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社交加重了我们对非确定性的恐惧 ——访夏莹教授
夏莹
从2009年8月微博正式上线算起，中国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已经历了十余个年头。而这十年，也是中国移动社交平台从萌芽、发展到成熟，并给我们的时代和社会生活带来全方位影响的时期。微信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获取信息、进行社交互动最直接最主要的渠道之一。
这种发展最直观的体现是移动社交媒体用户规模的增长。据相关数据，2010年底中国手机互联网用户总数为2.88亿。到2020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32亿，其中通过手机使用社交媒体在内的各种即时通信服务的网民规模达9.30亿，占手机网民的99.8%。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黄典林认为，这些数据表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社交媒体市场，而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网络在网民中的普及率也已接近饱和。
移动社交给大到社会，小到个人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以及影响，其背后深层的意蕴有哪些，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近期采访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以期从哲学角度进行深入解读。
微信的世界里，人只是一个图像化的存在
中华读书报：以微信为标志，移动社交出现十年了。这十年来，微信的普及对人们的生活乃至思维、精神层面最深的改变是什么？它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夏莹：严格说来，作为社会性主体的人的形成本质上遵循一个镜像逻辑，即都是从别人那里来形成对自己的认识。镜像逻辑本来是个特别抽象的哲学观念，微信出现之后，这个概念变得直观了。其实，微信最初是一个社交软件，它打破时空距离，我们有了更多的社交可能性。另外，越来越庞大的城市空间环境里，我们可以跨空间即时地远程沟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随着微信所编织的网络的普泛化，朋友圈逐渐脱离了私密朋友的界限，成为一个外在的系统，变成了被持在他者手中的镜子，每天照着你自己，你分享朋友圈（包括私信）时，总是在建构一个希望被别人看到的镜像，这种时候“他人即地狱”就被特别直观地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形构了现代人新的交往方式。以前的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联系，这种交往，你看到的这个人是整全性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图像化的存在。我们对它会形成人设性的认知，而且这个人设是极其外在的，是一种有意的包装，有被逐渐物化的可能性。
我们以前说的物化，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工作或劳动中，但现在个人的品性、生活本身，跟人打交道的方式，都被物化了。除了自身主体之外，你还有一个外在主体，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双重化存在着，你跟别人打交道的是另外一个“我”，而他内心的东西反而被封闭，在交往中越来越自我孤立化，你看似简单地分享朋友圈，告诉别人自己在干什么，但这恰恰体现了现代人的这种“人群中的孤独”。我们每个人都在朋友圈以及各种微信群喧喧闹闹，那只是人的外主体，另一方面，我们的真实主体都关在屋子里，静悄悄地一个人，这种人群中的孤独，会对我们以及下一代的人际交往、甚至人格的形成都会产生影响，大家自足性比较高，可能open的人相对会少一些。这是现代人的自我隔绝，会使得我们越来越变成一个纯个体“individual”。
马克思曾说鲁滨逊不可能生活在孤岛上，但现在微信的社会服务，足以满足我们的生存需求。微信结合了大量的资本平台以后，会形成另外一种隔绝的生活方式。微信提供了全面的外界服务以后，人们可以独自生活，甚至对情感的需求，都可以在微信上得到满足。
中华读书报：与传统交流手段相比，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当代中国人的社群关系、工作方式和家庭模式。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夏莹：家庭方面，每个人变得越来越个体化，个性得到了很大的尊重和凸显，不需要迎合和迁就他人，但个性得到极度张扬的同时，家庭之间维系的很多细微的东西进一步被拆分。这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或者资本时代到来之后，撕碎了家庭温情脉脉的最后的面纱。
工作方式就更复杂了，微信的强大功能不仅入侵我们的生活，还打破了生活和工作的边界。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待命状态，实际上是变相地延长了工作时间。而且由于微信的勾连性，它迫使你在任何空间都迅速地加入到工作场景中。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原来非常乐观，认为逐渐泛化的非物质劳动方式，可能成为我们抵抗资本或者抵抗压迫性劳动的希望，因为我们可以自主调节自身的工作时间。但问题恰恰是这种自主性，我们被微信这样一个技术软件去自主化了，你认为自主地做事情，但实际上你是被困在系统里。
普遍的互联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反过来它也把你困在系统里，你必须遵守其中一些规则，不得不忍受系统里与你共在的很多东西。这是很吊诡的事情，主体性应该是自主行动的能力，没有人强制你安装微信，但你被裹挟其中，它渗透到你的生活，把你的自主性消耗殆尽，而且还让你感觉是自己在决定自己。
技术和资本结合，构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者认为，随着第二代互联网技术而兴起，以用户生产内容为核心特征的社交网络平台，标志着社交媒体黄金时代的来临。您认同“社交媒体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吗？
夏莹：社交网络平台生产出了更多的功能，大家的想象力在这个维度上被极度激发，而且社交面向更宽广，这是个技术大爆炸。我充分尊重并且认为它是不可遏制的一种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媒体黄金时代的到来，这个判断是对的。但它是不是人的交往的黄金时代，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社交媒体的黄金时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交正在被普遍中介化，但当中介被极大地发展之后，人与人交往的方式与范围究竟是倒退还是进步就不好说了。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认为，在移动社交媒体狂飙突进的年代，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
