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5年末，巴老在华东医院病房翻看《托尔斯泰全集》。 陆正伟 摄

1998年，巴老在杭州汪庄会见陆文夫。陆正伟 摄

每到巴金故居纪念馆，陈列于阳光房里的那辆多功能轮椅车总会多看几眼。想当年，巴老坐在车上与我们一起“散步”，会见友人及写作和看稿，还每天听我们给他读书报。听累了，他斜靠着或脸朝天躺着边吸氧边听读。回头想来，坐在巴老身旁为他读书报时的感觉真温馨……

一

我能走近巴老与上海市作协原党组书记、诗人罗洛对此工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他见我常为巴老接待外宾或在寓所举行重要活动的留影，便对我说，巴老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居住于上海，是上海作协的荣幸，我们理应照顾好老人家。他的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出处的。我目睹了巴老向市领导反映作协资料楼出现险情，危及资料保管等境况，还帮作协向上递交申请经费报告，并写信询问落实情况。由于巴老的关心和过问，使作协大院里的两幢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新楼得以落成。他知道我是作协保管巴老手稿的成员之一，新楼在设计时，罗洛就在规划资料室的蓝图了。他多次对我说：巴老为大家的工作环境改善出了力，我们要珍视这份关爱，将来要把他捐赠的书稿、资料陈列好，留给后人，教育后人。有罗洛主席的支持，我为巴老做事也就名正言顺了。

1994年秋，巴老从杭州创作之家回到寓所。他为《巴金译文全集》能早日出版，不顾劳累地工作。一次，拿外文词典查阅时，因过于沉重，引发“胸椎”骨折，需卧床治疗3个月。我家离华东医院只需五六分钟的路程，对我每天去巴老病房十分有利。当晚，我带着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拙文《今秋·巴老在杭州》来到病房。读后，病榻上的巴老告诉我，出版社送来了《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的样书。我一听，赶紧从壁柜里取出这本《家书》。过后才知，浙江文艺出版社把这本《家书》作为“寿书”赶出来的。那天，由社长蒋焕孙带队从杭州送书到病房。他多带了20本，原想请巴老签名后进行义拍，见巴老卧床治疗，只能钤章替代了。

《家书》的出版圆了萧珊的梦。同时，也给病痛中的巴老带来了慰藉。巴老让我把《后记》读给他听。听完后说：“小林的‘后记’写得很有感情。”我看全书有380多封信近40万字，便对巴老说：“每天给你念几封，咱们来个细水长流，怎样？”他点点头。这是我在杭州读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三卷本）后给巴老念的又一本书。从此，读书报也就成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了。有时，病床上的巴老听完电视新闻后，见我没动静，会主动向我提出：“细水长流吧。”这句代词成我俩固定的联络暗号了。读书能引发巴老对往事的回忆，还能给我说些小花絮，讲些小故事，增进我俩互动，何乐而不为呢。

有一天，我在床灯下念完《家书》准备“收工”时，巴老说，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到巴老要讲故事真是件求之不得的事，我与护理员小吴围在床前。巴老说了两件事，一件是他冒充别人的舅父救一个落难姑娘的事。20世纪30年代，他收到从杭州寄来的一封求救长信。这位读者在信中称，离开安徽寻工作，由于失恋准备去杭州自杀。结果遇到了一个坏人，对她起歹心，她欲逃离虎口。写信以求相助。他拿着刚收到的一笔稿费约上友人靳以、罗彦当即赶往杭州，他以姑娘的“舅父”之名替她付清了80多元的房饭钱，又从他们三人回程的车票中给了姑娘一张，把跌入火坑的弱女子赎了出来……

另一件说的是1927年他在黄浦江畔登上“昂热”号邮轮赴法留学启程前在码头上发生的事。他说，那天，他与山西官派留学的卫惠林上船后，来送行的翻译家毕修勺给他俩介绍了一个同乡台州人，说旅途照顾他们，等毕修勺离开后，此人便向他俩各收了100法郎伙食费。启航后，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了。他们才知道上当受骗了。前者因做善事“骗”坏人，后者自身善良被宵小之徒骗。巴老把两则骗人的故事放在一起讲，而且我从《随想录》中已读到过好几篇关于骗子的文章，他为何要反复讲呢？引起了我的深思。

