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明伟 郭楠:可以把它放到任何一个你想放的城市里
来源:《青年文学》 | 朱明伟  郭楠  2021年09月09日08:01

朱明伟:安徽合肥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从事新时期文学史研究,学术论文与文学评论散见于多家期刊。有论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

郭 楠:作品散见于《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山花》《芙蓉》等,曾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作品获《上海文学》奖,入围 “城市文学”排行榜。出版有长篇小说《花团锦簇》等。

朱明伟:栏目的名称是“城市”,这也是我们这次谈话的潜主题,但我并不急于直奔主题。我爱读《巴黎评论》,很乐意成为访谈者,毕竟有时候谈话远比评论更有趣。刘心武对王小波有过“文坛外高手”的评语,我认为您是“文坛内高手”。您的一些作品,如《花团锦簇》《海上列车》《白色水母》已经引起了相当的关注,我读过以后,感觉也非常好。编辑兼作家余静如评价说,您的小说首先非常好读,是传统观念上的讲好故事的小说。在读完《理查德》这篇小说时,我收获了阅读世界文学经典短篇那样的快感。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理查德与绉小姐的美梦被狗叫声打断,争吵后冷场、分别。这段戏剧场景极力探索人性幽微之处。恋情的终结与理查德忽然萌出的思乡之意,使他的沪上历险生出了旅行、艳情之外的蕴含。复义情节的营造是这些小说的修辞标识之一,我在阅读中时常感到情节安排得精致、精巧。我好奇于您的小说观念,那么不妨问得具体一些,您如何看待小说的情节、人物、环境(作者意识)?您的读者想象又是什么样的,希望怎样处理读者预设与小说修辞的综合?

郭 楠:首先感谢您读了我所有已发表的作品,也感谢您对我的肯定与称赞。我一直希望我的小说是好读的,让读的人拿起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读下去。在少年时代,读小说之于我是一种乐趣,比如在夏天的凉榻之上,比如在冬天的暖炉旁,再比如在数学课上。可能自那时起,我心里便觉得小说应该是好读的。但每个人对“好读”的定义是不同的。

我的大部分小说在动笔之前已经搭建好人物、环境与情节。这可能和写作习惯有关。比如《理查德》那篇,最先跳到我脑子里的是结尾与反转,然后前面的情节才一点点铺排出来。再比如《白色水母》和《海上列车》,人物都已经熟悉到曾经交往过一样了,我才动的笔;就仿佛你已经观察注意一个人很久了,然后才上前打招呼。但在真正开始写了之后,这些人物有时会和你观察预想的不一样,做出让你觉得惊讶的、有意思的事来。

至于您所提到的“精致”与“精巧”,有些是预设好的。可能我有点存心做这样的预设。有些是在创作的过程中迸出来的,极偶然的时候,写完一段精巧的设计时,我会停下来感受读者读到时的感受,但那个“读者”更像是一个真实的幻影。

朱明伟:您的作品基本上是城市背景。有位批评家固执地认为,“城市小说只能出自那些在某个城市长久生活过并且扎根于此的作者之手”,城市小说是“城市之子”才有可能写出的小说。您的散文《新加坡:经济杂菜饭》《年年有余的生鱼片》描写新加坡的饮食习俗、味觉经验,优美而温情,读来也令我生出旅行的冲动。和移民文学不同,您的小说文本中几乎没有文化冲突,也没有人物和环境的不一致。域外背景本身并不具有异质性。不妨直言,《花团锦簇》《海上列车》确实有异域的风情、风景,但都是点缀性质的。就像你写的一篇创作谈的题目——“看不见的存在”,你的文字仿佛不系之舟,总能漂流至无人之境。在《理查德》中,忽然的争吵忽然的静止,一下击中了人心中的无名之地。更早的《强奸》中,在“强奸”发生后一切平静回归日常,止于不可不止之处,小说的结尾也是复义而微妙的,读来恍兮惚兮。小说中人物的域外经历并不对其精神、性格发生作用。换言之,它们并不适合作为小说社会学的案例,其流向所在,仍然是人的内面、人的心灵。黄文娟认为你的系列作品背后有一条暗线:“残缺的人”如何发现、接受自身之残缺。我认为她点出了你创作风格的寓言性,但又落入了复义修辞的陷阱。顺着她的话说,你的小说完成了写人物的任务。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鲁迅则说“写小说就是写人物”,在詹姆斯·伍德那里,语言、人物、风格等要素又是等量齐观的。无论如何,写人物显示了你创作较为传统的一面。在我看来,无论域外背景、城市经验还是次要人物,都是为了衬托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是以实写虚。不知道你是否认同我的判断,期待你谈论作品中域外背景、城市经验与人物性格的关系。

