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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达的五封手书管窥情感的波折对路遥及其创作的影响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邰科祥  2021年07月24日17:35

内容提要:路遥与妻子林达的离婚事件一直是路遥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目前发现林达留下的五封手书,主要是1992 年9 月22 日给路遥的信(另有一封为1983 年所写)和一封《离婚协议书》,以及同日给王天乐、陈行之各一封信,在这五封林达的手书中较为详尽地披露了她与路遥离婚的过程与原因。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林达手书的内容加以解读:其一,路遥病危期间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隐情;其二,路遥与林达婚姻破裂的时间追溯;其三,情感波折对路遥及其创作形成巨大影响。此影响包括六个方面:加重了路遥身体与心理的病态;改变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隐含了《平凡的世界》的部分创作动机;给小说中大多数青年男女的爱情蒙上一层悲凉的阴影;导致他笔下城市女性类型趋向复杂化;促使田晓霞提早谢幕、孙少平婚姻选择呈现保守倾向等。

关键词:林达 路遥 《平凡的世界》 《人生》

路遥与妻子林达的关系至今还保持着很多隐秘,双方似乎早就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不在公开场合互议对方,这就导致很多不明内情的人任意猜测他们的关系甚至把不实的想象和传言当真,这种结果一方面对当事人很不负责,另一方面也扰乱了读者的视听,影响了路遥相关研究的基本判断。

尽管夫妻之情无论谐与不谐都与他人无关,但对作家路遥来说,研究者却有必要探究他精神中最重要的内容——感情,这种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了他及其创作并达到何种程度。

根据目前发现的一封“离婚协议书”和林达给路遥(2封)、陈行之(1封)、王天乐(1封)等人的书信,辅之王天乐以及其他了解路遥夫妻关系的朋友回忆,我们对路遥与林达的感情波折,可以还原一个大概,由此既可破除以往很多资料对他们关系的不实传言,也能纠正现有路遥传记中的某些错讹,为路遥生平研究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更有助于解开他作品笼罩悲凉色调以及改动小说细节和人物命运的谜底。

需要说明的是,这五封手书中的两封是已经公开的,一封在陕西清涧县路遥纪念馆展出,另一封曾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张贴多时并已公开拍卖,笔者有幸在此网战下载了其影印件。另两封信及一封协议书目前尚未公开,现存于王天乐妻子梁志女士处,经授权引用。

路遥病重期间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隐情

路遥生前与林达的正式离婚手续并未办理,从法律上,他们依然是合法夫妻,所以,路遥去世后多年,林达仍能继承路遥的版权。很多人最常诟病林达的是,路遥从1992年8月8日住进延安医院,包括9月5日转到西京医院,直至11月17日逝世,林达都没有正经地侍候过路遥一天,反倒催促病危的路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在一些人看来,即使夫妻感情已经发生严重危机,但是当离婚手续还未办理而路遥又重病在床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林达都有责任陪伴路遥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而不能“落井下石”催促他签字,因此林达的举动既不符合常情,也有违基本的人伦道义。

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林达何尝不懂?她也曾想着去陪侍路遥,但最终没有成功,有1992年9月22日写给路遥的信头为证:

路遥:你不幸而患重症,我很难过,并真诚愿望你早日康复。作为法定妻子,我是该留守西安坚持服侍、守护的……1

事实也是,1992年9月5日,路遥由延安转往西安时,接站的人中,林达就在前排,并伴随其他亲友、同事护送路遥到西京医院,此后,林达又多次去医院探望路遥,之所以在9月22日匆匆离开西安。她这样解释:

其一,西京医院住院部有规定,院内不许陪人留宿,白天也只准一个亲属或同事等协助护理,即每位病人只有一张陪员证。之所以后来,他的五弟王天笑能与路遥同住在一个套间病房,那是因为时任陕西省委有关领导关照后,医院破例为路遥开的绿灯。而陕西省作家协会起初安排临时工航宇(真名张世晔)专门陪护并给他发放工资,所以客观情况,确实无需也不允许林达在身旁侍候。

由于你已有专护,我在无陪员证的情形下,仍坚持每日探视你。2

这说明,在路遥转院到西京初期,林达是不止一次去过医院,并非如某些报道说的,她连一次都没去过。

其二,医院护士等怪异的眼光,尤其是路遥冰冷的态度让林达进退维谷。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氛围?很可能与路遥对他们夫妻紧张关系的公开表露有关,不然医院中的人怎会了解只有他们两人才知的隐秘,从而传播对林达不友好的言论。

我很快发现,我其实只是一个无益而多余的角色,传染科医护人员对我的态度以及我去探视时被拒之门外不准入屋,都说明这一点。3风传的流言蜚语,以及来自医院的不符事实的中伤之词,我都不放在心上。4

从林达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在西京医院,她明显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或不受欢迎的人。

其三,林达借调北京的手续已经办好,她必须按时去上班,不然就会面临新工作不保的风险,这无疑是最客观也最要紧的原因。

在你病重期间,我写此信烦扰你,是不得已的事。还望你宽谅!……按我们之间早已协商好的办离时间安排,我从京回厂后便将借调手续递交厂组织部人劳处,经厂方、文学部研究同意。我借调时间从十月份正式算起,临时工资关系也正转至北京方面,我的工资从十月份由北京借调单位付。从经济来源和我不能失去此次唯一进京机会的角度考虑,我都必须去北京上班。对借调之事,我已一拖再拖,你很清楚,这是我后半生的立身之地、养生之源;我没有理由将宝贵的工作机会白白失去,这些道理我曾多次向你陈述,想你应能理解。5

其四,林达已经对他们的夫妻感情伤心透顶,毅然决然想做出了断,因此有意造成与路遥两地分居的事实,从而加速离婚手续的办理。还有第五个原因目前不便引出,为避免伤害少者。她说:

