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枕书”是吴德铎先生的笔名。怎么认识吴先生的？我已记不真切，很可能是金庸先生创办的香港《明报月刊》（以下简称《明月》）从中“介绍”。

自1986年3月起，我开始为《明月》撰稿，发表在《明月》的第一篇文章是《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之后，断断续续在《明月》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长短文字，论及的作家包括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孙大雨、傅雷、张爱玲等。《明月》也因此成为我在香港发表研究心得最多的两个刊物之一，另一个刊物是刘以鬯先生创办并主编的《香港文学》。

吴德铎先生当时也是《明月》的经常作者。我记得很清楚，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每年农历新年前，《明月》刊登的该年生肖介绍文字，均出自吴先生之手，他引经据典，庄谐并重，把十二生肖几乎写活了。后来《明月》资深编辑、藏书家黄俊东先生告诉过我，金庸很看重吴先生的文章，吴先生每次到港，金庸必宴请畅叙，待若上宾。

因此，吴先生很可能在《明月》上读到拙作，对我这个也在上海的小老弟（这是他见我的口头禅）有点欣赏，愿意交我这个小朋友。他当时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我受宠若惊。特别是1988年以后，吴先生不大能收到赠阅的《明月》，而我却运气好，能经常收到。他就向我提出，他的那一本能否一并寄我转交？我自然遵命，因为有机会经常向他请教了。这样，在三四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到他上海永嘉路寓所一次，转交当月的《明月》。有时晚去了几天，他就打传呼电话来询问。每次去都是一杯清茶聊上一个下午，他真健谈，天南海北，兴致勃勃，臧否人物，更是无所顾忌，使我受益匪浅。

时间一长，我才知道吴先生是位真正的“杂家”。他出生于江西都昌，原来是学畜牧的。50年代后期起一直在上海晋元中学任教，改革开放后调入上海社科院。当时晋元中学教师中还有一位名扬四海的掌故名家、“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是吴先生称之为“介于师友之间”“三十年道义之交”的文坛“长辈”。吴先生第6本“知识性短文”集《博物古今谈》就是请郑逸老作的序。而我与这两位前辈都认识并能请益，也是三生有幸。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学里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再往前追溯，鲁迅以降，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许多现代文学大家都当过中学教师，他们的中学教书经历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应该引起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注意。

吴先生在中学执教时就喜欢舞文弄墨，50年代末开始为上海《文汇报》和《新民晚报》撰稿，后来又扩大至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在高人指点下，他专心致力于“知识性短文”也即“博物识小”类文字的写作，在一二千字左右的篇幅之内，从古今中外四个方面漫谈某一个动物、植物、矿物或器物，而且材料新鲜稀见，不人云亦云。这些深入浅出的文字不仅令人读来增长见识，也大都趣味盎然。时间一长，竟蔚为大观，吴先生由此自成一家。当年他的第一本书《认识周围的事物》在香港问世时就得到傅雷的“褒奖、鼓励和期待”[1]。郑逸老对他也大加赞扬：

德铎撰《博物识小》（署名“枕书”），连篇累牍，揭诸报端，读者善之。奈十年内乱，噤不能声，何况笔札，迨劫火熄，妖氛散，又复暑纂寒抄，几至忘其寝馈。《博物识小》类短文，结集成书，先后已有五册，举凡春鹒秋蟋，雪藕冰桃，马负千钧，蚁驮一粟，以及汉灯晋璧，越讴巴歌，无不考证赡详，独见逞臆，兹又有《博物古今谈》之问世，茹古而不乖今，标新而不悖旧，斯乃第六次结集成书，海内外读者之众，由此亦可概见。[2]

1990年6月，吴先生出版他的第7本著作《博物述林》时，在《后记》之后还有一则《附启》，开列他的7本“博物识小”系列书目，我以此为基础加以增补，共得13种：

吴先生一生辛勤笔耕的成果大概尽于此了。他在《附启》“前言”中说：“这些拙作出版的时间，前后相隔已经二十多年，第1—4本，又出版于香港，现在要购买，当不可能。”[3]确实是如此，我这么多年来多次到港访书，只觅得“枕书”的第二本著作《古今中外谭奇录》，其他三种都未见踪影。不过，总算有一点收获。可惜觅得此书时，吴先生已归道山，不能请他签名了。他后来出版的著作，大都馈赠于我，睹书思人，不胜感慨。

这13种著作里，除了《科技史文集》和《文心雕同》因是他的学术著述，《博物识小》《漫游博物世界》和《物趣》因他已经逝世而署他的本名吴德铎外，其他8种均署名“枕书”[4]。“枕书”的“博物识小”系列驰名海内外，诚可信矣。至于为何署名“枕书”，他自己也有生动的解释：

