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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钱二人往来四封信之《致钱子泉书》

表面上看，裘的立场较小他三十岁的钱更“新”；但实际上二人各有倾向与洞见。裘廷梁仍视“形式”学习的投入与“思想”更新为“彼长必致此消”的关系，更重视如何节约前者，以为后者腾出空间。反倒是钱基博，较多注意新文化人关于白话文“改造”本身的思考。

裘廷梁（1857—1943），字葆良，别字可桴，江苏无锡人（民国初年始以别字行，本文仍通称裘廷梁）。今人通常想到的是他在戊戌维新时期主办《无锡白话报》（自第5期起更名《中国官音白话报》）的事迹，而在该报停办后，历史的聚光灯便似乎从他身上彻底移走。事实上，裘廷梁一生关注白话文，他晚年编定的《可桴文存》，专门辟出“白话文”一大类，这一做法在其侪辈的文集中堪称罕见。五四时期，他与同乡后进钱基博（1887—1957）之间的一场辩论，也值得从他这位白话文运动先驱的角度，再作一番梳理。

1920年，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员钱基博编撰成《语体文范》一书，7月出版后，于8月间便寄赠一册给时已寓居上海的裘廷梁。约三个月后，裘廷梁致信钱基博，对该书展开批评。此次二人往来信件共计四封。1920年末至1921年初，裘廷梁的两封信（总第一、三封信）连载于无锡地方报纸《新无锡》的副刊《新无锡墨林》；钱基博的两封信（总第二、四封信）载于无锡的另一大报《锡报》。其间双方所用文体与讨论主题一致，即都是用的白话文。

在《语体文范》中，钱基博强调，白话文也必须重章法、讲修辞，因此不见得比文言文易做。裘廷梁则视白话文较文言易做为理所当然、妇孺皆知，第一封信中便对钱的意见感到难以理解。他强调，文字本身与其说足以成“学”，不如说是“求学的器具”；他将文言比作“金类的鼎彝”，白话则为“磁（瓷）类的壶碗”，虽然瓷器“有精粗美恶的不同”，但粗瓷器“也一样可以达到他使用的目的”。当前国势危殆，“万不能再用鼎彝”，国人所亟需者乃“日用品”而非高级玩物，故此“白”进“文”退的革新势在必行。

这一思路，不宜径以简单粗暴视之，而是与他在清季的思考实践有明确的连续性。如所周知，晚清以降白话文运动的通常思路，是以之为面向普通民众的教育“普及”手段。裘廷梁与不少同辈有所不同的一点是，他认为中国传统上民众“读书”的机会其实不少：“微独士族，商人子弟，尽人而读之；工之子弟读者十七八，农之子弟读者十五六，少者一二年，多或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年十三四而后改就他业，尤多者。”问题是，这种普及流于表面，因读书之后依然“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商不知角逐，工不知创造，农不知变硗瘠为膏腴”，这一因“学究教法不善”，二因“中国文义太深”，对于“文义太深”，他以为“设法浅之而可矣”（《〈无锡白话报〉序》）。换言之，裘廷梁实是早早将问题要害转向了多数人读书的“效益”，即如何通过读书产生真正适宜的“思想”，以此指导实践、强国富民，而非仅仅考虑如何将读书的机会与行为本身予以普遍化。

在此思路基础上，裘廷梁宣称：“进化何恃？恃文字。其与人，犹衣食之不可一日离也，故他国文字，为布帛，为菽粟，而吾国乃以为珠玉，固宜天下之寒饿者多矣。”（《锡山秦氏文钞序》）“布帛菽粟”与“珠玉”的对比同前述“壶碗”与“鼎彝”的对比如出一辙，均体现了裘氏对文字文学的十足工具性的理解。他且曾对比先秦与秦汉以后之文，称“周秦间善为文者，皆有绝类离伦之学，挽回世运之志”，之后历二千年以至今日，则是“文愈富而学愈贫”。倘要真正改良风气，便唯有重新将学习重点从“文”这种形式，移向“思想”或“学”之类的“蕴于内者”（《覆秦淡如先生书》）。

对“文”的这一态度，与裘廷梁对“新学”“科学”的热情直接相关。在当时背景下，“蕴于内”的“学”，无疑应当包括、甚至有时会主要指向“新学”。戊戌维新阶段，裘廷梁即对其时盛行的“中体西用”说明示反感，讥之为“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不明格致治平之理，欲前复却，坐失时机”，这一讥讽后来得到严复的引用（《复严几道书》）。其间，他尤重可以比附中土格物致知之学的自然科学，其推崇“科学”的立场之坚定，在其侪辈之中应属佼佼者。在相当程度上，这又是基于他对中外历史的整体理解。其时，一种“U型”西洋史分期，即辉煌的古典时代—黑暗的中世纪—近代西方复兴的三阶段分期，已经传入中国。中土趋新知识人糅合本国历来对上古三代的尊崇与此种外来分期，也开始鼓吹辉煌的先秦时代—消极负面的秦后二千年—有望化危为机的当前时段这一三阶段的历史观，并为各阶段注入新的内容重点。裘廷梁着力凸显“秦前三千年”与“秦后（有时称汉后——引者注）二千年”在学风与文风上的差别，后来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成一体的“国粹”论。他称，先秦孔、墨诸子重视真正的“格物”之学，此为中国真正的“国粹”；孔子所谈的“物”“器”即是百姓人人所知之“物”“器”而非别有所指，只是秦汉以后士人越发轻视器物与劳力，专务神秘缥缈之学，致此“国粹”中绝。至于西人，则在数百年前将西方自己的科学“国粹”重新光大，发扬至今，中国倘要再度研求“国粹”，眼下便“不能不假道于西人”（《国粹论》《与从侄孙维裕书》）。