这块土地给予我的苦痛和伤害远远超过了它给予我的关切。我已无留恋,心如止水。我过好的估计了对方,以致我目前身处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 ……我不能为此空耗时间,我(有着重号字为笔者根据上下文猜补,因下载件中此处被遮挡,下同。——笔者注)决定立即赴京先上班,造成分居事实以待解决的现状,既不致失去中新社的工作,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促动最终事情的解决。6

所以,传言林达根本没有照顾路遥的心思与行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应该说是路遥的爆冷或其他复杂的心理逼迫林达临阵退却并过早地离开。

正因为这样,海波在回忆路遥去世不久,他见到林达时的一段莫名其妙的对话也就由此有了答案:

在路遥去世不久的一天,那天我进城去,在大街上遇上了林达,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也在背后说我的不是,别人不知道路遥,你也不知道吗?”问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她听说了什么,她仍然没有回答,只说:“我也想你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说完就走了。7

林达对海波的质问或试探,说的正是周围人对林达不好的传言。客观地说,在路遥病重期间,林达之所以没能实质地照顾路遥,双方都是有责任的,路遥的冰冷态度推拒林达于千里之外,林达替自己生计考虑从而先离后告。可能,更多时候,林达是有苦难言,这才有给路遥所献花圈的挽带上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路遥,你若灵魂有知,请听听我们的哀诉……这明显不是悲痛的怀念,而是有哀难言的委屈。

这场婚姻的悲剧过程的确给路遥和林达都带来一场持久的折磨,至少长达八年,林达已经忍无可忍。他给路遥说:

你愿履行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时,请通知我,那时我会返回西安。我希望我们迅速了结离婚手续。无谓的拖延和伤害都是愚蠢而荒唐的,也是远离现代文明的。8

林达亲自起草好《离婚协议书》9,据说路遥已在上面签字(也许这封签字件目前在林达手里,根据笔者对陕西省作协办公室副主任王根成的访谈,他提到林达当时如果没有离婚证明,北京的新单位就不会接收,因为当时的调动政策是尽可能解决两地分居同时不再制造新的两地分居,而路遥迟迟不办理正式离婚手续,这才导致林达不得不要求路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不过,笔者目前看到的是林达手写的一封没有路遥签字的协议文本,据林达说当时一式三份,一份准备交和平路街道办事处,她保存一封,留给路遥一份。10

不难看出,林达的离婚决心是坚决不可动摇的,而且离婚协议的具体内容也是两人早就商量好的,只差双方签字。因为他们不想走法律判决的程序,但是林达还是做好了协议离婚不成就走法律程序的准备,她给王天乐的信中说:

我想,如果这桩普通的本完全可以和平、私下协议解决的离婚事件仍然被无理拖延或受阻,我必会在短时间内向法院起诉离婚。11

而这个“离婚协议书签字事件”恰恰发生在路遥病危的时段,完全是一种巧合,也就是说,不是林达非要在这个时段逼迫路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而是离婚的时间、方式都是他们两人在1992年初就商定好的,是早就应该落实的,只是由于路遥的拖延,再赶上路遥的病情突然加重从而把病危与离婚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林达的借调手续刻不容缓。

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我们实在没有指责林达的权利和理由。幸亏,林达非常智慧也是煞费苦心地为自己预留了三份证明材料。她也许预见到自己与路遥的离婚事件会被不明内因的人误传甚至把责任完全推到自己一边,所以,她就把自己离婚的艰难过程及其原因给三个不同的人都写信作了说明,即保存了三份见证。一是王天乐,虽然他是路遥的亲兄弟,但是他们叔嫂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她信任王天乐,因此把女儿的生活也托付给了他;另一个是陈行之,同是北京知青,又是她与路遥共同的朋友;第三,她还把给路遥与王天乐的信让时任陕西省作协办公室副主任王根成看过。林达明确说:

我托王根成转交我给你与路遥分别写的信。这既符合向组织及亲属个人都有交代的原则,也基于我防范和自卫的心理。12

而林达致陈行之的信之所以被公开拍卖,笔者估计不是陈行之的真实意图,可能此信无意丢失,被有心人得到后传到网上,从而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林达与路遥情感破裂的时间追溯

路遥与林达能走到夫妻形同陌路的地步显然不是一天两月的情形,而是延续了漫长的时间。有研究者推测,他们的感情危机始自1987年左右,实际上很不准确。他们的依据很可能来自王天乐的这段话:

路遥写到第二部完稿时,忽然吐了一口血……路遥当时就把我从延安叫到了他身边……我们就在西安的护城河边漫谈了一个晚上,我认为,让路遥还是先离婚,再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13

因为《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的时间就是1987年,但这个时间已经是他们的婚姻彻底维持不下去的时间节点并非破裂的起点。只有当有名无实的家庭已经对路遥产生诸多不便,即吃穿无人照顾,夫妻生活不存,且路遥的病情已发出危险的信号时,王天乐才会建议路遥先离婚,而不是先治病。王天乐知道自己虽然可鞍前马后替路遥打理很多日常事务,但他毕竟代替不了妻子的照顾。但是,王天乐文章中提供的其他线索则显示最迟在1985年左右,他们两人的感情已经亮起了红灯。

路遥终于在1986年夏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离第二部开工还有一个月……他接着满眼泪水对我说:天乐,你知道吗?我半年都没有一次性生活了……14

也就是说,1986年初或1985年冬,路遥与林达已经不再有夫妻之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与另一名女性谈恋爱,具体为1986年秋,他对王天乐说,我恋爱了,并在《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写完后,与王天乐同去了那位女士所在的城市,并住了7天,半年后,这段感情又无疾而终。15关于路遥在婚姻维系期间有过女朋友的事实,雷涛的回忆可以作证,他说,路遥在去世前曾给霍绍亮留下一封绝笔短信,大意是:

绍亮:你是我最忠诚的朋友之一,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不行了,我现在没有什么牵挂,我要给你讲的是:我有一个女性的好朋友,我对不起她,也没有办法照顾她,请你无论如何安排好她的工作,照顾好她……16