我为什么用“枕书”作笔名呢？

我诚然喜欢卧读，枕边确有不少书，“枕书”却从来未曾有过，用它作笔名是有一次读赵翼《消闲诗》发现了如下的两句：

高枕北窗寻乐地，拥书南面作长城。

我当时才过而立之年，却向往这种境界，便采用其中的“枕书”二字作笔名……[5]

吴先生不但“博物识小”系列脍炙人口，他对中国科技史、近代文史、比较文学及现代文学都有很高的造诣。我对科技史是十足的外行，不敢置喙，但我知道吴先生还标校整理了《洪宪纪事诗三种》（刘成禺、张伯驹著）、《赛金花本事》（刘半农等著）、《上海闲话》（姚公鹤著）、《台湾外志》（[清]江日升著）等，参与主编了《徐光启研究》等，真可谓著作等身。

吴先生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也是一位先行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不久前得到一批香港《海洋文艺》杂志，在翻阅中发现，从1979年3月第6卷第3期到1980年9月第7卷第9期，吴先生在《海洋文艺》上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编者还特别标明系专为他开设的“比较文学”专栏文。其中《〈天方夜谭〉与〈今古奇观〉》《莎士比亚与中国古代传说》《〈仙履奇缘〉的奇缘》《福尔摩斯探案中的中国古代传说》《中国的河伯与西方的海神》等，就是四十年后的今天来读，也是引人入胜。如果不是博览群书又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是不可能写出这些视野开阔、卓见迭出的中外文学比较文字的。难怪也是《海洋文艺》作者的施蛰存先生读到这批文章后颇为赏识，就把吴先生请到敝校中文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讲课，“并连续讲了两届”。不过，那时我还不认识吴先生。虽然这9篇文章后来都已收入吴先生唯一一部文学论集《文心雕同》，我还是为查明了它们的原始出处而感到高兴。

当然，与吴先生谈得最多的是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一位为周作人。《知堂杂诗抄》（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1月初版）问世后，我送了一本给他，他十分高兴，接连写了两文，即《知堂佚诗一首》和《再读知堂杂诗——兼补足原作者所删的部分》予以增补。另一位为傅雷。他比傅雷小17岁，但他们之间的交谊长达20多年。傅雷1958年4月被打成“右派”后，闭门谢客，只有他和周煦良等老友常去看望。傅雷得到平反后，他纪念和研究傅雷的文章就写过五六篇，其中《人不磨砚砚磨人》《关于〈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拒绝改名吗？》等，均颇具史料价值。而我的傅雷研究，一开始也得到他的指点，他曾在《〈傅雷家书〉的故事》一文中说：

一次，华东师大中文系陈子善同志来我处聊天，他告诉我，他们正在编选一本《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他本人选注了两封傅雷写的信。询问之下，正是傅敏和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法行通信》。子善同志给我带来的快乐，不亚于二十多年前我买得那本小旧书时。[6]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吴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写傅雷的文字，竟然引起了责难。这篇文章题为《也读傅雷的误译》，刊于1992年2月22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讨论傅雷对别人批评他误译的态度。引起责难的是此文的最后一段，照录如下：

据傅雷说，杨绛女士曾经介绍杨必女士向傅雷学习翻译的技巧，杨必女士译的第一本书《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可是等到《名利场》出版后，傅雷经过认真校读后，在和朋友谈翻译时，竭力推荐这个译本，公开肯定杨必女士后来居上，“我（傅自称）不及她”。60年代以后凡是向傅雷请教翻译的，答复几乎都是：请教《名利场》的原书与译文对照细读，便可曲尽其妙，不必问我，我不及她。后来居上……。相信凡是那时与傅雷有过这方面接触的都可以证明，傅雷当年确实是这样想，这样说和这样做的。

杨必是杨绛先生的妹妹，她翻译的第一本书《剥削世家》是爱尔兰女作家埃杰窝斯（1766—1849）的名著，1953年5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1955年12月北京作家出版社新1版。而杨必翻译的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名著《名利场》（上下），1957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吴先生说的傅雷高度肯定的萨克雷《名利场》译本应该就是这个译本。

不料,杨绛先生读到吴先生这篇小文后大为不满，写了一信刊于1992年3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同一版，全信如下：

《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

1992年2月22日贵报载吴德铎先生《也读傅雷的误译》一文，提及我与杨必，想是误传。我从未像文中记傅雷自说的“介绍杨必女士向傅雷学习翻译的技巧”。杨必译《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一语，缺乏事实根据。傅雷专攻法语；杨必专攻英语，所译《剥削世家》和《名利场》皆英文经典。她有疑难便来信向我们询问。特此奉闻，即颂

编安！

杨绛

二月二十六日

杨先生此信虽写得客气，意思很明白，吴先生所说不可靠，杨必译书如有疑难必询问钱杨夫妇俩，不可能去请教傅雷。此信发表时，吴先生已于当年3月1日因急病逝世，不可能见到这封信，也不可能再回应。当然，这封信也未收入《杨绛全集》。

