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等。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当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辞》《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尧文学评论选》等，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等，先后在《读书》《南方周末》《收获》《钟山》等开设散文专栏，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是一位在国内持续活跃的文学评论家，在文学与思想文化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对汪曾祺、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和苏童等著名作家都有专门而精深的研究，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但在文学评论之外，具有广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王尧先生，更宁愿是一位学者和作家，他常常会关注那些别人忽略的学术领域，比如前几年在湖北省图书馆，他专门为武汉读者作了一场1938年武汉沦陷前文人西迁情况的演讲，很多资料都是其下功夫发掘出来的，而去年年末，他的首部长篇小说《民谣》一经《收获》杂志刊出，即引发热读，随后入选2020收获文学榜长篇小说榜等多种年度榜单，有专家称《民谣》像金宇澄《繁花》一样，是典型南方写作的范本案例，而从《民谣》出发，“王尧已获得一个真正汉语之子的地位。”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读书还那么重要吗？写作从内容到方式都需要变革吗? 《民谣》之后，他还会不会在小说之路上走得更远？宜昌大撤退还有哪些文化细节？8月19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王尧教授进行了专访。

《民谣》是我二十年前就开始动笔写作的小说

三峡晚报：去年末，《收获》杂志推出了您的首部长篇小说《民谣》，今年译林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这是一部关乎成长和心灵的小说，请说说写作之缘起?这是否意味着您个人写作从此“出圈”而在文学创作之路上变得一发不可收?

王尧：《民谣》是我二十年前就开始动笔写作的小说。在完成之前，一些朋友读过其中的片段。去年春节后新冠疫情突发，我也困守家中，于是恢复了这部小说的写作。断断续续写作这么多年，除了没有相对集中的时间外，主要是我还没有想清楚我写作中的一些问题。小说的结构是开始写作时就确定的，但人物、故事需要展开。和许多人一样，我在青少年也有作家的梦想，这是最简单的梦想。后来读大学中文系，逐渐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是研究创作而不是自己去创作。但在治学的过程中，我一直无法压抑自己的感性和想象，在没有写小说时，我始终在写散文，这让我保持了比较好的语言状态，以及作为一个写作者体验、想象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和学术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此而言，我写作小说并非“意外事件”。学术研究中，我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我”与“历史”的关系，或者说“我们”的“来龙去脉”。《民谣》同样是关注这个问题，因而它是一部关乎成长和心灵的小说，但成长和心灵始终在历史之中。就我个人而言，不存在“出圈”的问题。我知道，文学的边界很多，学者或批评家写出优秀小说者不是很多。如果还有故事、思想、形式和语言的诱惑，我会继续写作小说。

1938年的宜昌，如许多人所说，就是“中国的敦刻尔克”

三峡晚报：让我们稍微回望一下，2018年您与阎连科联袂在武汉参加“文学秋讲”活动，在省图，我听了一堂您的演讲，主题是“一九三八年的生与死——武汉沦陷前的文人生活”，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话题?

王尧：2018年武汉“秋讲”，是我这几年参加的重要文学活动之一。我和阎连科在早几年曾经一起应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会的邀请，去日本几所大学演讲。我们在一起谈论比较多的是小说的新的可能性、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现代中国与东亚与世界等。我受到阎连科很多启发，其中之一是我在去年郁达夫小说奖审读会上提出了“小说革命”的主张。那一年在湖北省图书馆的演讲，与我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写作有关。2013年8月我受邀参加日本爱知大学召开的“大分裂时代的叙事”国际学术会议，我在会议上的主题演讲就是好讨论关于“陪都”重庆的历史叙事问题。此后我比较多的关注抗战时期重庆、武汉、昆明的知识分子，2018年在《收获》杂志开设了“沧海文心”专栏，写上世纪40年代重庆的文化人；2019年在《钟山》开设“日常的弦歌”专栏，写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武汉“秋讲”时，我还处于“战时”状态，觉得自己仿佛在武汉、在宜昌、在重庆、在昆明，我和我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抗战时期投身民族救亡的知识分子，仍然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我感叹的是比起他们，我们惭愧得很。为了写作“沧海文心”，我专门到过武汉，寻找老舍他们的足迹。在省图讲“一九三八年的生与死”，我是向武汉，向当年英勇抗战的人们表达自己的敬意。

三峡晚报：事实上，1938年武汉沦陷前，很多文人是经过宜昌中转入川的，他们构成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的一部分。这些作家包括胡风、老舍、吴祖光等，还有到宜昌后因为买不到船票滞留多日的叶圣陶和怀着身孕在宜昌码头摔了一跤的萧红。您对宜昌大撤退中的文人有过关注吗?我们今天如何从他们那代作家中汲取精神资源?

