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间是所有人亦敌亦友的伴侣。快乐时，我们试图延长时间；痛苦时，我们又想要缩短时间。然而时间不为所动，永远以自己的规律衡量着每个人有限的生命。在新作《岁月的颗粒》中，作家梁鸿鹰谈的是被时间所赋形的人生，亦是因为人的存在才拥有了意义的时间。以这部回溯人生的散文集，他愿意为时间留证：“时间像一个奔跑不停的运动员，前面没有终点，时间度量、锻造与成就一切，我们成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

记者：岁月的颗粒——颗粒一词具体指的是？感觉在形状、色彩、触感上都有切实的落点。

梁鸿鹰：所谓“颗粒”，是我在《上海文学》“万象有痕”专栏所标示的“有痕”。在我看来，就是那些在我的生命历程里留下印痕的东西，坚硬、固执和尖锐的存在。时间过得太快，当我们回首往昔的时候，许多曾经历的事、认识的人，虽原本散在着，却都在我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些人和事通过文字汇集到一起的时侯，形成的是反映当时一些社会风貌的较完整样态。一件件原本如同颗粒、结晶体般分布的存在，分散着的事像，折射着我在生命不同成长阶段的不同感受，刻骨铭心，那些对亲人和故乡人们的零星记忆，让人难以忘怀，它们颗粒般晶莹的存在，经由这部散文集，为我留证，替我抒怀。

记者：在文本中，你树立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观：时间既是线性的、不可逆的，也有另一种如约翰·伯格所言的时间，“故事被听到的时候，就停止了时间的单线流逝”。是否可以说，时间拥有多种被揉搓、打磨的方式，正是这部作品想要尝试的。

梁鸿鹰：问得非常好。故事如果没被听到，将永远混沌一片，在时间推移中无辜而呆板地被搁置，故事一旦被书写，被分享给这个世界，就是如同时间被审视，考验写作者如何在重新的安排中，使过往的岁月更丰富、更富于张力。我在写作过程中，不想将对过往的回顾像呈现履历一样原原本本，而是择取生命过往一些最跳跃、最无法忘却的事情，还原其细腻微妙之处，强调个人之体验与感受。

记者：在写作方式和情感的平衡上，不少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世界上最寒冷的那个早晨》这一篇。

梁鸿鹰：的确，这篇散文写的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个早晨，这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早晨，彻底改变了当时尚年幼的我的一生。散文开头写我由一位叔叔带着，去请我的二舅，好让他见自己的妹妹最后一面。我茫然无助地坐在自行车前杠上，等待时间的裁决，时间缓慢而无情，我完全麻木了。再次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她已陷入弥留的最后时刻。瞬间即长久即永恒，童年时期一个的特殊记忆，一个个具体的、片刻性的感受，足以决定我的一生。总有一些“瞬间”让时间停滞，被不断回忆，使记忆不断抵达。此时，“瞬间”被无限拉长。我想留住这些瞬间的“长”，想在写作的节奏上张弛有度、有详有略，即使空间再小，也要当成大道场，选取足够特殊的、富于个性的场景，才能把我带回到有意味的过去，才能使写作更有意味。

记者：这种意味可能指的是，所有被写下来的记忆，都属于当下，是写作这一刻向过去的有价值回望。这意味着站在不同人生节点对彼时的回忆，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你而言，站在当下这个节点的回望，有什么特殊感受？

梁鸿鹰：作家对于自我经历的回望，往往越远越清晰。在20年前，我对回望过去没那么迫切，没到非写不可的地步。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后，似冥冥之中有一种召唤，让很遥远的记忆特别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来得异常急迫——逼着我非写下来不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中的作品，基本都是对童年到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上大学及之后的反而很少涉及。站在当下这个节点上回望，对我有很强的安抚作用。

