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大可，文化批评家、神话学家、小说家。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六异录》等。

“新文艺评论”系列专题报道就何谓“新文艺评论”、新媒介环境下如何开展文艺评论等问题展开讨论，几位专家学者已相继发表看法。日前，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认为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已经到了全新转型的时候——

“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化

羊城晚报：最近羊城晚报在做一个关于“新文艺评论”的专题报道，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王兆胜发表了各自观点，您有何看法？

朱大可：他们的见解都很有特色，但我并不全然同意，因为其中可能有一个盲区，那就是“文化批评”的问题。在几位学者的讨论中，都遗漏了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2000年前后，新兴文化市场开始成形，当时的“文艺评论”，显然无法对此作出必要的应对。这是因为，它受到了学科内涵和外延的严重局限。于是，中国本土的“文化批评”应运而生，因为它涵盖文艺批评，又突破了文艺批评的诸多限定性。因此，我们在同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文化批评研究所”，让大众文化研究首次进入大学科研的领域。

羊城晚报：从文艺批评到文化批评，除了批评工具层面的变化，还有什么更多的不同？

朱大可：文化批评是放大的文艺批评，但不仅是对象和工具得以拓展，就连哲学、逻辑和话语也有很大的区别。简单概括起来，有四个变化：

第一是动态化。过去的文艺批评，面对的文本都是静态的，而且研究空间也是静止的，往往被限定于书斋、学堂和图书馆之类的学术空间，现在却能够直接进入书店、美术馆、博物馆、居民社区，甚至进入商业中心，在那里做论坛、讲座，跟大众对话，批评家面对的不仅是文艺爱好者，而且是普通居民、顾客。他们的观念，跟摆放在现场的艺术作品，还有那些橱窗商品融为一体，形成全新的“物体系”。这个公共空间是高度动态的，批评家的身份和表达方式，都在发生剧烈变化。他们必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文艺实践，他们的支撑点不是臀部，而是勤勉的双脚。

第二是多维化。原初的文学作品是二维的，现在则发生了维度递增，可以不断地向后延伸到电影、电视、游戏，以及摄影、绘画、雕塑、文具和玩具，甚至成为主题乐园中的某个元素。文艺批评必须紧密跟随作品的维度变迁。例如，美术批评可能会延展到收藏和拍卖，甚至延展到投资和金融领域。另外就是多元化，你不仅要涉及文艺的各个领域，还应拥有金融、科技、建筑和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知识，这对批评者而言，是一种有趣的考验。

第三是虚拟化。文艺作品本来就是符号，具有很强的虚拟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作品被视为“白日梦”。而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数码科技和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文艺的虚拟性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性加持。与此相应的是，批评家也得到了加持，他们可以在虚拟的赛博空间里以不同形态发声，从微博微信、自媒体公号，到视频谈话节目，甚至抖音之类的短视频，即便在疫情流行的年代也是如此。仅就技术而言，今天的批评家拥有更多的发声话筒，当然，他们的声音也更容易被公众的喧嚣所淹没。

第四是大众化。这也是文化批评所面对的一个本质化特征。自从大众消费市场出现，文艺创作从纯文本逐渐市场化，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对象，与此对应的是，文艺批评就会有市场方面的考量，并接受市场逻辑的拷问。更加重要的是，你不但要掌握主流和普适的批评标准，还必须谙熟各种亚文化话语，包括理解新生代和二次元的流行欲望，听懂他们的言说，否则，你就只能自说自话。批评家必须削弱自我精英化的色彩，有效介入到大众事件及其话题中去。如果只抱着“纯文本”（文学上过去叫做“纯文学”）做梦，就无法应答这个时代的复杂提问。

鉴于这四种剧烈的变化，广泛的知识、包容性的趣味、驳杂的生活经验、敏锐的触角、熟练运用多种专业分析工具的能力，以及有趣和易于传播的话语方式，就成了文化批评家的基本配置。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些的。这是一种有门槛的业务。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让“文艺批评”突破传统框架，走向“文化批评”，也就是“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化，是一种当下最迫切需要的改变。

“手术室效应”与“饭圈现象”

