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诗宇是1990年代出生的人，1990年出生的他，评论集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20年卷，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于时间中，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其纪念的焦点在于这是一个研究当代文学的年轻学者的人生中的“第一部书”，而第一部书又是在“三十而立”的当口。

这让我想起我的第一部评论集1996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那一年，《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的序，是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的雷达同志写的，我的第一部书出版的那一年，也是我的“而立之年”。

时光荏苒，当翻开同样的30岁入选丛书的刘诗宇的《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时，那句自己曾在《批评的构成》中的文字如在眼前——“当时间的大潮向前推进，思想的大潮向后退去之时，我们终是那要被甩掉的部分，终会有一些新的对象被谈论，也终会有一些谈论新对象的新的人。这正是一切文字的命运。”

命运一事，真的是有巧合与偶得之说，但一切巧合与偶得其实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必然，这种传递的链条如若以一种宇宙时间的线性关系去看，也是没有边界的吧，正如没有终始的时间一样，或者也包括文化和生命本身。那么，还是自己数年前落笔的那句文字——

那么，就将一切视作传承，像一代代人已经做的。我们仍在做。

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之所以在常规或传统意义的学术研究中，一直未受到与之成果相匹配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事物，它的开放性或说敞开性，它的正在成长性，或说是正在进行时，或者说它的不确定性，都决定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性质，它是一种无法用固有的、现有的成规去“套”的研究，同样，当代文学发展的变动不居，影响并决定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变动不居，这种无法框囿的流动性，这种研究对象的“液体”状态，注定了研究者与研究方法的流动性特征。

总之，这是一种“在路上”的研究，我现在有些明白当时的《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的论文的感觉了，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在路上”的意象暗喻了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三者共有的状态。大门开开阖阖，远方之远，“朝圣”的脚步哪里能停？！

以这样一种眼光去看刘诗宇的《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一书，我们注定要获得的只是一种“瞬间”的思绪，行进的感觉，让不确定的事物“确定”下来，给它白纸黑字，给它一个“命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艰辛在此，诱惑也在此。从某些方面而言，这种研究不是一种“获得者”的研究，从深在的意义而言，它未尝不是一种“牺牲者”的研究。

换句话说，“牺牲者”的研究之“牺牲”，不是指研究对象而言，而是指研究者而言，指研究主体而言，这种牺牲在于举要优长，指出不足，而此番能量之付出，是以文学创作主体的进步为旨归的，这种一方付出叠加于另一方的能量流动，成就的是研究客体，但有意思的是，批评家的能量之注入，在一个阶段推动了文学的整体进步的同时，并不为来自学术界——以固定客体为对象的研究，以及创作界——以自我创造为中心的发展群的更为贴切的认知，这就构成了“牺牲者”的“牺牲”，有了某种祭奠性。

比如我观察到年轻一代评论家，或者说是评论家的年轻时代，当其有足够的“能量”可以输出时，他（她）们的大量的文本都集中于“说理式”的解读，而一旦能量输出过多而假以时日自身能量不足时，他（她）们又几乎多数放弃了以具体的文本或创作态势作为“言论”的“本能”，而自觉转向——或者创作，或者学术。前者，是评论家“改弦易辙”，加入到文学之河的无穷流动之中，后者，是评论家不再兴味于变动不居的对象，而也使自己的言说之“立足点”有了固定的“岸上”性。窃以为，造成这两个方向的都是对于某个“边界”的破除，一个批评家一直或长时期地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动状态时，他（她）所从事的文字工作给他带来的“眩晕”感是不言而喻的。而“眩晕”本身，就是能量急剧流失的一种表征或症状。

从能量学的角度而言，批评家的“牺牲”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成就他人牺牲自我的工作，从文化与思想的建构上是崇高的，但对于人性的具体而言，也有难与人言的苦痛。

以此观照刘诗宇的“边界”，很有意味，他似乎一直在找一个边界，但又意识到那个固有的“边界”其实并不存在，这就是他在“内”、“外”之间的犹豫不定，但对于一个流动性极大流动速度也极快的对象，又怎样去认定，怎样使一个批评家的阐释成为可能呢？

他选取了“凝视”——这个词本身的意味还在于，因为“凝视”本身的存在，从侧面决定了“被凝视者”即凝视对象的“暂时”的确定性。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但这智慧何来，我以为它仍是一种本能的决定。大多时候，其所以然的事情，都孕育于事物的本然之中。

比如，叙事研究。刘诗宇的一组“当代文学城市叙事研究”，其实是正读中文系研究生的他的一份“作业”，他在《长城》杂志参与的这一专栏，我2014年就注意到，这是一组精心打磨出来的研究文字，从当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上看，研究乡村题材的作品以及从乡土文学出发而关注社会变革发展的还是占多数，起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若治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乡村农民都是他（她）们无法回避掉的主题，或者说，也有个别的城市文学研究，但只是零星点滴，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势，或者气候。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若治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文学则开始炙手可热，对于城镇的关注度在文学创作中也大大提高了，因为研究对象的腾挪变幻，以城市叙事为对象的研究也渐渐取代或淡化了乡村叙事的研究主题。1990年出生的刘诗宇，其对于城市叙事的认可与兴味，是包含在这样一股大潮流中的。