记者：是否也有一种可能，较近发生的事，还没有形成一种充分的意味？

梁鸿鹰：也许是“意味”还没有达到那么深刻与浓烈的程度吧。时间近的，一切都确然，记忆无遗漏，不用打捞和设想，越久远的事情，虽越来越清晰，却越需要回溯、打捞真实的细节，比如，我降生于世这件人生中很重要的事，对我却始终是个谜，想象、回忆与猜想如何逼近？由此引发的写作，是种特别有意思的心理过程，用自己的视点、习惯去还原，用冷僻的方法加以呈现，就会有“充分的意味”。

记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感受，相较于许多人回忆中的模糊，你的记忆非常清晰。所以许多回忆性的细节，甚至让人觉得细致到了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这是否属于写作上的一种尝试？

梁鸿鹰：我这个人在日常的生活比较注重细节的观察，某个细节对我所产生的触动，远远超过许多结论和思考性的东西。文学以细节为王，捕捉细节，保存细节，还原细节，都要独具匠心，写作时要细到极致，细到不真实，对细节这样的还原，才不会徒劳无功。

记者：这样的写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对于细节的入微描述。虽然体裁不相同，内在却有一种共通性。

梁鸿鹰：对我来说，外在的、直观的、感性的细节的“撞击”比任何评论或结论更为重要。也就是说，那些自己第一手观察到的、细节所透露给我的结论，会比以其他方式所形成的结论更强有力，也更具有文学性。《追忆似水年华》所呈现的那些细节一样，就充满文学上的典型意义。只要所写基于观察所得，那么，无论采取什么体裁，都会栩栩如生。生活到处充满戏剧性的细节，生活的戏剧无处不在，生活中的各种冲突、偶然性，散文也好，小说也好，其使命就是对这些冲突、偶然性和细节进行重新进行自觉性的组合和文学化织补。

记者：你所提及的自觉性，在回忆性作品中常成为一种可窥见的、潜藏的自我。无论所回忆的是人生的哪个阶段，似乎并不存在“当时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这样割裂的认识，而是如普鲁斯特所言，人的一生是连续的、永久的自我的呈现。这部散文集里，是否也有对“永久的自我”的书写？

梁鸿鹰：这本书中最大的主人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主人公，就是我。一个从过去，到当下，还会延续的我。我把岁月赐予我的“颗粒”，以不同主题和篇章加以表达。“永久的自我”是被书写的自我。通过写作我寻找到“当时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的连续性。理论评论往往将自我藏在观点之后，散文则释放自我和情绪，完成由“内在的我”向“外在的我”的转换，而非一味旁观。理想的结构、独特的语言和有趣的调性，不总是能那么水到渠成，需要探索、克服自我。“永久的自我”意味着私密、苦痛，甚至是狼狈不堪、柔弱无能，痛苦和怯懦，回望的时候，不希望被人窥探到，却又必须面对。

记者：在散文中大家既读到“我”，也读到“你”和“他”的人称换用，这其中是否也存在一个逐步打开自我的过程？

梁鸿鹰：是的。在书写的过程中，那种怕被指认，因而自我设限的想法是逐步消解的。“你”、“他”、“我”三个人称轮流使用，到最后大量用“我”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真正打开了，不再担心被指认。

记者：具体而言，比如写母亲和写父亲就分别有两个篇章，所用的人称是不一样的。似乎不同人称在叙述视角的差异之外，情感层面也有差别。

梁鸿鹰：父母是大家喜欢写的题材，也容易写俗。我对母亲的想象有些理想化，她早逝，我能忆及的都是自己童年时期和她在一起时的美好，认为她身上拥有世上所有的坚韧、善意、智慧、幽默，以及爱憎，只是对她的心灵世界，我还没有来得及有所感悟，但对自己的父亲，自认为了解得很深，我就是他的翻版。用不同人称，完全不是刻意的，早先时候写的用“他”，晚近时候则用“我”，效果异曲同工。

