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问：《小姐妹》是你最新的短篇小说集。但你最开始的写作是诗歌，少年时即出版诗集。为什么会从诗歌转为写小说?

黄咏梅：从诗歌转向小说写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很自然的。少年时代写的都是抒情诗，成熟以后忽然觉得抒情已经不能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想法了，需要有一些理性的表达，而小说就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能更全方位地表达我的想法，我借助小说里真实的我、虚构的人物，来表达更复杂的想法。虽然诗歌其实对于理性表达也是是必须的，但对我来说，似乎小说这个体裁更得心应手一些。

问：如今，写作生活已经占据了你生活的大量篇幅，你的作品始终又关注着丰富多彩的普通人生活，并没有去过多投向文艺青年、知识分子。为什么？

黄咏梅：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写普通人熟悉的生活。事实上，文艺青年、知识分子，这些标签下的首先是个人。无论写什么人，写作者要先将笔下的人物当一个人来写。我觉得这个问题，文艺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很多小说里出现，如同这些标签一样，都有着同质化的表达。譬如说，小说里一写教授，几乎就离不开《围城》里的教授形象，刻薄尖酸等等，而写到文艺青年总是要塑造一种神经质的莫名脱俗的形象。这种同质化的表达，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写作者没有将写作对象先当一个普通人来写，而是在一种固有的标签下形成惯性写作行为。

问：现在经常还有人做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区分，但事实上，我们能发现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城市和乡村的概念甚至越来越模糊，大家都在过着一种类似的生活，不再依赖土地和迁徙来更改我们的行为习惯。你的小说就呈现了这样一个广阔的当代生活背景。尤其书中《小姨》一篇，我们会发现小姨生活的变化其实和中国城市发展变化紧密相关，里面包含着巨大的时代信息量。你自己本身也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也经历过一个传统社会到互联网社会的变化，你觉得这两种环境对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黄咏梅：70年代出生的人的确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时代，媒介介质的变化最能折射时代生活的变化。我们都处于一种互联网改变过的人生。我们欣欣然接受并参与这个改变。有时候，某些闪念和感想，在微信几百字写出来，发个图，似乎就能表达尽了，然后不断在评论区里得到朋友对这些感受的补充，这些瞬间的碎片化的感受好像就完整了。事实上，这对写作的人来说是一种消耗。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像在满地碎纸里寻找些只字片语，然后试图像拼图一样拼出、复原生活和人的情绪。但同时，我又觉得处于这种裂变之中，写作者其实是大有可为的。70后作家记忆中的生活是传统的，而他当下的生活又是现代的，他可以穿梭于这些传统和现代之间，写出这些变化、差异，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表达那些永恒的东西，譬如情感、譬如美好。

问：阅读你这本书，也感觉到你随时随地在复原这样的“情绪”和瞬间。在这个奇观和非正常关系更容易被转发被流量看顾的时代。你却写了《小姐妹》《小姨》《表弟》《父亲的后视镜》这些看起来是熟人，是闺蜜，是亲眷的视角，来展开故事。对你来说，情感中，生活中，家庭中的这些身份和关系的命名和坚持，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是第一次阅读你的书。《小姐妹》里包括七个短篇小说，为什么会选择用“小姐妹”作为书名?

黄咏梅：对于一个习惯写日常生活的作者来说，写身边的人和事是很就手的。即使写的是久远的回忆，我也喜欢站在原地不动，将那些逝去的时间和空间拉到近前，这是我的基本功。要是让我穿越当下，跋过空间的群山涉过时间的流水，重返现场，需要费尽周折和心力，有可能会在半途迷路，或者成为一个三心二意不伦不类的旁观者。收入《小姐妹》里边的小说，我就手把自己安放在一个相对宁静和安全的地方，把人物拉到近旁。甚至人为去建立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譬如父亲、小姨、邻居、表弟等等。从写作上，这便于我去观察、倾听、理解乃至共谋。在这样的宁静中，我能清晰看见他们所处环境中与现实对应的那些部分，并设法描写出来；我能听到他们的喘息声，听到他们那些说不出口的忧患，感知他们快乐时微微变化的心跳。而从阅读上，我希望能为读者营造一种“居家感”，也就是“日常感”，事实上，这些小说里的那些“我”，随着读者的翻阅和认同，就会成为正在翻页的那个人，这种阅读的心理状态跟作品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读者能在小说中获得了共情和共振。所以，我看到有的读者留言，很多人都会这么讲“我家就有这样一个小姨”或者说“我家的弟弟就像那个表弟”之类的。

问：阅读完你的小说，会发现你特别擅长捕捉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就比如你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父亲的后视镜》。你没有像很多作家那样，把看起来信息量更大的父亲的一生作为故事主体，而是把它浓缩为小说背景，却打开“后视镜”这一看似细微的切口，由此呈现父亲人生中几个独特的人生变化。在变化之中，父亲那壮阔的一生的信息量，才真正有了力量。这样的写作方式，让你的许多短篇，看起来特别像长篇，以至于有的篇章在手机和电脑上阅读，会有种在读中篇读长篇的错觉。但你自己似乎从未试图把这样丰厚的故事铺就成长篇。为什么？

黄咏梅：从写小说开始，我就只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其他都是中短篇，短篇居多。我记得苏童讲过，他对短篇的热爱类似于生理性的热爱。我能体会那种生理性的热爱。这种生理性也指向写作的能量吧，就像有的运动员擅长短跑，有的擅长长跑。不轻易去写长篇，可能跟我不太喜欢那种陡峭的、短兵相接的戏剧性场面有关，也有可能是不擅长处理这些场面。你知道，一个长篇离开了戏剧性，不容易抓住读者。另外，我觉得一个长篇就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的较为完整的展现，而不像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可能只是一种想法的切面，甚至只是一种状态的表达。长篇里仅有情绪或状态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是作家内心宇宙的一个呈现。这种想法可能是我对长篇苛求了，但我理想中的长篇就是这样的。我目前也是在做“功课”，试图写出我理想中的长篇。

问：女性写作近年来被关注得很猛烈，甚至女外卖员，女快递员也越来越多。不止是脑力工作中，在体力劳动领域，女性也越来越和男性平分天下，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在写作中，你觉得你有性别吗？

黄咏梅：女性和男性不应该仅仅因为生理差别而受到区别对待。随着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男性天然的优势与女性的差距肯定会慢慢缩减，譬如你说的体力劳动方面的优势。变化更多的在于观念。就我们接触的生活层面，似乎看起来是女性的地位较过去有了改变，但事实上，据我所知，在一些相对偏远、封闭的地方其实变化不大。就更不用说这几天我们看到的，塔利班是如何对待女性的？作为一名写作的女性，我认同伍尔夫所讲，写作应该是雌雄同体的。作家吁告的是人权而不是女权，作家关注的是人性而不仅仅是男性还是女性。我承认，女性写作特有的细腻等气质时刻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女质”，但是，我认为在作品的观念和思想等方面，作家不分男女，作家应该努力去握着一支“人类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