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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五烈士”塑像

20世纪20年代末，鲁迅来上海定居的北四川路这条半租界现代街区，是除南京路和福州路之外最为繁盛之地，“日夕车辆云集，行人拥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最初几年，基于中共四大召开之后这里浓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氛围和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借助这块连接全球货易的桥头堡，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大批左翼文化学者、作家和共产党人，把创造社和中华艺术大学迁移至北四川路底，在这里创建了太阳社、我们社、朝花社、艺术剧社、时代美术社和其后的野风画会，出版了大批左翼期刊、新兴社会科学著作和其他进步译著，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在此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左翼文化运动，上演了一首壮怀激越的文化进军曲。

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夏衍最早从日本回来落脚北四川路。洪灵菲和戴平万9月从南洋流亡到上海，后辗转住进北四川路鸿庆坊，同林伯修等潮汕籍文化人在这里创办我们社。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蒋光慈、钱杏邨和杨邨人等人从武汉回到北四川路，在此开办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与此同时，茅盾于8月下旬从庐山回到上海秘密住进景云里；10月上旬和下旬，鲁迅、郭沫若分别从南方回到北四川路底，开展普罗文学活动。1928年2月，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等人在北四川路底创办太阳社，活动在这一带的郁达夫、洪灵菲、戴平万、王任叔、楼适夷和殷夫等人先后加入，形成了一支由两个党小组、近20位共产党人组成的普罗文学文化生力军。

7月底，成仿吾借为黄埔军校采购军用教学用品之机回到上海，9月赴日本动员一批年轻学子回国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最早一批回来的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会同国内外各地来到北四川路的郑伯奇、阳翰笙、李一氓、段可情、王学文等人，构成了后期创造社的中坚力量。1928年初创造社搬进北四川路，经过酝酿，“决定采取两道防线，一方面新发刊理论性的刊物《文化批判》，宣传马列主义的学说，战斗在第一线。《创造月刊》则利用历史关系，仍保持文学刊物的特色，将重点转到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1928年1月1日，《太阳月刊》创刊号出版，《卷头语》写得豪情满怀，“革命文学”的号角就此吹响。同日，停刊半年的《创造月刊》出版，郭沫若在此发表《英雄树》，文章认为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号召进步文化工作者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艺事业。

1月15日，冯乃超在创造社《文化批评》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文章分析了当时最先锐的5个作家的创作情况，说鲁迅的创作“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之后两个星期，新出版的《创造月刊》刊载了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3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发表了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这些文章都对鲁迅创作表达了同冯乃超类似的观点。

为回应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批评，3月12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文章《“醉眼”中的朦胧》，拉开“革命文学”论争的帷幕。接着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彭康、钱杏邨等人以《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期刊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措词严厉的文章。鲁迅则以《语丝》为阵地，发表了《文艺与革命》《通信（并Y的来信）》和《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应。“革命文学”倡导者阵营与鲁迅之间这场论争在文学界掀起了滔滔巨浪。鲁迅开始大量购买和翻译马列文论，逐渐纠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之后扛起了引领左翼文学文化发展的大旗。这年7月茅盾去日本，《蚀》三部曲出版后引来了进步文学阵营的一些批评意见。7月16日，茅盾在日本撰写《从牯领到东京》，对这部作品“略加声辩”，再度引来一些批评声音，其中傅克兴、钱杏邨等人都认为茅盾的写作立场在倒退。次年5月，茅盾发表《读〈倪焕之〉》一文，希望批评者不要曲解作品本意。

1928年3月与6月，同在上海的梁实秋在新创刊的《新月》上发表《〈新月〉的态度》和《文学与革命》两文。前文认为思想言论应有充分自由，遵守健康和尊严两大原则；后文认为文学是个人的，没有阶级分别，“革命文学”的概念是不成立的。针对梁实秋的观点，彭康和冯乃超分别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什么是“健康”和“尊严”》《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给予批驳。前者批评梁实秋所标榜的“健康”和“尊严”原则，实际上要扼杀言论自由，替统治阶级说话；后者批评梁实秋是以人性论否认阶级论，是以天才论反对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装着绅士面孔对“革命文学”的一种谩骂。

1928年初在北四川路上开展的这场“革命文学”论争， 历时两年之久，余绪一直延伸到1932年下半年。不仅旗鼓相当的“革命文学”倡导者阵营和《语丝》派阵营发表了意见，很多局外文化学者、无政府主义者也谈了各自的立场观点，使“革命文学”影响在上海乃至全国迅速扩展开来。这场文学论争如一声春雷，给暮色阴沉的文化界开辟了一块“革命文学”的根据地，在北四川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左翼文化舆论场，就连张资平这样擅写情爱小说的作家也纷纷“转向”，林语堂在此出版了《剪拂集》。大江、水沫、南强和春潮等进步出版机构纷纷在此成立，左翼期刊和新兴社会科学著作不断涌现，普罗文学异军突起，普罗思潮在北四川路形成滔滔之势。

二

尽管处在租界和半租界内，国民党对左翼文化的管理存在缝隙，但白色恐怖仍然十分残酷。1928年在北四川路上创刊的《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我们月刊》都不超过7期就被封，《流沙》《畸形》《时代文艺》《日出》等普罗文学文化期刊存在时间也不长，但这些努力却使普罗文化思想在文化界扎下根基，加上在这里创办的大江、南强、水沫、乐群等书店大量出版新兴社会科学著作和普罗文学作品，这些纸质图书的传播使普罗文学文化思潮传向了全中国。

