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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曾经的年代已不再特殊——韩东的“年代三部曲”
来源:澎湃新闻 | 林舟  2021年08月26日15:11
关键词:韩东 历史书写

韩东的小说《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最近以“年代三部曲”为名结集出版。以“年代”命名,很有意味,它叠合了故事的年代、写作的年代和阅读的年代,包含着历史记忆、文学创造和当下体验之间的互动、缠结与建构,而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抽象。这个抽象的年代意象当然是以具体的故事为支撑的,韩东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在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的时光,便是故事素材的主要来源。

第一部《扎根》最具有自传性。小陶一家从南京城里下放到农村,从明显不适到渐渐融入,通过少年小陶的视角,小说的叙事渐次展现乡村一隅里最普通的琐细日常和生老病死,盖房子,养狗狗,谈恋爱,看电影,家常里短,邻里关系,亲人罅隙,等等,所有这些与那个时代的劳动改造、阶级斗争和时局变化或松或紧地交织着,但即便涉及迫害事件(如小陶的母亲苏群被隔离审查,侯叔叔在狱中的生活,老陶被开除党籍),似乎也没改变每日如斯的生活节奏,倒像只是增添了某些刺激。现在常有人感慨“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但在《扎根》里,你会发现时代的重压在生命的日常中都变成了漂浮的尘埃。

如果说《扎根》是风俗画,那么《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就是英雄传奇了。朱红军这个人物,他与电过招、他去刑场看杀人、他为朋友挺身而出摆平县城“狠人”、他夜里静卧雪地“狩猎”、他率战友突袭“敌军”……他梦想着从军打仗,战死沙场,为民除害,为国捐躯,视死如归。这梦想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却生不逢时,随着世事变迁逐渐沤烂、发酵、变质,最终通往自我毁灭,而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特别单纯而恒久的东西,映衬着时事之变,凸显出生命脆弱而迷茫的面向。特别是最后几章对朱红军与“我”断绝关系的叙写,一种既超然又伤感的感觉弥漫不去。

三部小说中,比较而言,《知青变形记》的故事最为荒诞。这故事在《扎根》里只是有点苗头——小陶偶尔在街上看到人武部发的通告,一个知青因为奸污生产队母牛、破坏春耕生产而获罪。现在这苗儿长成了大树,知青有了罗晓飞这个名字。就在罗晓飞因为上述罪名而面临被枪毙之际,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村中长老决策,生产队长操作,让蒙在鼓里的罗晓飞充当范为国,而死去的范为国被当做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罗晓飞。罗晓飞于是成为范为国,并与后者的遗孀过起了家庭生活,从一个城里来的知青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一身份变换显然是身不由己,但后来的结局则完全是自主选择——他本有机会变回身份,离开农村回城里,却最终放弃,真的在农村“扎根”了。

这些故事当然可以说都属于过去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而事实上这段历史已经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淡忘。忠实于这段历史的讲述,当是历史书写的责任,是对历史学抱怀的期待。而文学较之历史书写,已经对这个特殊的年代做了足够多的再现。四十多年来,虚构或非虚构的文学书写中,无数人涉笔于此,与这个年代相关的“知青题材”“伤痕小说”“反思文学”这类概念已经写进了文学史教程。那么韩东的小说,是为了加入已有的谱系而为之添砖加瓦吗?在我看来,“年代三部曲”的旨趣不在这里。就像本雅明所说的,“将存在的事物化为瓦砾,并不是为了瓦砾本身,而是为了那条穿过瓦砾的道路”,韩东的这类写作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表达,没有伤感或乡愁,无意于控诉或反思,也并不承诺还原或见证,而更关心我们能否以及如何体验和感受那个特殊的年代,最终将其视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年代。换句话说,这些故事不仅关乎过往,而且关乎讲述和阅读它们的此刻。

在这些小说的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物命运与特定时代之间,不是被处理为因果的、再现的关系,而是构成了一种象征的、隐喻的关系。当然,韩东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达成这种小说方式,而是以历练已久、成熟而富有魅力的语言,以既无炫耀之意,也无斧凿之痕的叙述,将我们带入曲曲折折的故事之中,让我们在领略有如庖丁解牛,亦如运斤成风的从容之中,感受到生命个体的日常或无常。它们当然都烙着时代的印记,但当这些印记铭刻于故事的血肉之躯而难以两相分离的时候,当我们随着精心设置的、与人物相连的聚焦者去感知和辨识这些印记的时候,其间包含的个体与集体、记忆和遗忘、过去与现在、具体和抽象、伤感和冷峻之间形成的矛盾就凸显出来。年代三部曲的叙事没有企图去消解这些矛盾,反而以之形成了叙事的张力,构成一种在底部支撑着叙事的情感模式,就像韩东的那首《温柔的部分》,开头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在经过具体的展开后,结尾到达的是另一种情绪:“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就象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

在直观层面,这些小说极有耐心地落笔于小事。譬如,即便是罗晓飞如此重大的人生变故,其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也都是从他当时身处小屋,被为国的妻子脱掉衣服时,充满模糊、困惑、尴尬的感知,一点一滴地展开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追求琐碎而纯粹的客观,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太主观了,它想让我们从另一条路——“那条穿过瓦砾的道路”——返回那个特殊的年代。平静乃至冷漠的语调、极俭而精确的言辞里,是外部可视现象的直接呈现。这可能令人一时有枯涩之感,但当你顺着细节的指引,触摸其纹理和质地时,便会感知到人的生存中细小而不间断的冲突,瞥见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活跃,沉闷也就不期然地一扫而光,即便是最日常、最“低级”的琐事,也具有震撼与感动的力量。

韩东小说中那些普通人物的故事,那些精确的细节,当然关联着历史的整体存在,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具体而微的投影;但是,对它们的讲述和刻画,却不是为了再现一段历史,也并非以局部颠覆整体,毋宁说,它在以小说的叙事将历史上特殊的年代转化成一个文学上特别的“年代”,一个以其自身的密度构筑起的诚实而坚硬的世界。地质学有个概念叫变余结构,指变质岩中由于重结晶作用不完全而仍然保留的原岩结构,因此它对查明变质岩的原岩类型具有重要意义。我想,韩东关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小说叙事便是这样一种“变余结构”,对它的打量与触摸,便可激活对那个年代的感知、想象和重构,如此,那个特殊的年代变成了所有阅读者的年代,铸成为一个富含隐喻的杰构,向所有的时空释放其能量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