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书瀛：抗战时的女诗人夏蕾
夏蕾大姐，一位被人遗忘已久的女诗人。不经意间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集中见到她，对我而言，这是类似出土文物般的发现。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我宅居家中读中国百年新诗，在闻一多先生20世纪40年代编选的《现代诗钞》中，意外读到了署名夏蕾的两首诗《山》和《二月》（见《闻一多全集》第1册第433-43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诗尾标注的写作时间是1940年2月。
夏蕾？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一时间，我有些疑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组（后来是现代文学研究室）的那位夏蕾吗？不久经各方证实：这确实是那位夏蕾——抗战时期的女诗人。
“文革”之前，我进入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好几年几乎没有跟夏蕾大姐说过话。好像她与文学所的其他同志也很少交往。文学所名人很多，即使不是名人或尚未成为名人，大家还是有所交往，彼此之间略知一二，总之同事之间并不闭塞。但是夏蕾大姐，可以说有点“与世隔绝”，因此也默默无闻，特别是不同组室的人，对她陌生得很，如果她一年不来上班，大概也不会发现少了这个人。
我20世纪6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夏蕾，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是一位黑黑瘦瘦的半大老太太（当时还不能算老），朴素得像个家庭妇女；如果你在东单菜市场买菜时遇到她，会认为她是一位天天买菜做饭的普通市民。只是她的眼镜略微流露出一些“文气”，也许当过小学教师吧？
那时，认真地说，我只是偶尔见过她，但是还不能说认识她，更没有注意过她。但是，有一次我在文学所二楼走廊看她领着一个眼睛直直的十几岁女孩儿，手紧紧拉着，一步不敢松开。我有些奇怪。旁边一位老同事告诉我：她是夏蕾，美术家、中国美协掌门人蔡若虹的夫人。不幸得很，她女儿得了精神病，拖累得她筋疲力尽。她原是写诗的，现在这种情况，既不写诗，也不大有精力作研究工作了。这唤起我深深的恻隐之心。这是我对夏蕾大姐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后来听说，20世纪30年代末，她在上海认识了画家蔡若虹。1938年10月，蔡若虹带着夏蕾还有其他同好，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越南、昆明、贵阳、重庆、成都、西安……于1939年5月到达延安。途径香港时，夏蕾与蔡若虹结了婚。蔡若虹是学画的，也写诗，抗战时曾在茅盾主编的《烽火》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新诗。我想，是诗歌把夏蕾与蔡若虹牵在一起的吧。
闻一多先生选的她那两首诗都比较长。《山》和《二月》都有50多行，后一首更是接近60行。诗人写她初到延安的喜悦心情，写那个时代革命青年对延安那片新鲜土地的感受。她的视野开阔、豁亮；她的感觉敏锐而细腻，诗的意象很新颖，语言富有磁性，很抓人。我不妨节录几段，让读者一睹夏蕾诗之风貌。《山》是这样开头的：舟行七日，/我从海的波涛上/投入了山的波涛。//是第一次/当我的双足踏上/这北国的松软的黄土，/虽曾有/像哥伦布的伙伴似的，/俯伏在证实了的新大陆上，/将嘴唇去吻接大地的心情，/我也不能绝无眷恋于海。
最后几段是这样写延安的生活：虽说是荒瘠的秃顶的山/像守财奴的扑满，/不轻易给人以一草一木，/当我们有锄头在手，/它也大量地/献出了黄金一样的小米的颗粒。//虽说是低矮的丑陋的山/靠几千年前的洪水/冲积了瘦嶙嶙的石骨，/当我们有长枪在握，/它也英勇地/担负了保卫子民的屏障。//如果说我是热爱着/这北国的山的波涛，/那是因为我投入了人的波涛！
《二月》写“雪”的“融化”，“毛孔里腾着热气”……恰是象征着她到延安时感到“解放”了的心情。她还说：而太阳，/那火热的红球，/在淡蓝而闪光的太空，/驱逐着灰色的云块，/而且像在呼嚷着什么，/像在致一篇欢迎词，/二月，解冻的日子。
诗的最后几段说：那挂在嶙峋的石崖上的/锥形的冰柱，/我们的山的白髯，/今天哪里去了？/代替它的是微温的水滴，/是欢喜的泪珠，/流在古老的/山的多皱的脸上，/低声的述说/又一代的年青。//而风，/挟着醉人的呼吸，/吹着复醒的大地，/吹过教堂的塔尖，/在无声的钟楼下，/在被缀上了红星的/圣母龛前，/就爆发了歌声：/是迎接世纪的春天的/中国的战歌，/是迎接世纪的春天的/没产者的进行曲。
没有想到今天如此默默无闻、听不到一点儿声音的夏蕾大姐，在抗日战争时期居然写出了那么火辣辣的诗篇！“地火”“人火”同样在这位女诗人的诗里燃烧。
20世纪70年代初她同我们一起到河南五七干校，领着患精神病的女儿艰难度日，依然沉默寡言，我没有听她说过一句话。90年代，我曾经的同事、后来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章楚民兄，为了主编《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总目》搜集资料，曾给蔡若虹写过一封信询问夏蕾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夏蕾已于前几年去世。
夏蕾大姐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