至于那位女朋友是否就是雷涛提到的这一位,不好说,但王天乐没有瞎编故事则毫无疑问。王天乐之所以支持大哥在与林达尚未离婚的前提下就谈恋爱,是“因为我知道他和嫂子林达离婚已成定局,只是时间问题,双方早就准备协议离婚了”17。

只有两人较早明确地达成分手协议,路遥才可能大胆地与另一位女士无所顾忌地谈恋爱,因为,即使此事让林达知道也不担心会受到指斥,也许林达自己也可由此得到解脱。那么,这个“早”到底能早到何时?按路遥所说其夫妻生活的空缺时间往前推半年,就到了1985年,再往前推,那就更早。

有人试图根据林达给路遥的那封已经公开的信18进行反向推断,即证明在哪个时段路遥与林达关系尚好,仍有交流,其实这只是表象。

这封已公开的信所显示的内容,主要是两人此时在经济上的一些欠款信息,并无其他深意。而这种经济上的关系一直延伸到路遥去世之前一个半月,林达离开西安的前一天,也就是1992年9月21日,她曾经领过路遥的稿费:“今领到路遥写××稿费壹仟元整”。同年10月1日,路遥又向作协打了一张借条:“今借到创作之家壹仟元整。”据晓雷解释,这两张条据,原是为林达赴京调动工作、安排女儿上学等等急用,临时领取稿费;稿费不够,又不得不再次借款。19航宇也曾记述,1992年8月初林达在北京丢了火车票和钱包,曾向路遥发电报要1400元钱。20所以,从这封信中难以看出两人感情的好坏,因为此时路遥与林达还未发展到连话都不说的地步。

而且此信只有7月29日的具体时间却没有年份,有人推断其为1987年夏天,似乎不太确切。 理由如下:

林达信中提到“家具的玻璃都已安好,但家具木头还未结账”的信息,这显然与乔迁新居有关。那么,这个搬家的时间是哪一年呢?通过访问王根成,我们得知,路遥生前有过三次搬家的情形,第一次是1981年4月,第二次是1982年8月,第三次是1992年2月,第三次的7月路遥正在西安,故无需考虑。第一次的房子是一室半,面积小,为此打许多家具也不现实,那么就只有第二次搬家比较吻合。据查,1982年作协调整给路遥一个63平方米的三室一卫单元房,同年8月17日左右,他搬进这个新家。有路遥给阎刚的信为证。“收到你八月十七日的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21 而这个时间,与林达在信中预计从北京返回的时间(8月15日左右)也正好契合。

可是这个时间,信中提到帮她买票的郑文华还未到作协,档案显示郑文华到作协正式报到的时间为1984年11月。而且笔者访问他时,他又提到另一个人——王观胜,说是当时林达先找王观胜,王观胜又推给了他。而王观胜到作协的档案时间为1985年9月,可是,据郑文华自己以及其他同事回忆,他们其实早在1983年左右已分别先到作协上班,如此说来,1983年紧邻几年都有可能,但若是更晚,房子的装修经过很长时间就显得不大合理了。所以,最合适的时间应该是郑文华到了作协,而路遥又刚搬了新家,再就是当时路遥正好在外地。经查,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紧邻时间有三:1983、1985、1986年。

1983年8月3日,路遥与李小巴在延川曾采访北京知青孙立哲22,同年盛夏,路遥与《人生》电影剧组在陕北跑了二十多天;1984年7月路遥的轨迹目前不详;1985年7月下旬,路遥来到铜川煤矿,并带去陕西省煤炭厅的一份公函。23 1985年8月13日至8月30日,路遥一直在外地24,但1985年7月底他是否在外地目前尚无资料,然而,1986年7月21日,林达曾帮助路遥给谢望新转过三张照片25。1986年7月27日,路遥正在延安文联与张永革赶做《平凡的世界》的封面设计。26

因此,综合以上信息,笔者基本可以推断,这封信最合理的写作时间为1983年7月29日或1986年7月29日,相对而言,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也与后文将要论及的两人感情发生危机的时间完全一致。若是第二个时间,也就意味着林达与路遥的关系当时仅维持在类似同事或朋友的情形,毕竟有共同的女儿在。大约到1990年左右,两人才渐渐互不说话,如同路人。据陕西省作协办公室副主任王根成先生回忆,他和办公室的其他同事后来常常充当路遥与林达的传话者,因为他们两人不愿面对面交流。海波27与何志铭的回忆也能证明这一点。28

弄清这个时间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纠正一些研究者明显的误判,对某些史料的背景做出更准确的描述;另一方面,可以掌握路遥与林达感情波折持续的时长;当然,更重要的是帮助读者理解他小说创作时的复杂心态。

以往的研究者们谈到路遥与林达感情破裂的原因时大多从四个方面给出解释:一是日常生活习惯的反差,如林达与路遥的饮食喜好不同、作息时间严重颠倒,家务活都是林达包揽,路遥常常是甩手掌柜:

有一天下午, 他坐在那把烂藤椅上,对我和观胜说,像我们这种人,专心致志去干一件事情,把它干好,小事情压根就不要去管它,琐碎的事情不是我们干的,就是油瓶倒了都不要去扶。正说着,林达端着一簸箕蜂窝煤从院中走过,往后院家属楼她家的楼上搬运,很显然,林达买了一车煤,三轮车进不了院子,必须一簸箕一簸箕往楼上搬运。见状,我说你还不快去帮嫂子搬煤,他说我刚说过,你咋就忘了。我表示要去帮忙,路遥说,怎么翻译家也是死脑筋。29

二是老家的拖累太多,他们经常向路遥要钱。我问他为什么和嫂子闹得这么僵,他告诉我,他兄弟姐妹多,他们在陕北日子过得很穷,谁揭不开锅了,都要来省城找他们的大哥, 都是手足,找到大哥,大哥能不管吗?这个来了,给200块,那个来了,给 200 块,如遇家里有大事,要花钱, 那就给的更多。时间久了,林达就有了意见。30