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和我们社的晓山书店相继被国民党查封，加上之前被封的春野书店，使得原先集聚在这些出版机构下的左翼文化人发生分离。白薇、沈起予等人因生计问题离开北四川路，入党之后的彭康、李初梨等人则转向了“实际的地下斗争”。另一方面，柔石、冯雪峰、沙汀、石凌鹤、安娥等一批后起左翼文化骨干先后来到北四川路，使这里左翼文化思潮得到进一步巩固壮大。

与此同时，党加强了对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领导。1928年5月江苏省委宣传部成立了文化党团，7月成立文化工作者支部，其骨干大多是活跃在北四川路上的普罗文化人。1928年12月底，受文化党团委托，钱杏邨、冯乃超邀请张申府等人在横浜桥附近广肇公学发起成立“中国著作家协会”。此协会参与者众多，后虽因其成分复杂没能更好发挥作用，但这是中共领导文化统一战线的一次有益尝试。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10月中央文委成立，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局面。

1929年初中华艺术大学搬迁到窦乐安路233号，这是我党领导的一所民办大学，学生大都是大革命失败后集聚在上海的进步文艺青年，“在教授和教员之中，几乎包容了当时所有最著名的左翼文化名人，如彭康、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沈起予、华汉等同志均在该校担任教学工作”。中华艺大的教学实践很快成为这里左翼文化活动的中枢，使北四川路融汇成了一个影响全国的左翼文化中心。

1929年下半年，许幸之、沈叶沉、石凌鹤等人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使上海左翼文艺思潮开始由初期的文学领域逐渐向左翼戏剧、美术领域渗透。这年6月艺术剧社在永安里成立，在党领导之下，“公然打起了无产阶级戏剧的旗帜”。艺术剧社的文艺骨干都是原创造社社员和上海艺大学生，他们在这里大力开展左翼戏剧实践，于1930年春举办了两场引人注目的公演，创办《艺术》《沙龙》，点燃了中国左翼戏剧发展的星星之火，直接影响了上海和中国戏剧的发展趋势。

许幸之是1929年下半年应邀回国出任中华艺大西洋画科主任的。1930年2月24日，他和沈叶沉、王一榴等人在北四川路底发起成立“时代美术社”，标榜“我们的艺术更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次打出了普罗美术的旗号。时代美术社组织漫画会和苏联革命美术图片展，开展了多项左翼美术活动，犁开了中国左翼美术事业发展的处女地。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内成立。左联是文委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文化团体，他广泛地团结了上海文化界思想最激进的一批文化人影响深远。左联成立前后，其编辑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拓荒者》《大众文艺》产生了较大影响。左联之后，文委相继组织成立了社联、美盟、剧联和文总，形成了统一的左翼文化阵营。尤其是美联和剧联，其机关就设在北四川路上。左联旗手鲁迅一直住在北四川路底，加上左联成立前后冯雪峰、柔石、林伯修、郑伯奇、田汉和其后丁玲、周扬等人在这里的文化活动，使这里的左翼文化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九皋鹤声。

三

北四川路左翼文化运动的活跃，引来了国民党更加严酷的打压。基于艺术剧社1930年3月22日在上海演艺馆公演产生的巨大影响，国民党于4月28日出动军警对艺术剧社进行查封。5月24日，国民党又出动大批军警查封了中华艺术大学，这里的左翼文化运动被迫全部转入地下。1931年1月17至18日，经常生活与活动在北四川路上的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先后被捕，2月7日在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惨遭杀害，这是左联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左联“五烈士”事件使北四川路的左翼文化运动损失惨重，间接导致李初梨、王任叔等左联盟员被捕，许峨、魏金枝、马宁先后被迫离开上海，杜衡、戴望舒等人不再参与左联活动，周毓英、叶灵凤因参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被左联开除。

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在党的领导下，左联于血泊中迈出了更加坚定的步伐。1931年2月，冯雪峰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一上任就同鲁迅商量编辑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此刊于4月20日编定，7月出版，使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产生了国际性影响。与此同时，左联着手调整策略，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堑壕战”。之后北四川路先后迎来了楼适夷、艾芜、叶以群、周文、胡风等左联骨干，左联机关也转移到北四川路，这里的左翼文化迎来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新局面。因为秘密盟员宣侠父的资助，1931年秋天，左联在北四川路旁创办了湖风书局、《北斗》和机关刊《文学导报》。这些出版机构和刊物的运作，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发生，左联在北四川路创办机关刊《十字街头》，鲁迅发表的《“友邦惊诧”论》《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等文影响很大。

在文学发展的同时，左翼戏剧、美术也在北四川路艰苦环境下向前推进。1931年1月初在上海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兴业坊成立的剧联，在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运作艰难，但仍极力在高校和工人之间开展左翼戏剧活动，取得了好成绩。另一方面，1931年初许幸之离开上海，江湾路“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扛起了左翼美术旗帜。1931年夏，鲁迅在长春路开设现代木刻讲习班，从这时起成为左翼美术运动的实际领导人。鲁迅不仅自己大量自费出版左翼画集，多次在这里举办木刻版画展，还屡次应邀到公园坊里的野风画会做演讲，使中国的左翼美术活动成就坚实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