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梁鸿写作于2010年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最近出了英文版——China in One Village: The Story of One Town and the Changing World。

在梁庄看到中国：被赋予的宏大

一份英国《世界杂志》给梁鸿的采访提纲中有如下的问题：“西方人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种同质文化。中国国内对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有共识吗？”“通过讲述这些口述的内容，你捕捉到了什么时代精神？”“随着中国农村人口的下降，中国文化的城市化是否使人们脱离了自然，甚至是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要写这个故事的？如果你没有作家和文学学者的资格，这些故事会被出版和广泛阅读吗？”

这些提问体现着一个国外媒体所关切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在梁庄》英文版所可能面临的读者期待。也许是“中国在梁庄”这样一个标题的指引，也许是像书的简介所指认的：“探访梁庄生活内部的驳杂与丰沛，叙述梁庄生命个体的迁徙与流转。记录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他们面对的现实：比如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等问题，农村自然景观的改变和家庭结构的裂变……”梁鸿和她的梁庄系列总是给人一种天然的宏大与严肃的印象，甚至在英文版出版以后，梁鸿本人也被赋予一种需要代替中国去回答一切质询的身份。

虽然在《中国在梁庄》的最后一个部分“艰难的重返”中，梁鸿以大体量的文字反复地纠结该以怎样一种身份立场、怎样一种文化视角去书写梁庄，并长时间地自我怀疑——“我是谁？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风景的塑造者。”梁鸿也一再强调“我最大的直觉是想把这个村庄的内景呈现出来，这才有了后面所谓的口述、田野调查等不同学科的混合使用”。

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个“内景”，梁鸿选择让农民用自己带有大地性的语言来讲述，并足够克制地一再将视角落在个体人物上，不予置评地站在小人物口述史的背后。

最近的一场名为“中国在梁庄：文学·翻译·在场”的国际对话中，美国杜克大学的学者Carlos Rojas指出：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根据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官方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20.6%增长到2010年的49.68%。即梁鸿出版这本书是中国正处在50%城市居民的节点。尽管过去三四十年中城市化进程迅速，中国农村仍然非常重要。

关于《中国在梁庄》究竟写的是什么，梁鸿对国外媒体的回复是：“就我的村庄梁庄而言，温饱问题和基本的生存问题已然解决，实际上，我在《中国在梁庄》中所关注的也并非是物质贫困问题，而是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嬗变和农民精神的问题。”

十年前写作的《中国在梁庄》有其特殊的时代语境，除了人口的变化，在2010年，经济、生态和社会精神危机开始支配全球社会环境。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它们转变成塑造当今中国心理问题的跨代际问题，这是《中国在梁庄》诞生的社会背景。

由此，《中国在梁庄》首先考虑的就是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乡村图景的嬗变。

从《中国在梁庄》到《梁庄十年》：避免以大的概念淹没鲜活但却更具意义的存在

梁鸿的创作序列中最近的一个节点是2021年1月，梁鸿出版了关于“梁庄”的第三本书——《梁庄十年》，关于这本书，梁鸿介绍道：从结构而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他们的出生、成长、死亡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其次，也会把梁庄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某一座房屋，某一处花园，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都值得细细道来。

当然这场维持了十年的观察也已经由无数个看似无关宏旨的瞬间累积出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在梁庄》的伊始，梁鸿写火车一夜的颠簸令她这个返乡人心绪难安，写火车停了以后，自己的儿子因为“车站的地面有点湿，有泥水，被雨淋湿了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的泥泞和肮脏而哭着不愿意下车。这是初次带着一种“调查、分析、审视”的准备回到故乡时生发的龃龉和疏离。

而行文至《梁庄十年》，“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的我与梁庄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从最初的‘看山是山’，看到了梁庄、五奶奶和无数的亲人，到‘看山不是山’，每种事物、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赋予无数的镜像，现在，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状态。”

从《中国在梁庄》到《梁庄十年》，梁鸿的写作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梁庄十年》中，不再有那么多的社会学角度的评论和分析，文学性的笔触更多，也更加举重若轻。

本着建立一个“村庄志”的宏愿，梁鸿以梁庄为样本进行着持续的观察，而梁鸿的读者或许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梁庄人”，并在相当程度上无法冷酷地将梁庄只是作为一个客体。

《中国在梁庄》中的那些个体也在随着大的社会震荡而变化着，譬如五奶奶，她仍然在村头和人们闲聊，孙子死亡所带来的伤痛被她埋藏于心，她仍然乐观、坚韧，而她的儿子们和孙子们，大部分仍然散于中国各大城市打工，但是，她其中一个孙子，在《出梁庄记》中写过的“梁安”（2003-2013年在北京打工）因为患抑郁症而回到梁庄，并且开拓了新的空间。

而梁庄村西头，一幢四层的欧式洋房竖立了起来，那是另一个在城市打工的梁庄青年，挣了很多钱，回到梁庄盖了一幢现代化的楼房。在这幢洋房的客厅里，他挂了三幅身着传统服装的巨幅照片——抚养他长大的爷爷、奶奶和曾奶奶，他们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走进这个客厅的人。“它显示了传统心理和现代观念的某种重叠，非常有意味。我关注这些非常微观的变化，我觉得恰恰是他们，显示了中国生活内部的复杂性和中国乡村发展的复杂性。”梁鸿说。