郭 楠:可能文化冲突、域外经历或是人物和环境的不一致,从长期来说并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影响。我看过一篇报道,是枝裕和出席一个颁奖典礼时,有个荷兰人对他说:“你肯定不认识我的母亲,但是你拍出了她。”我很难把域外经历、经验或是人物作为小说中明显而主要的东西。当你从城市里的一座高楼里望出去,你可能知道你在哪座城市,但是你很难说出万家灯火的后面具体都是哪些人。他们和你一样共同生活在同样的城市里。更多的时候,只要窗外没有明显的地标性建筑,你甚至根本不知道你身处在哪座城市。

朱明伟:你的小说中有很多留学生、旅行家、跨国工作者的形象(《强奸》《理查德》《金银财宝路》《泳池派对》)。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固定,并不算是世界公民。选择这一类人物是缘何而起呢?这些人物的国别意识、城市意识似乎淡漠,生活经验也缺乏流动性,这与同类题材的作品很不相同。接续上一个问题,在这一系列创作中,你最关心探索的部分是什么?

郭 楠: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有一年我去国外旅行,从住的地方到景点要走一段时间。在上了一个大坡之后忽然出现了一条很浅的不知名的河,河上有一座小桥,河的后面是小小的街道和平房,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很小的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河。我想,人有时候跑来跑去,不过是想寻找一些再也找不到和回不去的地方。

朱明伟:《中篇小说》的主人公期待可以和她的作家男朋友聊文学,而她的阅读行为也具有某种元小说的气质:“情节简单,内容日常,没有什么大事的反而更能触动她。”从阅读这一动作进入人物,可以暂别她的性别身份。她所遭遇的是所有个体都会面临的问题,抽象起来是个人如何在城市生活中安顿身心的问题。主人公在现代生活/世俗生活之中,始终有精神性追求,小说情节的线索之一,即主人公精神性追求的升沉。不过整体的叙述语气十分平静,人物与环境并不发生冲突。

《中篇小说》的题材、风格都是城市文学的。主人公马晓远生活中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在城市中发生,小说中也有很多新颖、时尚的元素。她的生活非常具体,比如保养汽车、约会、养老、经营生意、上艺术班,乃至阅读文学期刊。但作品并不囿于描写女性的生存状态、情感状态。你给主人公的恋人张旭设置了似是而非的作家身份,他在书店式咖啡馆筹备经营中退出。最后书店式咖啡馆也改成了火锅店。我认为小说的结尾仍然是复义的。恋情的变化、生意的改弦,又是在反讽与讽刺之间。叙述者对人物的议论恰到好处,我们可以陪同在旁揣度她的心事幽微,但也不能确定真相如何。我想知道在这些结构性修辞(复义、反讽)的背后,你对人物的看法是怎样的。

郭 楠:《中篇小说》的题材和风格确实都是“城市”的,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任何一个你想放的城市里。主人公马晓远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物是有雏形的。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学表演的朋友吃饭,朋友先到了,等我到了以后他跟我说他对刚才坐在角落的一个女性的观察。那个女人嫌服务生端上来的茶是凉的,叫服务生来换一杯,反复说这茶是凉的。服务生给她换了一杯,那女人最后又说了一句,你说,它怎么能是凉的呢?这个小桥段被我用在了马晓远的身上,不过这次她不打算说什么。

至于对于人物的看法,我想套用一句您问题里的话——我们可以揣度我们自己的心事幽微,但也不能确定真相如何。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您花时间阅读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和关于我作品的评论,以及您对我的肯定和称赞。我曾经在艺术中心里表演过,当在台上的时候,由于强烈的灯光和观众席的黑暗,其实表演者是看不见观众的,但是却可以清楚听见来自观众席的掌声,正因为这些掌声,表演者才能更有信心地继续表演下去。

朱明伟:期待您接下来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