三是两人都有独立的个性,谁也不想做对方的附属。林达作为知识女性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完全做一个家庭妇女,路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丈夫。雷涛说:

在林达看来,她希望有一个体贴自己能够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好丈夫,而不是一个不管家,甚至一个不管她的丈夫……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对自己能体贴入微,对自己的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31

两人谁都不愿意妥协,林达更不愿意沾路遥的光。白描回忆:“单位派她出门办什么事,别人介绍她‘这是路遥夫人,关照点吧’,她就特别反感,似乎她办事必须凭路遥的面子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32

四是感情基础不牢。即路遥最初功利的婚姻观,导致对林达的感激大于爱情。路遥对朱合作说:“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供我上大学我就和谁结婚。”33同样的意思海波也能证明:“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自己的婚姻,说:还得找一个北京知青。”海波劝道 :“还是找一个本地人比较稳妥,知根知底,有挑有捡。”但路遥一听居然很生气,反问道 :“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34

路遥给申晓也说过类似的意思:“我问:路遥,你咋找北京的女娃娃,找个本乡田地的婆姨多好,咱陕北的女人乖嘛!唉,申晓,你解不开,咱家穷嘛!穷亲戚再套上个穷亲戚,那咱是把穷根扎下了,几辈子也翻不了身……”35

但这一切其实都是表象,深层或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路遥与林达在感情上曾经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而这个危机发生的时间应是路遥与林达感情破裂的真正标志。

根据笔者得到的资料印证,这个危机爆发的时间明显在1985年以前,即1983年冬或1984年初。除了上文所提供的信息以外,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是王天乐在《〈平凡的世界〉诞生记》开头的文字: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隆冬……由于我立马横刀,使路遥又度过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危机……不久,我调到《延安日报》当记者。36

这里提到两个时间参照点,一是 “八十年代初的隆冬”,另一个是王天乐调入《延安日报》的时间。“八十年代初”,一般是指1984年以前,而王天乐调入延安日报社的时间是1984年秋,那么依此推理,王天乐所记述的路遥人生的重大危机发生的时间就在1983年冬。

这个危机的具体内容目前不太好说,但严重程度却怵目惊心,已到了威胁路遥生命的地步。1983年11月21日路遥曾给王天乐发去了一封急信,催促王天乐由铜川赶快来西安,在信末,他连用几个“快来!快来!快来!”37这样的惊叹词,而且“快来”两个字越写越大!可见此事非同小可。王天乐记述:

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差点要了他的命,一直到他生命终点时,这件事还使他揪心万分。38

正因此,王天乐迅速赶来并妥善处理好这个危机,他把自己的行为用了“立马横刀”这个特别的词语加以描述,路遥也为此危机的解除曾紧紧地拥抱他以表感谢。而这个时间正是1983年末,是路遥正式构思《平凡的世界》之时。那么,这个重大事件与前文所提到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同一件事。

还有一个旁证,高建群回忆,1983年秋末冬初,路遥回到延安,他面色铁青,他说,这些天来,他脑子里只回旋着一句话,就是“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呀!”。……一些天后,高为他写了一首诗《你有一位朋友》(其中有两段):自然,我们的生活无限美好/歌声总多于忧愁/但是,谁能保证说/我们没有被命运嘲弄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一觉醒来/生活突然出现了怪诞的节奏/你的妻子跟着别人走了/一瞬间你是多么孤独!39

这个让路遥深感痛苦的事件同样发生在1983年冬。所以,笔者可以基本认定,1984年初是路遥与林达关系走向危局的起点,之后,这种尴尬的感情一直拖延了8年。当然,也有知情者指出,其实在1982年两人就出现了问题,白描就说,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十年,两人的矛盾就曾闹得很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40

白描还提到一件事:

有一次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大的行动,我要粉碎林达的事业心。林达那时候工作忙顾不上家庭,有一次林达回来晚了,他知道林达与竹子(《野山》的作者)有亲密关系,路遥一下冲进去说,你知道我怎么来的?我坐出租车来找你的。远远在家里饿了,没人做饭。他就掰住林达的手腕,问她回家不回家。当时没有钱,坐出租车是了不得的事情。41

总之,一位在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著名作家,经过8年的恋爱长跑终于结成正果,却在婚姻上没有逃脱“7年之痒”的魔咒,然后又经受8年冷战的互相折磨,至死也未完成正式离婚的手续,回想起来,真让人唏嘘再三。

感情破裂对路遥及其创作的影响

林达与路遥感情的波折如此漫长,无疑会对路遥的身心及其创作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路遥虽然没有非常明白地谈论过这个话题,但是他间接的感情流露以及作品中许多有违初衷与常理的情节设计都能证明这一点。

首先是路遥身体与心理的病态由此加重。1987年夏是路遥病重吐血的时间,而在此之前,两人的感情已经出现明显裂痕,病重固然主要是生理的原因,但生气伤肝的道理,大家都懂。路遥是一个能憋得住气的人,这在做事上是优点,稳重成熟;但从健康角度说,却存在很大的弊端,郁气不得正常宣泄,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或加重肝病,路遥非常自尊,就连日常的不痛快都不愿对人倾诉,那么夫妻间的隐痛,他就更不能也不愿给别人诉说,只有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从病理学角度,其当然会影响一个人的生理健康。

与此同时,由于与林达严重的隔膜致使路遥的日常生活得不到必要或足够的料理。“早晨从中午开始”固然是路遥本人的原因,但衣服自己买或让朋友代劳,饮食没有规律,缺乏营养,长期凑合,难道与感情的不和没有干系?

