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姚雪垠的文学对话
原标题：两位文学老人的对话——浅谈《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
茅盾（左）与姚雪垠畅谈文艺
2005年，我把茅盾先生与父亲姚雪垠自1974年至1980年7年之间关于《李自成》创作的往来书信汇编成册，起名为《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次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学界的重视。现在对这批书信再次进行整理编辑，将以彩色影印形式推出，再现书信原貌，更突出了书的文学价值，也实现了父亲生前“以后有条件时出版茅盾这些书信”的心愿。
2019年我遵照父亲的遗愿，将茅盾写给他的全部35封信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文化名人手稿馆，连同之前茅盾之子韦韬捐出我父亲写的53封信，一并交由该馆永久收藏，可谓“完璧归赵”（归于国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书信将会愈发珍贵，成为重要的文学遗产。
在本书编就之后，我不妨就这些书信的有关情况赘言几句。
1974年，父亲从位于鄂湘交界的五七干校回到武汉，仍然数十年如一日地每日凌晨3点钟起床写作，抓紧赶写《李自成》第二卷，尽量补救“文革”中耽误的时间。
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错划为“极右派”，在极其艰难的境遇下开始动笔写作《李自成》。这是五四以后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创性工作，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只有在实践中去探索，以期达到自己高远的艺术追求和梦想。在历史的机遇下，1963年第一卷幸运出版，尽管报刊上不宣传不评论，但仍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进入1974年和1975年，是父亲创作中的困难时期，不仅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也有一些实际问题“横在前面”亟待解决。诸如历史小说的美学问题、艺术结构、中国气派与民族风格、小说语言、历史人物塑造等，有的问题尚无把握，缺乏底气，心有疑虑，需要向名家请教与探讨，释疑解惑。这时父亲自然想到了学问渊博、理论深厚、创作经验丰富、一贯热心提携后学的茅盾先生，于是很快恢复了和茅盾已中断多年的通信。在此后几年的频繁通信中，父亲得到茅盾的热忱帮助、支持和鼓励，更增加了探索历史小说新道路的信心。
其实，茅盾对父亲的帮助，最早始于1938年春天。他的《差半车麦秸》被朋友办的刊物因嫌其“语言太土”而退稿，父亲转投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不仅很快发表，而且热情推荐，使其成为轰动抗战文坛的名篇。以后在大后方重庆，父亲又受到茅盾的关爱和鼓励，对《战地书简》和《牛全德与红萝卜》等作品热情称赞。因此说，父亲从年轻时起，就受到茅盾的提携，他将茅盾视为自己的知音和恩师。即使到了耄耋之年，茅盾在体衰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对《李自成》写作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怀，付出大量时间心血提供了帮助。父亲对茅公充满了感激之情。
父亲从1974年7月10日开始给茅盾写信，茅盾于7月17日回信，直至1980年为止。在此期间，他们互致书信88封，除了谈《李自成》，也谈其他小说艺术和学术等问题，内容比较宽泛。这些信函本书悉数收入，以反映通信的全貌，也是对两位文学老人的纪念。
1975年底父亲从武汉迁居北京，曾数次到茅盾的寓所或医院看望，就《李自成》创作等问题当面请教。茅盾逝世以后，父亲在纪念文章《茅盾同志给我的帮助》中这样写道：
