命的散文语言，更在于他以扎实的、与时俱进的创作实践，比较完美地诠释了他的散文语言观。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引用中已有所领略。为了更具体地感受穆涛的语言风采，下面随手引几例：
散文要不断地别开生面，要不断地创造，但创造要遵循规律的，不能走偏门，要蹈大方。猫用唾液洗脸是它的创造，但这办法不能推广，若克隆到人身上就显着脏。不能推广的创造纵是独到，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写作也是这么个理，过于个体了，就是自娱。（23）
局限，是生活中的常态，普遍存在着。人的生死是局限，黑夜和白天是局限。左右手是局限，男女厕所是局限。春夏秋冬是局限，上下级是局限。一项体育竞赛，因为局限的存在，才会精彩。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局限也是无处不在……做事情接连不顺利的人，俗话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总是踩不到点上。那个点，就是局限的穴脉处。（24）
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一方面是有。以人为例。比如我们人的身体，男人英猛或猥琐，女人靓丽或丑态，如果没有灵魂，就是一种空。如街坊邻居说的那种话，瞧老赵家那个丫头，花容月貌的，就是缺心眼，可惜了的，有肉体，没有灵魂，就是肉架子。而有灵魂，没有肉体，更是空。（25）
像这样的例子，在穆涛的散文中俯拾皆是。穆涛散文语言的总体风格是朴素简洁，平易通畅，节制而内敛，言立而文明。他喜欢打比喻，为的是让文字更具体、更形象可感。他更乐于采用来自日常生活，来自老百姓的“大实话”，如此他的散文语言便不仅生动鲜活，丰富多彩，而且是有生命，有自己的“语言味”的语言。总之，这是一种“说人话”的语言。它排斥了矫情滥情，拒绝了空话套话，而呈现出健康的、生机勃发的语言质地。
穆涛的散文语言之所以有自己的“语言味”，是一种“说人话”的语言，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文字与“文心”是相通的。“文心”这个术语，是南朝的文论家刘勰提出的。在《文心雕龙·序志》篇，刘勰认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五四白话文兴起后，叶圣陶与夏丏尊合著了一本书，叫《文心》，这是一本教授写作基本功的书籍。两位前辈认为，讲到文字修辞，一般人总认为这是雕琢粉饰一类的玩意儿，这是误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文学创作中，“雕龙”是次，“文心”才是根本。按笔者的理解，文字修辞绝非雕虫小技，在文学中它是一门大学问。文字是心的表现。按心理学的说法，心的作用是知、情、意的统一。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欣赏，都离不开个人的体验、细致的观察、真实的描写、心的感悟与渗透。也就是说，写作之道，至为要紧的一点是以文写心，文心合一。而这心既联结着一个作家的修养、人格、境界与气象，又源自日常生活，长年受人间烟火气的熏染，带着正常人的体温和气息。显然，穆涛是以文写心，用心作文的。他一方面注重“雕龙”；一方面又以沉静之心、灵窍智慧之心去体察天地和世间万事万物。这样，他的散文才能文心合一、情智合体，达到小与大、浅与深的统一。
五、余论
在散文越写越长，越写越同质化、模式化和空心化、技术化的当下，穆涛以“千字文”傲然独立，这是当今散文界的例外，也可以说是一股清流。穆涛以其独特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给予我们几点启示：其一是当代散文要走向阔大和深远，就必须回到我国伟大的“文”的传统，同时重建我们时代的文章观；其二是优秀散文没有长短之分，重要的是接地气，“说人话”，重现实，有见识，有思想；其三是不论是专攻一路还是杂家，都要懂得笔墨闲情，又敏感于叙事与文体。当然，关于穆涛散文，可说的话还有很多。但仅凭上面几点，也可见出穆涛散文的价值和意义，也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并珍惜。笔者以为，这是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正确方向，如果当今的散文写作者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散文的路子必定会越来越开阔宽广，当代散文也会越来越丰茂结实。
注释：
（1）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第8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2）（3）（4）（6）（7）穆涛：《散文观察》，第100、100、109、60、22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
（5）穆涛：《简洁》，《先前的风气》，第236-237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8）（9）（10）穆涛：《散文观察》，第33-34、71-72、148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
（11）穆涛：《散文观察》序，第4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
（12）穆涛：《秩序》，《先前的风气》，第26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13）穆涛：《匠》，《先前的风气》，第3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14）穆涛：《算缗与告缗》，《先前的风气》，第59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15）穆涛：《信史的沟与壑》，《先前的风气》，第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16）穆涛：《道理》，《先前的风气》，第33-34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17）穆涛：《参话头》，《美文》2018年第5期。
（18）穆涛：《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美文》2019年第10期。
（19）穆涛：《耳朵麻痹了》，《美文》2018年第11期。
（20）穆涛：《客气》，《先前的风气》，第9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21）（22）（23）穆涛：《散文观察》，第79、114-116、60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
（24）穆涛：《局限》，《先前的风气》，第47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25）穆涛：《空指什么》，《先前的风气》，第11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