贺艺回忆自己的老婆曾给路遥织过四件毛衣。“1985年夏去秋来,天气渐渐冷了起来,我穿上了一件杂色毛衣外套,路遥看见了,问是从哪买的?当我告诉他是李文艾织的时,他说,干脆把这件给我穿,让她给你重织一件……”42

郑文华也回忆:“1986年初夏,我穿了一件肥大宽松的深奶油色衬衣,路遥见了,说:文华,脱下让我试试,路遥把我的衬衣穿在身上十分合适,周围的同事都说不错。路遥说,文华,给我好啦,我给你钱,你再去买一件行了。我没时间去商店,再说,我买的衣服总感觉不合身。”43

我们可以理解林达不会织毛衣,但是林达不会帮着买吗?为什么路遥要抢别人的衣服穿,并说自己不会买衣服,路遥的同学回忆:“大学同学都知道,路遥身上的衣服都是由林达打理的。”44可见,此时的林达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愿意照管他这些日常事务。

至于心理上的孤独或变异更是明显。可以说《平凡的世界》三部的创作都是在这种心理阴影下完成的。虽然此时,他们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爱情明显早已死亡。从此,也许有约定,两人各走各的路,互不过问,互不干涉。所以,在心理上,路遥早已是孤家寡人。路遥此时究竟孤独到什么程度,王天乐的一段记述非常清楚:

路遥在广州写满了一个笔记本后,对我说……记住,今后每当我在一个地方写上20天左右,你就来看一看我,那时,我就停下笔和你说说话,这是最好的休息。45

正因为路遥找不到一个倾诉的对象,唯有让亲弟弟隔一段时间来看望一下自己,缓解一下这种长期压抑的苦闷。按常理说,亲人中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自己的爱人,但显然,他已经没有这种福分,甚至连正常的交流都达不到。

路遥是悲苦的、压抑的,他不只承受着普通人的难过,还要背负着名人称号下“家丑”不能外扬的压力,按当今心理学和病理学的概念,他早已经患上重度心理疾患,所谓焦虑和抑郁同时共存,若没有他坚强的毅力恐怕很难支撑那么长的时间。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我们不时感受到路遥严重的焦虑与孤独。

《人生》成功后,路遥马上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要超越13万字,超越自己,即使1987年已经吐血并且查出病因的情况下,他仍然不选择暂停写作去治疗、休养而是宁愿死去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他最担心这部长篇与前辈一样成为半部残卷。所以,他很焦急。

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是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松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种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心越急,病越重。46

而孤独的心境就更明显:

写作中最受折磨的也许是孤独……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47

路遥需要的安慰与体贴毫无疑问首先来自爱人和家庭,但是从《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开始,他已经没有了这种幸运。目睹着别人的全家团圆,其乐融融,他只有羡慕:

尤其是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我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人们全家围坐一起聚餐,充满了安逸与欢乐。48

这种强烈的羡慕和渴望使路遥甚至产生了瞬间的幻觉:

有一天半夜,当又一声火车的鸣叫传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椅子上起来,什么也没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门……(但)四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49

这显然不是路遥神经错乱,而是他情感极度空虚,婚姻处在无法挽回却又要尴尬维持窘境中的复杂心理。所以,他接着说:

我明白,我来这里是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经错乱。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50

是原谅自己?还是原谅林达或者其他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情感的强烈渴望是真实存在且无可置疑的。

尽管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随笔中,路遥有两次描写过对家的想念,但这个家中,没有林达,只有女儿。他写道:

为了亲爱的女儿,我也得赶回去——其实这也是唯一的原因。51

如果说,物质之苦是外在的肉身之苦,那么,感情的缺失和婚姻无法挽回的伤感则是内在的心酸,也是难以向他人言说的大悲。

其次,路遥关于女性的理想形象开始回归。很长时间,城市女性所代表的时代文明、视野开放、知识渊博以及对底层人的平等和尊重等品质是路遥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内涵。田晓霞无疑是这种理想化女性的化身,但是当自己的感情生变且无法挽回时,路遥则把目光投回到故乡,陕北的女性才是他当时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王天乐回忆,路遥在1986年秋天,曾经谈过一次恋爱:

不到半年,路遥说那个“媳妇”不行了,和他告吹了。在洛川县城边上的一个沟畔上,我和路遥谈了一个下午。最后的结果是,路遥认为只有他《人生》中的“刘巧珍”可能是他自己最好的“媳妇”。52

邢小利记述1992年夏天,他与路遥的一段对话:

我说:大都市的姑娘给人的感觉要么冷漠,要么虚伪,要么矫揉造作,而小城的姑娘纯朴热情,给人感觉既自然又亲切。路遥很同意我的观点,他说陕北姑娘待人极好,她要是爱上你,即使后来有情人未成眷属,她也一辈子忘不了你。什么时候,只要捎个话,她就是借个盘缠也来看你。路遥后来感叹地说:那是真爱,不是为了什么才爱的。53

1991年6月10日,路遥在西安矿院回答学生提问:“像巧珍这样一些妇女,有人认为你是不是在农村就遇到过巧珍?”路遥回答说:“不是,因为这个人我可以说,她就是整个陕北劳动妇女的一种形象。……我的目的就是写得叫人们爱她,同情他,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这就是陕北农村的劳动妇女,就是这么一种形象,漂亮、美好、不幸。”54

陕北农村的姑娘虽然生活不幸却心灵美好,城市女性尽管令人艳羡却不适合过日子。相对而言,路遥现在更看重这种有缺陷的美好,而不是所谓“一片繁华”的“花裙子”。

我内心最大的安慰就是我终于让人们知道了曾经和我一块生活过的这些人们是怎样的人,看到了遥远的偏僻的土壤上也有好多美好的人情,也有那么美好的悲剧,而不是仅仅只看到城里的一片花裙子和城里的一片繁华。55

路遥“曾对朋友透露,婚姻不能图形式,而重在内容,我虽有一个北京知青老婆,但我并不是十分幸福的人”。56这也就是说,以往对城市女性的青睐更多侧重了形式,但现在他从自己的情感经验中体悟到,婚姻的内容即拥有真爱才是本质。路遥与航宇有一段对话,更具体和明白地道出了这种感悟:

他比较认真地给我说,我觉得你找一个陕北女娃娃挺好。我说,为什么?你能找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北京女知青,我就不能找一个城里的姑娘?路遥说:这个你不明白,农村女娃娃淳朴善良,只要跟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哪怕是寻吃拉棍也不变心。其实,人在年轻谈恋爱时,脑子都一满不怎么精明,有些糊里糊涂,光看人家漂亮不漂亮,不漂亮就不行,真正到一块,漂亮不漂亮就不是很重要了。考虑的是柴米油盐,讲的是儿女情长。57

京夫则回忆:

路遥因《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大获成功时,他不乏自己的追星族,崇拜者,也不乏与他走得很近的女子,他已到了可以荒唐的人生阶段,也不是没有荒唐的可能,他偶尔的放纵来得夸张而奔放,但他在心目中,却把身份高贵心仪已久的女性只当作自己的异性偶像,他只远远的敬慕并描述赞叹她或她们的美丽高雅……58

所谓路遥偶尔夸张的放纵,尽管语焉不详,但大概指的就是与陕北籍女子的相好,孔保尔曾亲自听路遥对他说过,他有三个陕北情人,59不管其是指婚前还是婚后,但相好是确实存在的,用路遥的话说,那是谈恋爱。也就是说城市女性只是心目中向往和描述的对象并不适宜于过日子。

又次,平复感情的创伤成为路遥《平凡的世界》的部分创作动机。路遥的初恋给路遥留下了终生也未痊愈的创伤,与林达婚姻的冷战更是激发了路遥扬眉吐气的心理。《平凡的世界》的部分创作动机就混合着这个潜意识。

李天芳作为熟悉路遥的朋友也是同行,曾分析过他的整体写作动机:“不管日后人们将怎样评说路遥,也不管学者和评论家将怎么研究他的人生和作品,在我看来,路遥拼命搏击的一生中,潜意识里一直有个支撑点,那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摆脱苦难和贫穷的童年带给他的诸多屈辱和阴影,但最终他也未能完全如愿。”60

海波回忆1987年春自己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路遥来京办理出访德国的手续,有一天曾专门去了一趟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说要找一个“七女门市部”,路遥的初恋林红就在那里上班,回到住处后,路遥很激动,海波问他为什么?路遥说:

难道不应该激动吗?你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抛弃我的吗?你知道这种抛弃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雪上加霜吗?你知道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身边的“反手一刀”吗?你知道我为了证明自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咬了多少回牙吗?61

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揭秘:路遥即使死去也要用作品为父亲挣一个更大的名声。

我们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病因。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因为他活得太累了,太累了。……为此,我和他无数次的辩论,不能这样,必须先保身体,后搞创作,看人家贾平凹,得了病写文章向全社会宣布,他把某种压力给了读者,自己一定会轻松得多。但他流着泪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人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对此,我们两人都是幸福的。我走后,父亲就靠你了,过去一直也是你关照他,将来我走后,你就会更轻松地把他完满地送上山。他一生只给他老人家挣了个名声,他在我这里没有得到过应该得到的实惠……62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又一次间接提到自己拼命完成《平凡的世界》意图之一,也是为了让女儿以后会因自己的奋斗而感到自豪。

……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63

这些话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路遥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变王家几辈人经济窘困的命运,要给自己和家人挣得一个大大的名声,向别人,特别是无视或小看自己的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驱走童年的屈辱并赢得全社会的尊敬。那么,把这个意思稍作延伸,路遥此时的写作难道没有向林达再次证明自己并通过这种特殊的“报恩”方式以挽回岌岌可危情感的意味吗?仍然是海波的两段话能支撑这个猜测:

我同时认为,在总体上讲,路遥也没有辜负林达对他的爱,他用惊人的毅力、忘我的劳动和世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给林达的承诺(如果有承诺的话),用事实证明了林达是一个有眼光的女人。64

报恩的最好办法是,努力地写东西、出作品、出名声……如果我写的作品能说出他们的真处境、真感情、真期望,那么,这恩就报深了,不但他们能感觉到,他们的儿孙也能感觉到,历史也能感觉到。65

再次,路遥笔下青年男女的感情大都蒙着一层悲凉的阴影。《平凡的世界》从进入谋篇布局到写作全部完成的三年时间里,正是路遥处在感情极度痛苦和矛盾的阶段,所以他这种复杂的、悲剧性的情感体验怎么可能不带到小说之中?所以,我们发现小说中几乎所有女性的婚姻都不如意,或者全部是一种残缺的感情。就连孙少平最后舍弃金秀的追求而导向惠英的皈依也蒙上一层悲凉的色彩,更不用说孙少安与秀莲看似完满的感情在最后竟是以秀莲患上肺癌收场。

田润叶与孙少安青梅竹马并未结成连理;田润叶与李向前结婚多年还分床而居,直到李向前发生车祸摔断了腿,田润叶才由于歉疚与他生活在一起;田晓霞与孙少平是广大读者都期待成功的一对知音,也是路遥心目之中理想的婚姻样板,但在最后却以田晓霞的牺牲结局;惠英嫂与王世才恩爱有加,王世才却突遭矿难;郝红梅先被男朋友顾养民厌弃,另嫁的乡村教师的丈夫又突然患病而亡;金波与藏族姑娘相爱并为此被取消军籍,此后再也没找着那位姑娘;孙兰花与王满银的婚姻磕磕绊绊,王满银甚至把野女人带回家;地区团委书记武惠良竟遭遇妻子杜丽丽的出轨;等等。

怎么可能所有的主人公都会在感情上如此不幸或坎坷?这显然不是生活中的众多巧合,而是与作家路遥潜意识中所经历的情感波折不无关联,换句话说,自身情感的悲怆与曲折不自觉地流露在他描写人物的笔下,或者说导致了他对人物命运的设计中下意识地注入了苦难与不幸的血液。尽管,这些阴影在这些人物的生活中只持续了一段时期,很多人物的结局最终都有改观,但是每个人物身上遗留下的伤痛却难以抹去。