夏莹：这个问题可以从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去看。个体方面，它会形成一些人格性格的变化，可能个性凸显，更加自我，但是反过来可能不太容易与他人合作。移动社交让我们的社交随时随地地发生，交往唾手可得，不像以前，我去找朋友可能要跑到他楼下去叫他，他在不在，我也不是很确定，我们还会到邮局投信，我们会用笔头的方式去书写自己的情感，这种交往是比较深入内化的，尽管当时觉得很麻烦，但是会有一种邂逅的浪漫。但移动社交方式将从根本上让我们失去了这种非确定的邂逅。
从社会群体来讲，移动社交让我们的交往是点对点的，我们所有的交往都是被规定的，我的社交圈，我和你社交的方式，以及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完全可以精准掌控。技术的便捷使得我们的社交在更有效的基础上，也会变得更功利，更有目的性。
更进一步讲，移动社交会加重我们对非确定性的恐惧。焦虑感是一种现代性疾病。这种焦虑感就是因为我们对确定性要不断地去确定，我们习惯于在确定性当中生活，一旦有一点点可能逸出的，就会产生焦虑。现代性也即资本逻辑加快我们的生活节奏的时候，本来就会产生焦虑。移动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渗入，给你带来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家庭方式全方位便捷的同时，也会让人习惯于去时刻确认（confirm）一切。
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群体都对非确定性产生巨大的恐惧。我们特别惧怕像黑天鹅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技术越发达，社会越脆弱，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于这些东西，一旦它稍有变化，比如系统出了bug，就会成为一个崩溃性的事件。个体和群体变得很脆弱，这是移动媒体社交在编织社会架构时，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移动社交平台及其背后的新技术对将来的人际交往，社会格局及生态等等一系列问题，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夏莹：会有特别大的影响。这几年，学界提出了后人类（posthuman）的概念，这倒逼我去读康德的古典哲学，因为康德提出的所有问题的最后一个正是“人是什么”的问题。移动社交媒体的普遍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关，实际上当我们拿着手机的时候，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曾说过，机器是人延长的手臂。今天我们成为手机延长的手臂。
语言学上有一种说法：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同样，对于移动社交而言，我们并不是以媒介为中介，而是我们是媒介的中介，媒介通过我们将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在媒介的创造体制下。今天的移动社交包括微信的一个技术小革新，我们就有了新的社交方式。它的技术革新改变了我们的社交方式，我们更习惯首先以技术和媒介的方式去向世界打招呼，然后再去认知，这种认知是隔层的，真实的世界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的假的，我不太关心。我只是希望我看到的这个东西在我的理解系统里，就可以了。
同样还有一个概念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后真相（posttruth），后真相就是没有真相，真相本身就是被建构的，真假自身是个假问题，我们今天只关心它呈现的方式。所以虚拟真实并不要紧，我怎么认知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人类的生活方式，沉重的肉身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肉身不再沉重。我关心的是我虚拟的一个外主体的存在样态，它的体验感受和对世界把捉的方式。
中华读书报：最近，英国学者艾伯蒂所著的《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出了中文版，其中有一章探讨21世纪的一种两难之境：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究竟是千禧一代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夏莹：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转换为我们究竟是因为孤独才去社交还是社交加剧了这种孤独感，而这一疑问的产生与以微信为代表的媒介介入密不可分。现在的社交方式，其核心是技术问题，技术和资本结合，构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是资本和技术的加持让你隔绝，然后又给了隔绝的你沟通的能力和方式，这使得它们看起来好像互为因果。
自动化和信息化时代到来以后，孤独症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马克思那个年代，正是机器大生产的时代，机器把人和人勾连起来，他想象工人阶级因为机器化会组织起来一起闹革命。现在的情况正好反过来，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技术成为一个很大的推进的点，技术的革新给我们带来工作上生活上质的变化。孤独症是现代工作环境中格子间建立之后的现象，然后再通过技术手段让你融入一个虚拟社交，我的肉身是否介入社会并不重要，我只要在一个虚拟的账号中社交就可以了。这是这个问题得以形成的本质过程，即技术本身让我们隔绝，然后又给了隔绝的我们以社交的方式，在这两者循环作用之下，我们就无力挣脱了。
网络平台应区分私人话语和公共话语
中华读书报：雷区还是镜子？社交媒体的多重功能使得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您如何评价社交媒体的正负面作用？
夏莹：最初大家面对媒体为我们呈现的镜像，比如我看直播，我就相信直播那边发生的事情，它反映在我们面前。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不太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总是把它戏剧化为某个我所理解的对象，成为个人情绪的发泄地。所以有时候社交媒体不是说出真相，而是在制造“真相”，制造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立场加持。
现在整个社交媒体中的氛围有一种趋向于负面化的倾向，成为负面情绪的发泄地。其实社会有很多正面的东西，网上反映出来的很多也是正面的，但网络评论却在多元化信息的共在当中呈现出了因受到关注经济的左右所带来的负面化倾向。比如评论中的否定性观点往往会形成较高的关注度，有时候甚至资本还会加持一起往上顶，上个热搜。这就形成了社交媒体中不太好的舆论环境。这种情绪不是很健康，其实，在网络平台上，应该区分私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但社交媒体这类敞开的空间将这两者给混淆了。社交媒体应该具有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应该有益于大家的提升，而非下坠。
如果社交媒体有所谓雷区和镜子的区分，我觉得大家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客观地去看，然后冷静地分析，这样网络环境才能慢慢变得积极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