梁鸿希望以自己持续的书写和观察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微观的、栩栩如生的个体生存场景和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中国村庄生活场景，“在这一过程中，我会竭力避免大的概念淹没这些鲜活但却更具意义的存在。”

此次推出英文版，让梁鸿想象这样一种阅读图景：一位英语读者，能够跟随书中的“我”，和“我”一起，来到“梁庄”的田野村头，和“我”的父亲、五奶奶、我的叔叔婶婶们一起聊天，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命运，和“我”一起，在“梁庄”里面行走，看里面的一条条道路和村后的那条大河。“进而，我希望你，陌生的英语国度的读者，你能对梁庄里面的每一个人产生情感，和我一样热爱他们，为他们的痛苦流泪，为他们的幸福欢笑，并且，由此去努力理解他们。”

“如果还有机会（如果有出版社愿意翻译的话），我希望大家跟随着我，一起到中国各大城市去寻找梁庄在外的打工者，看看他们如何吃、如何爱、如何流转、如何思考梁庄和所身在的城市，这是我2011年和2012年两年时间在中国各地的调查，最终以《出梁庄记》之后出版。《梁庄十年》写的是此刻梁庄人的存在状态。”梁鸿介绍道。

梁鸿介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中国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乡村的巨大改变和城市的高度扩张。一个人一年不回家，可能村庄里老的道路消失，新的、宽阔的道路改变了村庄的地理方位；一个人几年不回家，不但村庄后面的河流、山坡可能消失了，甚至，可能连整个村庄都会消失，或正处于成为废墟的边缘。大自然变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克服和改造的对象物，犹如巨型怪兽，盘踞在中国人的心里，并且，最终形成一种潜在的心理危机感。……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土地不再是农民唯一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村庄也不是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中国农民对于自然的执着情感会减淡很多。反过来，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分离，自然作为景观（不是物质生存的依赖地）被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种有距离的观赏和注视，这恰恰是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心理萌芽。”

其次，梁鸿关切的是这些巨变投射在人的心里，又怎样改变着人的精神。梁鸿说：“城市化的急速扩张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心理基础就有了同步改变，相反，由此产生的心理错位对生活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尤其对于进城的农民而言。我在2013年出版的《出梁庄记》中详细地考察了进城农民的文化心理和生存现状。”

世界可否抵达梁庄

一部写作于十年前、有特殊的时代语境的作品和一位“竭力避免大的概念淹没这些鲜活但却更具意义的存在”的作者能够多大程度地代表中国，作者希望《中国在梁庄》能够带给海外读者最鲜明的观感又是怎样的？

梁鸿谈道：“我觉得一个文学作品的共通性不在于外部，而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在性的情感经验和情感方式。梁庄只是激发你思想的一种媒介，由此让你去思考梁庄里的每一个人的命运。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都有自己的经验，所以《中国在梁庄》最理想的读者或许并不是由此了解了中国的乡村、了解了中国的各种生活，而在于，当你读梁庄时，带动的是你自己的情感经验，由此激发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

梁鸿在回应英国记者时谈道：“我始终认为，个体的命运汇集起来才会形成所谓的‘时代精神’。我的梁庄系列著作之所以始终坚持以个人的‘口述历史’为中心，也是想通过每一个人的故事，来打破所谓的‘总体精神’和‘繁华盛世’。当时代倾向于用一种话语概括一切时，那么，个人的讲述无疑是通向多个方向的，它本身就具有某种批判性。”

而让梁庄这个文本如何顺畅地摆渡到英语世界，译者则需要付出诸多努力，《中国在梁庄》的译者Emily Goedde介绍：“在12年前的2008年，我注意到，尽管中国有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小说，但实际上很少被翻译成英语。《中国在梁庄》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故事太多了。作为一名翻译，我们被训练大量地倾听，倾听那些很明显的意义，也倾听那些很难听到的沉默的部分：比如文化假设、作者隐而未发的内容，这些通常被归入不可翻译的类别。同时，《中国在梁庄》中也涉及方言的语言特征，很多第一人称的口述是一种有口音的、有本土特点的语言，为了能够听懂和翻译，我需要研究和反思。”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Shiqi Lin看到《中国在梁庄》这个文本带来的持续影响：“这本书的特点是努力回到村庄，记录中国农村的破坏，并反思她自己作为一个城市化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纠缠。梁鸿关注到社会危机和个人的反省，将乡村带回了社会的讨论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本书出版几年之后，它影响了年轻一代回归自己的故乡和文本，包括我自己在内，通过写作改变自己，出现集体化写作的现象。

《中国在梁庄》诞生后的十年，同样是数字平台在中国发展的十年，“我们在讨论《中国在梁庄》意义的同时，需要记得新媒体设备的重要角色，例如微信。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是文学的复兴，重新进入社会场景，影响了社会的讨论.除了在数字化媒介社会中的非虚构文学，我们还需要看到科技小说、网络文学的崛起，以及过去几年内在中国浪漫小说和工人文学的兴起。在讨论梁鸿的作品时，我们其实讨论的是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即文学如何改革自己，生根发芽，并见证社会持续的根本性变革。”Shiqi Lin分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