（1975年）我将《李自成》第一卷寄给茅盾，目的决不是想得到泛泛的称赞，而是想听听他对我写历史小说的新道路以及长篇小说的美学的探索有什么意见。当时茅盾的健康状况不好，常常发低烧，尤其是他眼睛患了老年性黄斑盘病，视力很差。但是他很快将《李自成》第一卷细读一遍，将意见作出札记，然后重读，同时整理原来的简单札记。《李自成》是按照单元写的，他就按照单元，写信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有的信竟有两三千字长（编者：茅盾1975年6月18日的长信，对第二卷中的10个单元逐一分析评论，全信9000多字）。我平日给朋友写信，纵然是短信，也往往难免漏字错字。值得尊敬的是，茅盾同志已是高龄，身体弱，视力差，而一笔熟练清秀的毛笔字或钢笔行楷，洋洋洒洒，一气下来，竟无漏字和笔误，而且思路缜密，见解深刻，洞察我的艺术用心。我常想，泛泛的称赞不一定就是知音，知音是艺术上的同感与共识。茅盾的一封封信都使我在探索的道路上得到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由于茅盾的热情赐教，而我又渴望多得到他的帮助，又将第二卷送给他看。第二卷有八十万字，只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打印稿，大部分是请人抄写的，字体比较潦草，我简直不好意思。但是茅盾同志仍然仔细读了两遍，在每封信写出了他的独到意见，坚定了我自己感到没有把握的创作意图。我有一本《〈李自成〉全书内容概要》，大概有八万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请人替我油印的，字十分潦草。我想让茅盾了解《李自成》的全部构思，将这本油印《概要》寄去，他很感兴趣地看了一遍。这对我的庞大的写作计划更增加了信心。
我认为茅盾同志关于《李自成》写给我的那些信，是研究他的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当然，我们后来有许多信不限于讨论《李自成》，范围相当广泛。一九七五年冬天我由武汉移居北京，虽然有了面谈的机会，但我仍多用通信的方式向他请教，讨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当茅盾同志八十一岁高龄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向他祝寿，概括了我同他的关系以及他在扶植文学后进方面的巨大贡献：
笔阵驰驱六十载，功垂青史仰高岑。
平生情谊兼师友，晚岁书函泛古今。
少作虚邀贺监赏，暮琴幸获子期心。
手浇桃李千行绿，点缀春光满上林。
这首诗中第五句所说的“少作”是指《差半车麦秸》，第六句所说的“暮琴”则是指《李自成》。诗的最后两句是指茅盾同志扶植几代青年作家的功绩。
我在青年时代所受茅盾同志的帮助是一位大作家对青年作家的扶植和鼓励，其意义比较容易理解，容易被人看见。进入70年代，我也成了老人，书读的也多了，在写作上也接近成熟了，这时我需要的不是扶植，不是一般鼓励，而是对更深的问道解惑。茅盾这时对我的帮助，外人不容易理解清楚，因限于篇幅，我今天不举例说明了。
父亲在他另一篇追怀文章中记述了这样的情景：
我最后一次看茅盾同志是在去年五月间。因为我很少有机会去看望他，那一次到北京医院看他，谈话的时间特别久。我平时给他写信，并不写一般的问候信，而总是谈些写作上或学术上的问题。每次接到我的信，他总要写详细的回信，谈出他的意见。这一次我到医院看他，也是上下古今地谈问题。他的兴致很高，希望同我多谈谈，我也不愿意离开。我几次看表，却不忍心离开他的病房。他谈累了，躺到病床上，继续同我谈。这以后，我竟没有再看望过他。我经常想念他，总打算看望他，可是我的工作沉重，总是一天天往下推。没想到他竟然逝世，那一次病房中的晤面竟成了永别！
关于父亲与茅盾先生的通信和会面情况，两文已作了清楚而生动的记述。自茅盾逝世以后，应报刊之约，父亲常放下《李自成》第四、五卷的紧张写作，接连撰写和发表了8篇缅怀文章。在之前，先后写了10余首旧体诗，赞颂茅盾、叶圣陶等前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卓越贡献。
在书的后面，附上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和父亲《读旧信追怀哲人》两篇文章，也是对这些书信的诠释和解读。
本书收入的这些书信，既是珍贵的文学史料，也是颇有品赏价值的书法作品。可以说，书信的内容丰富而厚重，彰显其文学精神，给人以知识和启迪；同时，两位文学老人的书信墨宝，秀劲洒脱，散发出书卷气，则给人以精神愉悦和艺术享受。我想，这也会是本书的特色和价值之一吧。
茅盾先生生前审阅、评论和给予帮助的《李自成》第二卷，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这是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唯一一部茅盾生前亲阅的作品。茅盾先生若九泉有知，定会感到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