在读书过程中，碰到有趣之处我会好奇地向巴老提问，过后想想，有些问得连自己都感到唐突、幼稚，我见巴老认真作答，没讥笑或嫌烦之色。一次，我念到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开会让萧珊汇寄600元，说要买两部书。我问，买什么书这么贵？巴老不假思索地答道，旧书店里买的《托尔斯泰全集》，当时价格还没谈好。我又问道，后又汇了400元，买的是什么书？巴老说，是外国旧小说。随后，我从《家书》上读到买书的理由，他是这样向萧珊解释的：“我在这里买书花钱不少，但想想反正我的书还陆续在印，可以拿版税，多买点书又何妨。”此言印证了老作家魏绍昌对我说的话：“巴金的钱从书中来，又回到书里去。”但我认为他说得还不够全面。巴老在晚年将毕生心血积累的书捐给了多家图书馆，回归了社会，他则是过了过手而已。一年后，巴老捐给上图的外文图书中，让侄外孙李舒把最为喜爱的几部书带到病房，作最后的“告别”。其中就有信里提到的那部《托尔斯泰全集》。见他缓缓翻动着书页，我即用镜头留住了这瞬间。

说来也巧，我与巴老正读抗美援朝时期的两地书时，电影《英雄儿女》的“王成”“王芳”扮演者刘世龙和刘尚贤来上海作朗诵表演。在此期间，“兄妹”俩如愿见到了催生“英雄故事”的这位“英雄爸爸”。当晚，小说《团圆》自然成了我俩读书前的谈资。巴老在床上回忆道，第一次在朝鲜有7个月，第二次是5个月。原打算第三次入朝，后手头正在翻译《父与子》，结果放弃了。1961年，在杭州花港招待所创作了《团圆》，后来经过武兆堤、毛烽把它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

在《家书》中，巴老出差开会的内容居多。所以，开读前，我经常会“考考”巴老的记忆，问他：“每天随你周游国内外，今晚该到何地啦？”巴老会准确地报出昨晚收尾时的时间和地点及会议名称。出国开会在旁人眼里或许是件既风光又体面的事。我通过读书感到不然，在当时世界政治风云动荡中，有时还要承担意想不到的人身伤害风险。

二

1995年5月1日，小林拿来一本书，说：“这本可读给爸爸听听。”接过一看，书名是《永远的爱心——冰心》。在我大脑记忆中，立时呈现出冰心大姐幽默、直率的音容笑貌。一年前，我与徐钤受巴老之托看望病中的冰心大姐。我俩刚把巴老的问候说出口，她就说：“回去告诉巴金，我死不了。”从语调中不难听出“姐弟”间的情谊了。不久前，冰心得知巴老“胸椎”骨折后，委派外孙陈钢带上相机来沪探望，她要从照片上亲见巴老病情状况才放心。病房里，陈钢把他拍的一大版冰心姥姥的照片拿给巴老看。病床上的巴老见他忙上忙下拍个不停，便让外孙女端端代他签一本《家书》送给陈钢。此情此景，我的第一反应是老一辈结下的友情在第三代身上延续了。

几天后，巴老下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笔写信。他写道：“冰心大姐：收到您的来信，高兴极了。这是我熟悉的您的手迹，它说明您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我的病情也有好转，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让我们互相安慰吧，让我们互相鼓励吧。”所以，我感到小林让我读《永远的爱心——冰心》正适时。

在读书前，我问巴老与冰心一起出访了几次？他却和我聊起了与冰心的交往：解放前，我们接触不多。她身体不好，患过肺结核，活动参加得少，以后又同吴文藻先生一道去了日本，我有好多年没见到她。1953年周总理把他们夫妇请了回来，我们的接触逐渐增多。从1955年起我们一同出了5次国。同年去了印度，1958年去苏联，1961、1963、1980年3次到日本。互相了解的越来越多，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近。这些年，我们那一代老人留在世上的越发少了，我和她的通信也更多了起来，我的手不听指挥，写字很吃力，写得信比她少一些，她给我的多，最多的时候一周有二三封，不过每封信都很短，她写得很勤，我很喜欢读她的信，我有什么事，也愿意同她说。

我读到“文革”结束，冰心豪迈写下了“生命从八十开始”时，对读书从不提任何要求的巴老突然对我说：“此处读慢一些。”我知道，此时巴老进入创作《随想录》阶段，与冰心的交往也开始频繁起来。他看到大姐不仅创作小说，还写散文、回忆录及评论文章，备受鼓舞。巴老听完后自言自语道：“冰心大姐不简单。”我马上说，你们老一辈作家都不简单。巴老听了诙谐地说道：“我睡在床上。”

