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罢班宇的这篇新作，最直观的感觉是，他在其中寄寓了很多所谓“去东北化”的尝试或努力。按照一些相关评论的说法，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是他们这批东北年轻作家在因为“东北叙事”而成名以后，对这种“标签化”最主要的一种疏离与挣脱的方式。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注意到班宇的这种变化。其一，那座颓败的苏联式主教学楼在小说一开头就制造了麻烦。它的严重破损与维修之难、由治理爬山虎疯长而引发的刑事案件启动了小说的叙事，然而纵观全文，这一教学楼作为极具东北集体主义时代风格的建筑，其作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对“东北——阶级”这一宏大叙事的历史记忆的建筑学隐喻（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的“红旗广场”就极具此种意味），而更多地指向小说主人公个人精神记忆的隐喻。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挣脱：班宇对这一建筑的功能设定，疏离了宏大的历史，实现了朝向个人精神性维度的建构。其二，相比于班宇在《冬泳》《逍遥游》中的表现，“沈阳”作为叙事的核心空间，在这篇小说里可以说受到了很大冲击。“上海”“外地的大学”“重庆”作为空间符号，在这篇小说中具有着并不亚于“沈阳”的重要性。可以说，即使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我年轻时的朋友们”，指向过去，但是“沈阳”在这“过去”之中也仅占据一部分篇幅，它并非统摄性的，“上海”等空间并非以配角和参照的形式出现，而是呈现出自身的主体性和对叙事的贡献。在《逍遥游》中，饱经困厄的几个主人公“逍遥一游”，抵达了山海关。从地理上讲，山海关是关里关外的临界点，是东北空间的“极限”，这样的空间叙事给人的阅读感受是，主人公们使劲全力，“逍遥”了一次，但实际上他们就像跳不出如来佛手掌心的孙悟空一样，挣脱不出在东北这一空间上的厄运，而这样的厄运，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东北——阶级”这一宏大叙事的空间架构。相形于此，班宇这篇新作的空间叙事无疑又是一种挣脱。也是正因如此，我注意到，一贯喜欢在小说中构筑“吃喝”情节的班宇，之前的作品中中最常出现的是韩式烤牛肉、东北小烧烤、家常的炒面、炖排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沈阳人，我之前读到这些“菜谱”往往会心一笑，而在这篇小说里，“菜谱”则变成了外地的火锅自助餐、“魔都”上海洋气的美式汉堡和日本料理，薯条上“还撒了黑松露”。其三，按照李陀的说法，班宇小说语言上的一大特色是对书面化的所谓“文学语言”的冲击，其主要方式是“把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融入了叙事和对话，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改革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很朴实，有点土，有点硬，甚至粗犷，可是又自然流露，不见斧凿”。这篇小说的人物对话方面延续了对“文学语言”的冲击，但方式更为多样，既有对赵本山经典小品《红高粱模特队》的戏仿，也有对流行歌词和更为晚近时代的网络游戏语汇的征用。也就是说，这篇小说虽然延续了此前他一贯的对“文学语言”的冲击，但是方式却并不局限在所谓“东北方言资源”内部，而是更加丰富多样了，这在语言本体的层面，无疑又是一次挣脱。

这篇小说的一个情节很耐人寻味：主人公“我”高中时代喜欢上孔晓乐的一大原因是她读过很多文学名著，能够引用米兰·昆德拉，而“我”只读过几本作文选。此处想讨论的是，班宇这样的情节设置实际上是某种“元叙事”的信号，它溢出了“写什么”的范畴，指向了对于“怎么写”的思考。按照一些评论者的看法，班宇这批东北年轻小说家的写作，实际上是极具此种意识的，而这意味着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所谓“纯文学”意识形态，已经内化在他们的认知结构之中。结合对班宇小说的阅读，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班宇笔下的人物经常具有这种“文学人设”，但每次根据叙事需要，具体的内容会有所调整。比如《逍遥游》中的主人公喜欢的是中国的古诗和《庄子》中的内容，而这篇小说则塑造了“作文选”与“名著”的对峙。作为“元叙事”的信号，这一对峙隐喻了两方面内容。其一，如果说“名著”意味着“纯文学”意识形态的正典，那么“作文选”则暗示了对此的冲击。诚如前文所述，班宇在这篇小说中调动了多种语言资源对“书面语言”展开了冲击，也就是说，虽然“纯文学”内化在他的认知结构之中，但是正如有论者所观察到的，他对“纯文学”的边界问题或者说认知装置还是发生了拓展与更新的，“作文选”并不能被排斥在外，甚至可以说，这种“对峙”本身即构成了班宇对于“纯文学”的认知装置与前提。这一点，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与“孔晓乐”之间关系的变化即是一种叙事上的呈现。其二，以“对峙”为前提，班宇的小说往往充斥着华丽的、“名著”式的段落，这极具文学功力。我的阅读印象是，相比于他以往的小说，这一篇中的这类段落，篇幅更为庞大，“文学性”也愈发强劲。也就是说，虽然“对峙”作为前提是成立的，但是在这篇小说里，“名著”对于“作文选”似乎存在着压倒性的优势，这似乎也构成班宇现阶段的某种艺术选择。即，在挣脱“东北”的同时，在元叙事、元语言的层面也更多地尝试向“文学语言”倾斜。这种倾斜，在小说这指向了主人公对“孔晓乐”的一度“倾心”。不过从长远视野看，这样的“倾心”未必不会再生变化，班宇未来的小说中或许会出现新的艺术选择与装置。这一点，我想将它交还给小说中领起叙事的“爬山虎”：它的枯萎，究竟是源于化学溶液，还是源于主根的切断，最终是个谜。鹿死谁手，尚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