羊城晚报：您很早就开始提倡文化批评，能否向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文化语境？

朱大可：2000年以后，中国文化启动了市场化进程，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全民娱乐事件，例如芙蓉姐姐、凤姐，等等；而文学圈的话题，则有写下小说《上海宝贝》的卫慧，以及各种“身体写作”现象。但传统文艺评论对此是沉默的，尤其是对芙蓉姐姐现象。这不仅因为缺乏评判尺度和工具，更因为当年的学院派保持了传统的学院式傲慢，不屑于对大众文化发声。而文化批评就完全不同，文化批评很乐于研究这些对象。我们收容了那些“弃儿”，让它们进入研究视野，并且用《21世纪文化地图》这样的年鉴式读物，来记录和分析那些“流行故事”。

羊城晚报：为什么这些年文化批评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反而归于沉寂？

朱大可：原因比较复杂，这里只说文化批评的学科环境吧。文化批评目前还无法作为专业进入官方学科目录。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不能直接用“文化批评”招硕博生，而只能假借哲学系美学专业的名义。第二个问题是，文化批评家大多由“文学评论家”转型而来，但真正能够完成转型的为数有限，这种转型有一定难度，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趣味、知识体系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程度。

羊城晚报：刚才您提到的批评/分析工具，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面对的是一种“手术室效应”。在手术室里，医生手里不只是一把孤零零的手术刀，而是要有一大堆可供选择的器械，以应对不同手术和不同环节的需求。另外，无影灯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需要全方位照亮，排除对象的阴影，这意味着你必须拥有批评对象的全部信息。当然，最重要的是，医生进入手术室是为了拯救，而不是杀害。

羊城晚报：现在正发起批评“饭圈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类现象？

朱大可：如果仅是从道德评判角度切入，把大众文化现象全部视为垃圾，未免简单化了，这是因为，推动明星崇拜的背后，是人的欲望。欲望是人性的核心部分之一，要是不研究当代欲望的谱系和成因，就会增加引导的难度。

羊城晚报：文化批评、文化评论，文艺批评、文艺评论，这些概念经常混用，“批评”与“评论”如何相互区分？

朱大可：在我们使用“批评”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其实是阐释、解读和评判，但大多数公众会被传统的惯用术语所支配，天然地把它跟“反对”“否定”或“批判”等同起来，这就是许多批评家不愿自称是“批评家”，而更愿意自称是“评论家”的原因。其实在真正的语义上，两者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但我个人认为，“批评”这个词，可能更具当代性，更能表达它的普适特征。

科技因素不应被过度放大

羊城晚报：新文艺评论与旧文艺评论，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朱大可：我觉得两者完全可以共存。传统的文艺批评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新文艺批评对它来说只是一种更新形态的叠加，而非淘汰和取而代之。

羊城晚报：当下这种碎片化即时化的时代，整个传播-接受的生态已经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文艺评论还有必要追求它的完整性吗？

朱大可：整个文化世界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像这种比较完整的精英化的阅读或写作，还是有必要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金字塔的标志性顶端，那些碎片化的批评，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层，由此形成完整的文化批评体系。

羊城晚报：您很多时间都在国外，对国外的文艺评论有怎样的观察，有可供借鉴的吗？

朱大可：两者体制有根本性不同，但还有可借鉴之处。西方文艺批评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多元化和多维化，一篇影评往往被写成一篇资本/金融评论，有时则是一篇哲学/政治学分析。尽管如此，我最看重的还是专业精神。在那些非常专业的媒体或专栏上，一个批评家可以用个人趣味去判断该领域的各种现象和作品，而且只写自己专业领域的文章，由此在业界建立稳定而良好的批评家信誉。

羊城晚报：媒体和公众对这种专业精神的尊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朱大可：是的，这种专业精神是由批评家个人、媒体和公众共同培育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权威媒体的专栏作家制度。一旦确定专栏作家，这个专栏就会由他（们）守护下去，直到其去世为止。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当然，由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所有人都在发出自己的评判声音，原有的专业声音正在遭到削弱。但这未必是件坏事，就像我刚才所说，权威和大众的两种声音，完全可以互补。

羊城晚报：在新的环境下，科技带来的未知和不可控是文艺评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吗？

朱大可：科技因素虽然重要，但似乎有被过度放大之嫌。在我看来，世界文化体系主要面临的是如下三个方面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全球化和区域特色化之间的冲突；其次是作为娱乐工业基本目标的欲望激励，跟民间的欲望收缩（佛系、躺平）之间的冲突；第三是管控型文化市场跟自主型文化市场的冲突。这些冲突正在引发前所未有的剧变。文艺批评唯有脱胎换骨，才能应对这场剧变及其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