三

为巴老读书，对我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却多次对老友说起有人给他读书报的事。1994年11月1日下午，巴老在寓所客厅正吃着点心。突然，电话铃响起，小林一听是北京的刘白羽打来的，便把话筒贴在巴老耳边，巴老手托话筒说：“白羽，你好吗？你的书我带到杭州，别人念给我听了，听了很感动……”小林见巴老累了，赶紧接过话筒说：“刘叔叔，我爸祝你文学创作60周年座谈会开得成功！”我在边上知道巴老说的书是白羽的《心灵的历程》（三卷本）。数月前，在汪庄2号楼我便开始读这部纪实类长篇作品。巴老每天坐在轮椅上边做雾化理疗边听，他被书中的欢乐和悲哀、舒畅和苦涩所感动。读《巨人》章节时，觉得没听过“瘾”，让我再读一遍。《巨人》中谈到周总理向刘白羽提议组织作家赴越南战场体验生活时说：“……请巴金带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了《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当然，不可勉强，要征求他同意，还要保护他的安全。”读到此，没等我问，巴老就说：那是1965年，是刘白羽打电话通知我的。

20天后，刘白羽由中国作协张锲陪同从北京到华东医院看望巴老。谈话间，我见刘白羽握住巴老的手说：“谢谢你赠我的《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我都看了。”巴老听后眼里滚动着泪花说道：“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刘白羽没听清巴老的话，把脸侧向边上的小林。小林哽咽道：“爸爸说，你写我妈妈的文章很有感情！”巴老所说的文章是同样让我读了两遍的《心灵的历程》中的《心灵的悲怆》章节。刘白羽在文中赞美在最困难时得到她的帮助，给全家带来温暖的萧珊。称萧珊是一个圣者，那样自然地来到他的苦难中，她的言谈笑语一下使他从地狱回到人间。读到此，连我这个局外人也被感染了。感到世间有什么比友谊、温暖更珍贵？！

过后，刘白羽得知是我把《心灵的历程》读给巴老听时，他感慨地说：我们是60多年的朋友，其实，他是我老师，是他带我跨进文学殿堂门槛的……

四

翌年2月6日，夏衍先生去世。我为巴老读过多篇悼念夏公的文章，如《文学报》上的《长风，为夏公送行》，整版报道了夏公捐资献物及安排“后事”等情况。他听后，各种想法随之也多了起来。几天后，我进病房时，见坐在藤椅上的巴老与第二天回成都的李舒正说着话，李舒告诉我，巴老说他要像夏公一样把骨灰撒入钱塘江。萧珊是浙江人，巴老的祖籍浙江嘉兴，也是故乡。接着，他对巴老说，你对此事不忌讳，我们听了很难受，不要去多想，反正小林、小棠会尊重你意愿去办的。我马上说，巴老，我们听了也不好受，你现在走路也很好，手还能写字。你得的是硬毛病，内脏器官都好的。你不是对我说过“争取多活”吗？巴老听后没吱声。

随时间推移，夏公的去世，冰心重病住院，巴老的心情自然也就不好，对身后事的考虑也就多了，有时会说出给他一年时间等让人难以接受的话。一次，他侄子李致到杭州探望。巴老见后便说：“我随时有可能走。我当然不愿走，还有些事要做。你看过《长风，为夏公送行》没有？我羡慕冰心，她把该做的事都做了。”一番话，我见把李致说的一下愣住了。我在一边听了如芒刺背，是我粗枝大叶，读了这篇文章才产生了如此后果，每每想起就会心存内疚和不安。

五

说到读报，那就种类多了。在报刊中数《文汇读书周报》给巴老读得最多，只要他为《巴金译文全集》作的序跋在报上一发表，我会立时读给他听。其他报纸有选择的挑他感兴趣的读了。

1996年3月20日，我把几天前刊登于《文汇报》的一篇《国民党查抄巴金著作密令》读给他听。这份1933年由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签发的教字1456号密令称：查有现代书局出版巴金所著之（缺字）有鼓动阶级斗争……奉此，业经公安局同捕房前往该店坊查抄纸版书本，一并销毁。除呈复并行外，合行令仰该书坊一律禁售为要！

巴老听后说：“书是施蛰存编的。”还回忆起《萌芽》遭查抄后的境况。他将小说里的人物改名换姓，重写结尾。改名《煤》，转给开明书店出版，当局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看到校样后，仍不许印刷。只得易名为《雪》，在美国三藩市秘密发行……

1998年8月9日，小林给我一份《新民晚报》，说上面有篇《平明社》文章，可读给巴老听听。读完后，我随口说“作者是吴钧陶”。见巴老嘴角嚅动了一下。我刚弯身想问，他紧皱着眉头尽力说：“梅兰芳。”我忙连说：“对！巴老说得对。”

巴老的话使我回忆起3年前给他读吴钧陶发表在《读者导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讲述了“平明社”老同事在吴钧陶家聚会的事。1976年末，巴老与回沪省亲的弟弟李采臣夫妇及妹妹瑞珏参加了这次聚餐。席间，吴钧陶拿出一本集邮册给在座的欣赏以增余兴，当他介绍到梅兰芳纪念邮票时，遗憾地说，这套邮票缺一枚小型张，面值3元，当时买不起，想补齐却买不到了。

