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平：“书模”周有光
我第一次见周有光先生，是李行健先生安排的。李行健是周有光的同行，也是语言文字学家，曾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还是周有光的邻居，很长一段时间与周有光住同一栋楼里，周有光住三楼，他住五楼，即使后来搬迁了，但仍在那个小区，与周有光可谓“近在咫尺”。
周有光自打搬到这个位于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里的小区后，一直住到去世。小区的门口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市部，所以，我去北京的时候常常去那里逛逛，对那一带也算比较熟了。周有光住的这栋六层楼没有电梯，我前去拜访时心想，他一直工作到85岁才退休，那他这样每天上下楼，腿能吃得消吗？后来，他告诉我，他倒是没有问题，90岁还在爬楼呢。周有光的独子周晓平为了更好地照顾他，曾打算把这里的房子置换到自己家附近，但周有光没同意，说自己已经住惯这里了，而且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住在附近。
周有光家说起来有四个房间，但面积都不大。我坐在他只有9平方米的小小的书房里，环顾四周，一切都是那么的简陋。一张陈旧的小桌子，一个陈旧的小柜，四个陈旧的小书橱，坐着的椅子都没有扶手。但是，我明显地感到这里气场强大。周有光那时109岁，侃侃而谈他即将重新修订出版的《朝闻道集》。这本书是周有光105岁时出版的。我读后非常震撼，他的思维如此超前，他的视域如此辽夐，思想紧扣这个时代。周有光的气场，源于他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并以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
与周有光聊天足以让人开悟。他说自己也没想到能活那么长，不过，生命不在于长短，而是要有价值，这价值就是对他人对社会有用、有贡献。他谈笑风生，幽默至极，时常调侃自己，说到好笑之处，自己都会掩嘴而笑，然后用手帕擦擦嘴，再将一颗咽喉含片放进口里。跟着他大笑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睿智、什么叫豁达。那天，为了让我听明白他对人生命周期的认识，他顺手在便签纸上画图表做演示，这时，我蓦然想起其实他是经济学家出身，后来才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所以他的思想和表述都非常有逻辑性，甚至可以“建模”。
我错过了他的110岁生日，但我拿到了他家人特意制作的庆贺寿碗。寿碗通体洁白，上面画了两朵带着枝叶的粉色牡丹，浅浅淡淡的，犹如他的为人和性格，淡泊、清疏、温和、纯净。
周有光是常州人，我母亲也是常州人，特别凑巧的是，我在周有光出生的那条伴着运河的青果巷住过一段时日。如今，周有光的老家宅子——始建于明朝的礼和堂已保留了下来。青果巷每年举办“字在青果·音而有光”有光拼音文化季，我参加过多场活动，沉浸式地感知周有光与汉语拼音的故事。但我之前却不知道周有光还是常州吟诵的代表性传人。常州吟诵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运用常州方言进行吟诵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其源上溯先秦时期的吴地吟唱，肇始于战国时代，经唐宋发展，明清走向繁盛，已有三千年以上的传承历史，是语言、音乐、诗歌结合最紧密的方式，由此可见周有光研究语言文字并非没有根基。虽然我没听过周有光用常州方言吟诵唐诗、宋词，但他说话时的常州乡音让我倍感亲切。
周有光传承常州吟诵，而他的夫人——才貌双全的张允和却对昆曲情有独钟，但这没有丝毫的违和感，他俩留下了许多琴瑟调和的佳话。张允和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社长时，非常积极，又是演出，又做研究，还要编辑专刊。周有光也跟着入了社，他说他是不积极的，不过每一次开会从不缺席，他说“我得去陪她”。他俩对家里的保姆特别好。当时有两个从农村来的保姆都很年轻，周有光说，她们不学文化太可惜了，要是有了文化，将来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人生。于是，他和张允和给保姆们制定学习规划，还亲自授课，结果，两个保姆一个考上了中专，一个考上了大专。两个小保姆因上学而离开了，他俩都很不舍，可发自内心地为她们高兴。
张允和是93岁那年去世的，那时周有光虽然很伤心，可还是慢慢地平复了心境。他说，前面的人总要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才能生生不息，一代一代传下去。
但身为气象学家的独子周晓平于2015年1月遽然离世，这对周有光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根本无法承受。在周有光送给我的《我的人生故事》一书中，他写了他与张允和还有过一个女儿，名叫周小禾，人家都说他们有一儿一女，是全福夫妇。但小女儿在抗战时期得了盲肠炎，由于战争环境下得不到合理的治疗，不幸病逝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这是一个打击”。不料，没多时，一颗流弹又击中了周晓平的腹部。幸好住处附近有家空军医院，及时地送去抢救，动手术把子弹给取了出来，捡回一条命。这样的遭遇让周有光对儿子始终深爱有加。周晓平去世后，谁也不敢把这噩耗告知周有光。平时，周晓平每周都要来看望父亲的，因而不见他来，周有光便问保姆，保姆说，他外出开会了。过了一周，依然不见他来，周有光再次问保姆，还说怎么连电话也不打一个来。周晓平曾患过胃癌，他十分担心。到了第三周，已没办法再瞒下去了，于是，家人和好友商量叫辆救护车等在楼下以防意外，然后再去跟周有光慢慢“渗透”。周有光表现得异常冷静和理性，他说，你们不用再骗我了，我能扛得住的。
独子的离去让周有光遭受重创，他很快就因胃部出血、肺部感染等住进了医院。直到当年6月，他的身体才得到恢复。出院时，他对人说“风暴已经过去了”，可事实上，他无法释怀，常常半夜三更起来，让保姆扶着他在周晓平住过的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这里抚抚，那里摸摸，垂泪不止。接着，连白天都这样，周有光甚至极少说话了。听到这些消息，我担忧不已。
2016年10月，我去北京出差时想上门看望周有光，并带去我刚出版的《最好的时光》，这本书写了我和我母亲两个癌症患者携手度过的四年时光。那天，我走上那幢老旧房子的三楼，正想敲门的时候，忽然犹豫起来，我真的非常害怕惊扰了他。最后，我还是请李行健将书转交给了他。让我惊喜的是，他看了我的书后，不仅说这书名起得好，还专门拿着书拍了张照片，权当是为我做“书模”。看着照片，我不禁泪流满面。三个月后，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在度过112岁生日的次日，驾鹤西去。那一天，盘桓在我脑子里的都是他的音容笑貌，还有《朝闻道集》扉页上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