王尧：前些日子在看《敦刻尔克行动》时，我自然而然想起宜昌。1938年的宜昌，如许多人所说，就是“中国的敦刻尔克”。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宜昌大撤退”，在写作“沧海文心”时阅读过一些相关文献。很多年前，我在美国访问，与一位老朋友重逢，他的父母亲和萧红很熟悉，端木离开武汉时，萧红在他们家逗留过。那时的一张船票太紧张了，老舍好像是7月30日和文协的几位离开武汉，在宜昌得到船票入川的。叶圣陶先生在宜昌等船票，住在江轮改造的旅店，曾作《宜昌杂诗》，其一：“下游到客日盈千，逆旅麇居待入川。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当时，流离失所、沦落他乡的不仅是知识分子。我们今天重读那段历史，仍然需要铭记他们的精神、气节、大义和对文化的守护与创造。关于这段历史，已经有各种体裁的叙述，我觉得相对于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的相关写作还是不够的。历史的许多场景、瞬间以及隐藏其中的人性、精神还需要用大手笔呈现。我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会如何选择？

我们喜欢汪曾祺，但不要神化汪曾祺

三峡晚报：您曾撰写过《中国当代散文史》，还先后写有《询问美文》《把吴钩看了》等散文著作。散文体裁有着可观的作者群和庞大的读者群，您觉得散文写作的要义是什么?有哪些写作上的误区?

王尧：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我一直在研究散文。我自己提出的命题是：散文是知识分子思想与情感最为朴素的存在方式。这里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换成“写作者”。散文写作的难处是找到自己观察、体验和叙述生活的独特方式，如果以此考量，我们就会发现散文写作的误区就在于写作者不在意这种独特方式。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等关于现代散文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后来者没有超过他们。所以，我主张散文写作者，还是要读些经典论述。当然，我们的写作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散文写作同样需要有变革。

三峡晚报：您曾以一篇评论汪曾祺的文章，获得鲁迅文学奖，汪曾祺在国内有大量的文学粉丝。作为他的同乡，您觉得汪曾祺对当代文学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一位散文作者想从汪曾祺这里学习写作的秘密，您觉得其中的密码是什么?

王尧：我其实不是研究汪曾祺先生的专家。但从读书时候开始，我就特别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可能是最早把汪曾祺散文写进中国当代散文史的研究者。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汪曾祺是最早被经典化的作家之一，这是有其原因的。汪曾祺在文化断裂之后重新写作，几乎是一鸣惊人。他传承了沈从文、废名一脉，又连接中国文学传统，在语言、文体方面的自觉和创造一时无人比拟。这样的特点成全了汪曾祺，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汪曾祺，他晚年的创作也有许多疲惫和虚弱之处。所以我们喜欢汪曾祺，但不要神化汪曾祺。一个优秀作家的成就和境界，很难拆分开来。如果说，我们要学汪，我觉得我们在写作中需要把自己的信仰、人格、襟怀、性灵、世界观等融合在自己的语言之中。

三峡晚报：您与莫言、贾平凹等作家互动很多，您觉得他们在写作上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独特性?如果中国作家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可能者是谁?

王尧：因为职业的原因，或许也与秉性有关，我和你说到的这几位作家，还有你没有提到的一些作家，一直保持比较好的互动。因为他们的创作，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余年才会如此丰富多彩。当然，见仁见智，不同的批评家对他们创作的评价或有不同意见，但我们还是需要多理解和尊重他们的创作。这批作家对文学怀有特别的信仰，他们一直在努力创造自己的文学世界。我称他们为“汉语之子”，我也梦想成为“汉语之子”。我无法预测谁是下位获诺奖的中国作家，但我知道贾平凹、余华等作家在海外长期受到关注，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们是阅读中长大的，是在写作中成为自己的

三峡晚报：您一直倡导读书，也是最早写书话体散文的当代学者之一，您怎样保持写作与阅读之间的平衡?正在读哪几本书?您一读再读的书都有哪些?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

王尧：读书和写作，在我是从兴趣到职业再到一种生活方式。写书话体散文其实只是想让文学与读者有更直接的联系，敞开书斋，打开书本。我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年代，所以先天不足。我不知道有什么比有书可读且自由阅读更幸福的事情。能不能写作并取得成就，这是不可控的；但阅读的主动权在自己，你只要想读书、认真读书，你就会有收获。从事文学研究或写作，阅读可能是职业性的，但又特别要防止职业阅读对自己的限制。如果阅读能够激发你的思维、想象，你就可能进入写作状态，不需要特别处理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我们是阅读中长大的，是在写作中成为自己的。文史哲的经典是我一读再读的书，我也关注和阅读当下出版的好书。我最近在读的是一些方志，这与我最近的虚构写作有关。

好像有句话说：计划比不上变化。我不断有写作计划又不断调整，对此，我经常自嘲是个有创作冲动的人。困扰我的很多问题，是约稿太多，我基本处于完成约稿的状态中，而且时常拖稿。我现在的计划之一是一段时间内不写文学评论，处于小说写作中的人再写评论，话语冲突很明显。我一直想用不同的方式写作文学史，已经完成的是口述史，正在研究和写作的是叙事体和论述体文学史。已经有朋友在问我，是不是已经开始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