不妨与此前路遥的其他小说中的情感描写做个对照,1984年前,路遥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阳光向上、品质高尚、情感纯洁。无论是《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还是《青松与小红花》中的吴月琴、《夏》中的苏莹、《姐姐》中的姐姐、《月夜静悄悄》中的高兰兰,甚至包括《生活咏叹调》中的小萍、无名女护士都是这样的形象,而且从题材上看,尽管有几篇涉及男叛女、女弃男的情形,但也只停留在男女恋爱的阶段,应该说是路遥初恋的失败的情绪还未散尽。所以,《平凡的世界》中所笼罩的情感阴霾应该与路遥与林达的情感波折密切相关。

复次,路遥笔下的城市女性类型趋向复杂化。路遥笔下的城市女性形象比较单一,更多呈现为理想性类型,比如黄亚萍、吴亚玲、田晓霞等;但是在《平凡的世界》第3卷中却出现了一个杜丽丽的形象,这个人物非常特殊,她应该是路遥自身的情感发生危机后对城市女性的另一种思考,如果说,田晓霞等是一种简单的理想型女性,那么,杜丽丽就代表着路遥城市女性形象中的复杂类型。

可以说,在路遥与林达感情和谐期间,他作品的基调包括对城市女性形象的描写大都带有肯定和理想的色彩。无论是《人生》中的黄亚萍,还是《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吴亚玲,《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等,她们都寄寓着路遥对现代家庭理想伴侣的期盼。她们身上城市文明的时尚与先进气质以及对精致、浪漫生活的追求,善解人意的聪明,以及对弱者的尊敬和平等意识都是路遥欣赏的内容。而这些女性形象的原型无疑与作为妻子的林达有很大的关系,林达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以及在经济上的相对优裕,特别是文化上所传承的优雅和大方,必然会在无形或潜意识中影响路遥以上女性形象的塑造。

换句话说,黄亚萍、吴亚玲与田晓霞三人其实出自一个模子林达,田晓霞就是吴亚玲的更名,是黄亚萍的发展,无论是各自具有的男性化气质还是帮助高中同学打工的情节都很相像,她们都不愿伤害男同学的自尊,而是平等地对待他们。所以,路遥在作品中对人物的赞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林达在他们婚姻前期所有言行的肯定。下面一段心理描写既是对吴亚玲说的,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林达早期的表白。

吴亚玲的行为无疑给我的精神世界投射了一缕阳光。人要是处在厄运中,哪怕是得到别人一点点的同情与友爱,那也是非常宝贵的。有的人会立即顺藤摸瓜,把别人的这种同情和友爱看作是解脱自己的救命稻草,一旦抓住了就不松手。而对我来说,只觉得应该珍惜这种美好的人情,并以同样高尚的心灵给予回报。66

林达作为北京知青之所以愿意嫁给路遥,除了看好路遥的潜力,欣赏他传奇的经历,钦佩他不满现状,奋力拼搏的精神之外,那就是她自己对世俗的大胆反叛和作为城市知识青年对所有人的尊重和平等意识,她不因为路遥的农民身份嫌弃路遥,她还要帮助路遥从失恋以及免职的双重困境中振作起来,正是这样,她才能心甘情愿地等待路遥八年,并从精神与经济上给他支持。

在这一点上,路遥是永远感激林达的,也许这就是他迟迟不愿离婚的原因之一,当然推迟离婚的原因非常复杂,为女儿的未来考虑还有其他更难以言传的理由等等。不过,路遥始终怀揣着对林达的歉疚而放不下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路遥即使不忌讳偶尔的犯错,但是负义的背叛却是他不愿承担的名声。林达为他牺牲的太多了,不只是首都之家不能回归,也不是门第等差距所带来的诸多烦恼,而是二十多年大好青春的流逝,两个冤家也许正是在这种仍然牵挂却又不能原谅的境地之中一拖再拖,从而给各自造成长达8年的折磨。而这种复杂的心境就在《平凡的世界》中杜丽丽与武惠良的情变中得到曲折的反映。

这段描写透露出路遥自己感情上的迷茫与痛苦。武惠良与杜丽丽的感情产生危机的原因似乎主要在女方一边,而且这个原因在那个时代过于前卫,是当时道德背景下普通人难以接受的。他们两人有一段对话:

丽丽平静地说:“我不应该骗你。我爱你,也爱他……你虽然知识面也较宽阔,但你和我谈论政治人事太多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我尊重你的工作和爱好。我有我自己的爱好与感情要求,你不能全部满足我。”

武惠良说:“难道你既不和我离婚,又和古风铃一块鬼混吗?”

“怎能用这样粗鲁的话评论我们的关系?你现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也痛苦。我的痛苦你未必理解。这既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理解并谅解我,因为你自己也许能找到一个你满心热爱的女人。”67

从路遥本人的道德倾向来说,他无疑是较为传统的,但也不能否认作为作家的路遥具有更加开放的婚姻观念。我们无意对此观念的对错或高下进行评判,但是问题的提出却值得我们深思并难免产生某些联想。

最后,田晓霞的提早谢幕与孙少平的保守选择反映了路遥个人情变之后的心态。

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的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在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而付出自己最大的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68

这段话摘自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的日记,它代表了作品中人物的爱情观,同时也表达了路遥的爱情理想,是他对自己理想伴侣的希冀。

正因此,田晓霞在小说中才必须提前谢幕,只有让她牺牲,路遥的情感理想才能保持,小说的题旨也会完整,情节的发展更加顺畅,作品的感染力自然增强。反之,小说非常难以推进,虽然,让孙少平与田晓霞结合未尝不可,但那样处理就与大众的婚姻观念相悖,而且还会弱化主题。

尽管,路遥对田晓霞是那样的不舍,以至写到田晓霞死去的时候,路遥把王天乐从外地喊来,大哭着告诉他这个情节处理的结果,但他又不能不让她死去。这种伤心而有矛盾的插曲,不能简单地以为只是路遥沉迷在创作过程中难以自拔的一段写作佳话,也应该看作是路遥家庭变故的情感折射,也就是说,路遥以此在向自己死去的感情告别、致祭!理想的爱情受到自身婚姻与生活的双重拷问,那么,是遵从生活的轨道还是坚持作家的理想?路遥选择了前者。因此,孙少平的感情选择似乎成为一种倒退。