记者：写父亲的时候，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吗？

梁鸿鹰：的确。相较于母亲，我和父亲相处了更为长久的岁月，他有被自己生活的时代所限的壮志未酬，内心充满矛盾、焦虑、纠葛与挣扎。同为男性，将心比心更容易，他的弱点就是我的短板，经历人生风雨之后，我对岁月赋予他的复杂性能看得更清。我一直想避免他所担心的宿命——壮志未酬、百无一用、虎头蛇尾等等。

记者：读你笔下的父母，也让我想到作家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他在书中说，一代一代之间的相互遗忘形成了历史地表上最大的裂缝。“儿子解读母亲的生活，也许比解读唐诗宋词还要困难。”就此而言，在你的书写中，是否也有弥合的努力？

梁鸿鹰：回忆父母就是想找到自己的根，避免遗忘，抵抗遗忘，我父辈这一代亲人被自己的时代塑造，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回望过去我起初没有想到弥合历史地表的裂缝，而是想找到自己的“根性”，搞清楚“我是谁”。对我来说，解读父母之难，在于相处时间过短，在于遗忘。记忆的自动淘汰和选择，使我们遗失了很多，我尽力将时间留存在我头脑中的东西，朝着一些方向加以梳理，看看自己到底是谁。

记者：从写作上看，不同的篇目有不同切入的方式：自述、他述、对话、书信、日记等等……初读会有疑惑，彼此之间的连贯性如何成立，后来却觉得真实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以各种不同方式构成与抵达。

梁鸿鹰：在写作过程中，最早也有一种从出生开始写的想法，但后来还是选择了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入手：车站、书店、妈妈、爸爸，以及后来许多源自生活的不同主题：毛发、手脚、声音、拍照等等。我不想搞任何形式的编年体人生散文。只有时间被打碎、揉搓和重组，不同的意味才开始出现。以“我的人生”作为统领的散文化尝试，就是关于“我想怎么写散文”的最好回答。

记者：散文集前半部分如果被视作脑海的记忆，后面某些部分的篇幅则可以说是身体和影像的记忆，二者汇合而成了一部个人的记忆之书。在我的读感中，后面的那些部分往往在个人记忆史中是缺失的、或者说隐藏起来的，而对你来说是极重要的。为什么？

梁鸿鹰：后半部分的多个主题，是易被忽略，我却异常重视的。小时候一个表姐问我，和陌生人见面最要紧的是什么？我说，是不知道把手放什么地方合适。我写的手、脚、毛发、声音、拍照等，对我来说，都最能见人的个性。这些主题附着着我的个体记忆，从而成为“我”的个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许更易唤起他人共鸣。

记者：我也注意到关于其中有一篇和一位画家马津的对话，这篇与其他篇章似乎都不一样，在叙述的同时似乎有意见表达的成分。

梁鸿鹰：的确，这一篇是旁逸斜出的，我写着写着觉得散文这种形式不够用，希望有所延伸。是藉由和他的对话，写出我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记者：对审美的思考？

梁鸿鹰：对。对谈所论及的问题，值得全社会每个人深思。就是对国民审美观念下滑的忧虑。马津认为，许多人不懂得美、不爱护美、以丑为美，必须要纠正。我希望通过对话告诉读者，人需要关注美的问题，学会欣赏美、维护美，呼吁提升公共美。

记者：能够理解。从行文风格上，审美追求也贯穿于写作始终，能感觉到你对语言的锤炼和反复锻造。似乎有一种诗歌思维的方法被移入散文文体，或说由诗歌发展成了散文。这是否和你的散文观念相关？

梁鸿鹰：文学的最高境界之一是诗性，那种对生活加以提炼之后的顿悟、洗礼与净化，那种自我辨认之后的快意、亢奋，以及随后的不满足，都是散文写作带给我们的。我不想谈散文观，我只知道，我纵使有一肚子的焦虑与不满，写过这些文字，生命之美便没有被消费或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