数天后，吴钧陶与巴老在译文出版社举行的联欢会上相遇，巴老递给他一个信封。打开后，一枚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小型张平整地展现在吴钧陶面前……

我对巴老说，而今这枚“贵妃醉酒”小型张，面值翻了数万倍，已成了珍稀之物了。听后，他笑了笑。

六

通过读书，领教了巴老听读时的那种认真劲，我有时粗心，会有漏读或重复读现象，他听了会及时指出，甭想在他面前打“马虎眼”，更容不下“无中生有”。在杭州汪庄养病时，我为他读一位老作家的文章，巴老当即指出，与萧乾在北海公园划船比赛是没有的。听另一篇文章后说，在“五七”干校劳动，从没插过秧，稻子倒割过。巴老听我写他的拙文更为仔细了。1995年2月14日，我把当天的《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最后的相会》带到病房读给巴老听。念完，他对我说：冰心比夏公大26天，不是夏公长大姐26天。与冰心访问日本应是1980年，不是1981年。一篇千字小文被他捉出两处差错，读报前飘飘然的感觉早已消失殆尽。还有一次，巴老听过我写刘白羽与他友情的拙文《梦之歌》后说：“把‘刘白羽谦逊地’说中的‘谦逊地’三字去掉，另不提‘文学泰斗’一词。”寥寥数语，如同重锤猛敲我心。使我懂得了慎用或少用形容词的基本原理，也体会到了真水无香的真实含义。

我给巴老读书报中还见过他不快的神态。香港回归后，我读了香港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读至过半，只听巴老响亮地说“他乱写”。让我拿给小林看。

1999年12月29日，我给缠绵于病榻的巴老读《文汇报》上法国遭受风灾的新闻报道，当念到巴黎圣母院在风中颤抖时，我听巴老微弱的嗓音：巴黎……圣母院。我想，一定是这则消息触动了70多年前留学法国时的心迹了。这也是在缓缓的“细水长流”中我为巴老读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这些年里，我还给巴老读过夏公的《风雨故人情》、李辉的《人生扫描》、萧乾的《雨夕》、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文版）、《巴金书简——致王仰晨》、《再思录》等小说、散文、回忆录、学术著作。外人看似我读巴老听，其实我收获颇丰，这一摞书本不仅滋养着我的心灵，也使我养成爱阅读的习惯。巴老见我喜爱上了阅读，他会出其不意地送我书，常给我一个惊喜。

1995年秋，巴老从杭州回到寓所住了个把礼拜。我每天早上上班时到他家。一次，巴老见我到了。他拄起手杖走进阳光房，打开书柜门，弯身取出两本杂志大小的书走到我面前说，这书送你，你有用。我接过一看，是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出的学术刊物《巴金研究》。我猜他早已看出我在收集他的相关资料。书在手上，心却一热，感到被无形之手牵引着。

同年末，巴老在病房对我说：家里“全集”不全了，先送你几本，我让李国煣去拿来，再版后给你补齐。午后，他见我就说，书已拿来。我急步从里间捧出六卷（21至26卷），我看“日记卷”“书信卷”在其内，明白了巴老送我书的意图，他提供这些可靠的资料书，来杜绝我写作上常犯错的毛病。欣喜之余，赶紧抽出末卷请巴老签个名。国煣见书上写着：“小陆同志，巴金。”她便笑着问：“你怎么不写人家的名字？”我听了对巴老开起了玩笑：“到时我老了，儿子长大了，他对别人说，这是巴老送他的呢。”说得巴老也笑了。他马上说道：“书，就是看的嘛，谁看都一样！”

巴老知道家里零散的还有几本，他让小吴回武康路寓所时再找找，并告知放书的位置，小吴按图索骥一拿就着。找出二三本后，小吴说找不出了。巴老看了看说，还有几本，再找找。果不其然，在书堆里又寻觅到几本。往返几次后，数了数，总共给了我12本。

1997年2月28日，巴老听完读报后，让我把轮椅推至里间说要看书。壁柜前，见他身子前倾，吃力地想伸手拿书，我忙上前帮他取出，当看到《世纪的良心》时，他说道：这本书，放外面。此书对我而言再熟悉不过的了，曾给巴老通读过一遍，它汇编了巴金研究者对其作品的品读、评论和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及研究巴金的资料。可称荟萃“巴金研究”成果的专著。

午后，巴老上床前，突然指了指桌上的书说：这本送给你，你有用。我毫无准备，一时语塞。缓过神来，连声向巴老道谢。这是继三四年前送我《巴金研究》后，再次赠我这方面的相关资料，不难看出他在把我从图片转向文字的路上引。

如今，这些书置于案头，成为常在手头查阅资料的“范本”和纪念物了……

（作者系巴金文学研究会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