但是，杨先生的责难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到底吴先生所说是否符合事实？24年后，吾友安迪兄在2016年11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不可靠的回忆》，援引傅雷本人50年代初致香港宋淇先生的信多通，证实吴先生所说一件不虚。其中1953年2月7日致宋淇的信说得最详细，也最有力：

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绛译——笔者注）。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译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工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7]

安迪兄此文发表时，杨绛也已去世半年了。傅雷自不会无中生有，向好友宋淇如此自吹自擂，这绝不是他的性格。从信中可以确知，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傅雷确实“把译文略为润色”，也即吴先生所说的“出过些力”，而杨必译《名利场》，也是傅雷出的主意。

我现在再公布一个新的证据，以进一步证实吴先生的回忆是完全可靠的。傅雷自己就藏有萨克雷《名利场》第一部，为纽约花园城出版公司1937年版精装本。傅雷在此书前环衬钤有“怒庵”阴文印，在扉页又钤有“傅雷印”阴文印，并用毛笔端正地写上“傅雷藏书”四字，可见他对此书的喜爱。书中又有傅雷阅读时留下的红笔、蓝笔和铅笔划线、各种记号和英文单词。由此足可证明，傅雷读过《名利场》，他对杨必所译《名利场》“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也就是一点也不夸大的实情了。更何况傅雷自己也翻译出版了罗素的《幸福之路》、埃德加·斯诺的《美苏关系的检讨》等书，都是从英文直接译出的。[8]这就更进一步证明，傅雷并非“专攻法语”，应是法文英文俱攻，法文第一，英文第二。

傅雷藏《名利场》第一部，后来归了吴先生。1991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去吴先生家，先在底层客厅聊了一会儿，他告我不久将移居澳大利亚（他女儿已定居澳大利亚）。我随口问了一句：“你的藏书怎么办？”他就带我到二楼的亭子间，打开门一看，一房间的书。他表示，一些工具书、常用书之类会带走，其他准备处理掉。回到客厅后，他就说要送我两本书，随即自己再上楼，拿下来两本书，一中一西，“西”就是这本傅雷旧藏《名利场》。这真是喜从天降，简直不敢相信，他却说：“你喜欢傅雷，研究傅雷，这本傅雷的旧藏就送给你留个纪念。”另一本“中”是《过庭百录》线装本，应是吴先生80年代初得之于上海旧书店，书价0.80元，书已有些破损，封面上毛笔所书的“过庭百录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 乙丑年五月十六日重订”，应出自吴先生本人手笔。

吴先生为何赠我《过庭百录》？当时以为是两人聊天时谈起过叶恭绰、叶公超叔侄俩之故，后来想想，恐怕不那么简单。文言的《过庭百录》是近代学者叶恭绰1942年自印的一本小册，系其记录的尊人叶佩瑲生前隽言，他在小册末尾附记中说得很清楚：“吾父言行非仅私于一家一人，而不肖于无可显扬之中取吾父至言公之于世，使后生小子进德修业知所取，则庶不背吾父诲人不倦之旨，抑亦困阨流离中所稍可引以自慰者欤。书凡百则，故命名《过庭百录》云尔。”不妨摘录几则如下：

好名不是坏事，但不可殉名。

学问之大用在致用，在变化气质，如二者不能到，则所谓学问乃是装饰，徒取以惊俗悅众而已。甚且以之作奸犯科，害人误国，则亦何取此学问乎？

文字须有真见地与真性情，凡门面语宜刊落净尽，否则八股而已。

做文字必须真切，否则浮词虚套，何用之有？

文字须从左传庄列史汉文选入手，由源及流，千万不可只看近代作品，所谓取法乎上也。

由此看来，吴先生赠我《过庭百录》，应还有希望我这个“后生小子”有所追求，有所进取，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他所说的“褒奖、鼓励和期待”之意吧？

吴先生走得很突然，我都来不及向他告别。他走时才67岁，还有多少精彩的“枕书”“博物识小”系列没写啊。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枕书”的藏书终于飘洋过海，由其女儿捐赠给澳大利亚某大学，嘉惠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莘莘学子了。

注释

[1][5]吴德铎：《我与〈博物识小〉》（代序），《博物识小》，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页、7页。

[2]郑逸梅：《引言》，枕书著：《博物古今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3]枕书著：《博物述林》，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4]《博物探源》一书出版时署名“沈书”，吴先生对此有个解释：“这书出版于‘文革’时期，代我料理这事的友人故意署名为‘沈书’，以免影响‘枕书’，用心良苦，我一直铭刻于怀。”参见枕书著：《博物述林》，第200页。

[6]吴德铎：《〈傅雷家书〉的故事》，《文心雕同》，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7]傅雷著：《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

[8]傅雷1947年在《美苏关系的检讨》一书的译者代序开头就这样说：“美国《星期六晚邮》于二月十五日、二十二日、三月一日刊载斯诺的三篇文章……不佞业已译出。”《傅雷著译全书》第20卷，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