要之，裘廷梁以中西各有“国粹”，而科学为中西“国粹”的共通之点，其动机、内容与一般抱残守缺者迥不相侔。他是基于“非科学不足言国防，非科学不足言生产”的现实判断，意欲打消国人对于文化判分问题的无尽纠结，破除国人深入探究近代科学的思想障碍。而尊孔与尊科学，在他这里也是几无矛盾的，科学在所必倡，基于相似的理由，孔墨孟诸子学说与“秦前三千年”的传统亦无可诋毁。他曾撰文批评顾颉刚《古史辨》，与吴稚晖等人的批评思路类似，称相比西人用“科学方法”“发明自古未有之新器”，顾颉刚却用此方法“意欲推翻自古相传之古书”，乃是将“科学”用错了地方（《驳顾颉刚〈古史辨〉》）。

此外，裘氏对于新学、科学与“文”之关系的见解，尚有早年亲身经历的刺激。晚清无锡曾走出华蘅芳、华世芳、徐寿、徐建寅等享誉全国的算学与科学名家。裘廷梁早岁亦曾得华蘅芳传授“天元术”，华氏“文字力求浅显，如口说”，令自觉“驽钝”的裘氏“亦能领悟”。之后华蘅芳曾特地为《无锡白话报》撰白话文，介绍加减法，“其言务求详尽，人人能解”，却因报刊篇幅有限未即登载。因此“败兴”的华蘅芳之后不再供稿（《题华若汀遗诗后》），这次令裘廷梁深感遗憾的经历，应也强化了他将“文”定性为研求推广“学”之工具的执念。

不过，相似的地方经历，不一定会导出类同的见解。钱基博早年在乡也参与组织过“理科研究会”，对自然科学有过自行研究，但他更视“文”本身足以成“学”。他不否认表达思想学理这一功能的重要性，但不认为这是“文”之改革唯一的关键面向。收到裘廷梁的批评后，他在复信中强调他不至于如一些“国粹派”老先生一样一味保守，可也不会如裘氏一样“迷信”白话文，如同在轮船造好之前不应舍弃帆船，在白话文真正完善起来之前，他不会赞成废弃文言之论。

事实上，裘廷梁虽极力主张白话文，但也没有确证表明他要尽废文言。清末时，他曾与坚决反对白话文的同乡友人邓濂（似周）争辩文白优劣，其间提出“好古者任自为之”（《〈顨盦集〉序》）。五四时期，在致钱基博的第二封信中，裘廷梁所认为的可以让少数人为之的“文章”“文学”，依然主要指向文言。

相比之下，钱基博对新文化人大力“改造”白话文、从而让白话文在担负普及之责以外再主宰“少数”文学高才之领地的意向，给予了更多关注，但对新文化人实现该意向的信心颇不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钱、裘二人的侧重点其实是错开的：裘廷梁一直视“多数人”福祉与“少数人”才性的分别为第一位的问题；而钱基博则聚焦于本身足以成“学”的“文”。表面上看，裘的立场较小他三十岁的钱更“新”；但实际上二人各有倾向与洞见。裘廷梁仍视“形式”学习的投入与“思想”更新为“彼长必致此消”的关系，更重视如何节约前者，以为后者腾出空间。反倒是钱基博，较多注意新文化人关于白话文“改造”本身的思考。

在收到裘廷梁的第二封信后，钱基博复信说，自己的观点是“语体文也不容易做”，却被对方扣上“反对语体文……反对普及教育”的帽子，只好无奈地表示“不说了，敬祝您老人家康健”。同时，钱基博又致信同乡友人李康复（默渊，1890—1967），谈论此事，称裘廷梁他老人家“盛气虎虎”“真正老当益壮”，只是对自己存在莫大的误会。但钱基博还是说：“现在地方老辈像他老人家肯拿‘教育’两个字做前提来教训我们，狠是不多，无论他的话怎样，他的意思终是正当。”钱氏请李康复将此番辩论文字编入1921年的《无锡县教育会年刊》，也肯定了裘廷梁“作文”是为了“试验思想”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有助于反思当前国文教学中“咬文嚼字”的弊端。

裘廷梁后来也称，这场辩论和晚清时自己与邓濂的辩论内容、方式“绝异”，但均可供“治无锡报史、教育史之资料”（《〈顨盦集〉序》）。这位白话文运动“老将”在五四时期的思考，以及地方性辩论中同样复杂的思路交缠，在今天依然有余音如缕，耐人寻味。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