而他的不同在于，其兴趣较其他研究者要更宽泛，比如其他研究者可能盯紧了一个作家一个城市或从中引发出的一系列作品，而诗宇的眼光更其宏大，他兴味于大都市之变，似乎有一个更大的雄心。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例证的，在给《长城》2014年研究专栏撰写的文章中——7年前的他也就23岁——我们看到了王朔笔下的北京、茅盾笔下的上海、叶兆言笔下的南京、郑小琼笔下的广东城镇等等，而其中的北、上、广、深也不是在一个时间段落中的城市概念，其中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叙事、20世纪早期民族工业刚兴起时的上海叙事、20世纪上半叶的南京叙事与20世纪后期打工潮兴起之后的广东叙事，在他的眼光所到之处，它们各有姿态，又杂糅一起，在对它们一一的悉心解读中，我想藏在这一切研究后面的动机之一，或者是著者本人置身于都市之中的一个在空间与时间中寻找自我定位的心理在驱使，也未可知。

较之这种“空间”的处理与探究，我更感兴趣的是本书中的另一系列——人物谱系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一种“时间性”的研究。

而时间性的研究，较之空间性研究而言，以我之经验，它更靠近研究者的生命体验。

比如，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一体化”想象——论〈创业史〉中的旧人形象塑造》一文，从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关于“新人”“旧人”的阐释讲起，联系这一问题的发端，从“五四”到“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直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强调旧人形象的文学性与审美属性同时，辅以“旧人”谱系的文学史上的例证，又同时将“中间人物”与“旧人”加以甄别区分，以《创业史》中“梁三老汉”为例，探讨人物的复杂立体与生活逻辑。这篇文章的亮点还在对一般论者忽略的“素芳”这一女性形象做了观照，并将之纳入到一种“类型”的谱系中加以认知，虽然论证终因论文的长度要求而未及展开，但这种“点题”本身也映照出论者独特的思考。

比如，《“新人”形象涉及的问题与可能性——从严家炎与柳青关于梁生宝的争论说起》一文，对当年学者与作者之间的论争公案做了历史化的解读，论述“新人”的理想化与可信性同时，更肯定“新人”存在的合法性，更重点论述了“新人”被压抑的可能性，他试图规避大多数作家对“新人”的“只空属某一阶级与身份”的误解与图解，他认为“当‘新人’形象的‘高、大、全’特征被着重强调时”，其后果势必是带来人物刻画上的反动，比如，“当80年代以来启蒙与审美的文学观对‘新人’形象‘一刀切’的同时，‘新人’表现出的‘正面人性因素’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后来的文学实践所淡化，所以包括寻根、先锋小说乃至后来的新历史主义、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中，表现人生与人性的阴暗面成为了主流。”这种辩证的态度和必要的警觉，对一个时年25岁的论者而言，实属不易，的确呈现出其理论的思辨能力，而其所言“‘新人’这个概念与时间修辞有关”的论断，在有创新价值的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年轻论者站在“新人”形象塑造之繁难角度，对于“新人”形象塑造的未来的自信。

人物谱系研究的确是一种时间性的研究，也是面向生命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研究。这种研究所需的理论支撑与实有对象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论者本人在“他者”身上的非凡体悟，这种体悟从哪里来，只能是从对象唤起的自我主体的经验的共鸣中来。这就要求，论者的立论并不只在论文中以典籍的掌握多或知识的拥有量取胜，他还必须在一个其所关注的课题中有自我的精神或情感、角色、心理的自觉参照才行。通俗地讲，你对一个问题发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个问题在某个方面也许是一个你自己的尚未发见的潜在问题。

从这个角度言，我特别欣赏诗宇的理论勇气，比如他的《知识分子性形象的“废”与“用”》中所试图探讨的知识分子形象中的一种类型化形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在1998年曾有一文《不对位的人与“人”——人物与作者对位关系考察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及类近智识者人格心理结构问题的一种文化求证》，试图触及这一话题，当然角度不一，我是想从作家与人物的不对位的角度谈，力图探明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流变中的一种固化和僵滞。诗宇此文直截了当选取了“废人”形象作切片，虽然他的论述我并不尽然同意，一些逻辑关系也有可商榷处，但他的思索与介入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他在文中指出小说家处理“知识”的重要性，比如他写道，“证明知识分子的价值与意义并非仅有道德信仰这一条路可走，展现出知识本身的意义与魅力亦是一条根本之路。”所体现出的恰是一种风华年代的锐气。所以，尽管有研究的技术可能要再作更细的打磨，但问题的涉猎之勇气证明了一个年轻学者的探索的执著，这是最可贵的，而打动我的也是这个。

他说：“……这可以是只局限在某一种具体的人物形象上的小问题，也可以是关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问题。”的确，一切研究无不如此。这种认知，可能也是支撑论者对一系列人物形象进行持续论证的动力所在。

总的说来，刘诗宇是年轻而敏锐的，正因如此，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的兴趣的触角也是广泛的，但能够从诸多广泛的话题中持续地做一两个有影响力的系列，这在年轻的研究者当中并不多见，这说明诗宇的沉思与多思，而理性思想的深入，恰恰也来自一颗沉静的心。

随着时光的逝去，也正是这颗心，决定了他是他，而不是别人。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我还有一句话想说，就是，这部书中所呈现的，只是刘诗宇理论创作的一部分，不，我不是指这部书只是他的理论的一部分，我是指，理论只是刘诗宇的一部分，此外的他，这部书之外的他，那个创造力或许在诗、小说、剧本中的他，才是我们需要在丰繁的时间中去注意读解的，而这部书，只不过是抽出了他未来的无数个创造的第一个线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