不少读者会觉得这种处理与孙少平的性格主调有点矛盾。他的不满现状,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一直是向外延伸,包括他的婚姻,在有了田晓霞的先例之后是不可能倒退的,就像路遥一样,初恋是北京知青,失恋后仍然要娶一个北京知青,这不简单是虚荣的心理,而是他的心性追求,他只能保持现状或超越现状,他不可能后退,也就是他只能找条件更好的,绝不可能找一个不如前者的。但是,《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的孙少平似乎做了一种保守的选择:他在与惠英嫂走近。

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路遥从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角度做过解释,他说:“孙少平最远只能走到煤矿,如果进了大城市我就管不住了。”69但这并非全部,笔者以为,路遥与林达感情的现实悲剧同样为此变化做出了助力。

理想终归是美好的愿望,现实永远是琐碎的鸡毛,大多数人只能一步步脚踏实地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王子与乞丐的故事毕竟是童话。门当户对的观念固然陈腐,但男女双方在经济上太大的落差仍然不太现实,北京知青嫁给陕北农民的结果大多是悲剧的收场。

因此,在感情的现实与理想之间,路遥果断地选择了现实,但这不是他的退却和屈服而是他忠实生活的必然。路遥的伟大就在这里,就像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让高加林有恋土意识,路遥回答,不是我让,而是生活。

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圈后不得不又回到起点?是生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70

同样,对孙少平婚姻的最终选择也不是路遥主观的人为安排,而是生活与艺术的必然逻辑。有人质疑路遥的这种处理:

按孙少平的性格,他的结局,不是死在路上,就是还在路上;不是死在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中,就是还在追求远方理想的路上。他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归宿:安于当一个矿工,娶一个寡妇。他的性格应该与哥哥形成反差。

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来看,煤矿被关闭,孙少平将向何处去?他跟寡妇结婚,日子过得幸福吗?这一切,难道就是孙少平最终要追求的?我总觉得,小说最后所写的孙少平对自己工作和婚姻的选择,既不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也削弱了这个人物的力量和意义。71

但这种质疑是不能成立的,无论从孙少平作为矿工的现实处境出发,还是考虑他受伤后容貌有损的自卑心理,包括惠英嫂对他的体贴与依赖等综合因素,孙少平选择照顾惠英嫂和明明都是最合理也最自然的决定。但这个照顾,并不等于孙少平要和惠英嫂结婚,路遥根本没这么写,很多人只是从《平凡的世界》书末的那段暗示做了常规的想象,是高明的作者“迷惑”了很多粗心的读者。其实,路遥给孙少平留下了无限的空间,生活在继续,什么都可能发生,一切也都可能变化。孙少平有可能与惠英嫂成家,孙少平也可能再寻找更理想的对象。路遥说:

孙少平的生活并没有完,说结局是不准确的……他回到煤矿并不是说生活已经完蛋了,不是这样……至于爱情生活方面,前面他有几个都没有成功,这个不要紧,他肯定能找到对象。72

所以,孙少平最终选择回到煤矿并照顾惠英嫂与明明,并非改变了他一往无前、不甘现状的性格,而是他在生活的突变面前所作的暂时休憩与调整。刚刚经历过灾难与挫折的孙少平此时最需要的当然是一种平等的关切与家庭的温暖,那么他走向惠英嫂就很正常,路遥当时自身生活的尴尬和情感的悲苦处境不是在做这种心灵的强烈呼唤吗?

平凡世界中普通劳动者的日子始终围绕着油盐酱醋的苟且,诗与远方常常在艺术和理想之中闪烁。三十年的岁月已过,路遥与林达的情感恩怨早已消散,希望林达能为读者和研究者亲自提供更详细和鲜活的资料。

注释:

1 2 3 5 8林达致路遥(1),1992年9月22日,影印件,原信存梁志处。

4 6 林达致陈行之,1992年9月22日,影印件,由孔夫子旧书网下载,原件被未知者收藏。

7 27 61 64 65 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6、96、160-161、97、152页。

9 10 离婚协议书(林达手写),影印件,原件存梁志处。

11 12 林达致王天乐,1992年9月22日,影印件,原件存梁志处。

13 15 17 36 45 52 王天乐:《〈平凡的世界〉诞生记》,《榆林日报》2000年10月28日。

14 38 62 69 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榆林日报》2000年10月14日。

16 19 31 33 35 39 43 56 58 59 60申晓:《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166-167、4、226、233、18、84-85、4、72、212、157页

18 林达致路遥(2),1983年7月29日,影印件,原件在陕西清涧县路遥纪念馆展出。

20 57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0、59页。

21 26 46 47 48 49 50 51 54 55 63 70 72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88、611、75、49、50、50、50、51、236-237、238、81、59、240-241页。

22 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75页。

23 张俊杰,《忆念路遥》,《当代矿工》1998年第4期。

24 25 厚夫:《路遥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

28 何志铭:《琐忆路遥》,2014年11月17日,http://blog.sina.com.cn/sxmve。

29 30 孔保尔:《与路遥交往的日子》,《延河》2007年第9期。

32 40白描:《为作家母亲画像——路遥身后引出的故事》,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60336101_818396,2017年7月27日。

34 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37 路遥致王天乐,1983年11月21日,影印件,原信存梁志处。

41 陈超:《白描谈路遥:他的作品和他都是复杂的》,千龙网,http://culture.qianlong.com/2019/1101/3434843.shtml ,2019年11月1日。

42 李建军主编《 路遥十五年祭•我所认识的路遥》, 新世界出版社 2007年版,第158页。

44 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53 邢小利:《陕西作家与陕西文学•从夏天到秋天》,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页。

66 陈泽顺选编《路遥中篇小说名作选•在困难的日子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67 68 路遥:《路遥文集》(第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280页。

71邢小利:《回望路遥》,《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4期。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