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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
来源:“青年作家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 马 平  王 棘  2021年07月20日08:48
关键词:现实主义 马平

作者简介:马平,作家。1962 年生,四川省苍溪县人。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山》《香车》《山谷芬芳》《塞影记》,小说集《热爱月亮》《小麦色的夏天》《双栅子街》《我看日出的地方 我在夜里说话》《高腔》,以及散文集《我的语文》等。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居成都。

 

文学把我从乡下拽进了城

王 棘:在一次采访时, 海明威被问道: 如何成为一位作家? 他回答: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您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童年的经历对于您后来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马 平:我的童年,差不多都在我的散文集《我的语文》里面。我不能说我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它也远远不是幸运或幸福的。我在川北乡下长大,在生产队长大,放牛、捡柴、割草以及酸菜稀饭等等,是我童年生活的关键词。我的童年出过两件大事,一件是我突然全身瘫痪,一件是我家养的耕牛在我眼皮底下坠了岩。瘫痪在当时被诊为小儿麻痹,现在却有医疗专家告诉我,那可能是由于中毒引起,要不我不会那样奇迹般恢复。生产队的耕牛摔死一事也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现在回头去想,我的童年好像一直处在坠落的噩梦中。我常常半夜惊叫,大睁着眼睛,看着自己正要从目光所及的上方坠落下来。我从高坡坠下低坎,从树上坠下地面,那都是家常便饭。事实上,我的童年没有什么上升,初中一毕业,继续上学的愿望就被“推荐”一巴掌拍落下地。我被安排到了一条偏僻而狭窄的深沟里去劳动,跟一帮上了年纪的农民搞起了“多种经营”。几个月后,招生考试得以恢复,我考上县上的师范学校,在众人眼里就算得上是上升了。

我早期的作品大都和童年有关,比如短篇小说《匣子沟》《山沟里的月亮》等,还有后来的短篇小说《奔跑的鸭蛋》,以及几年前出版的《我的语文》。童年对我写作的影响却远远不止这些。尽管我并不敢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有一个“为童年时代所经历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的野心,但是,我如果无视我童年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让它们散落在记忆之外,我自身就算有一个像样的归宿,但可能依然会在半夜惊醒。

王 棘:在过去那个物质与精神方面都相对贫乏的时代,您还记得最初是如何接触并喜欢上文学的吗?

马 平:小时候,我们家有木楼,但没有梯子,需要踩着柜子上的箱子爬上去,那时我的身高还不够。所以,对我来说,木楼上面一直埋伏着无数个秘密。我读书识字以后,有一天,我的身高突然给力,让我爬上了木楼。木楼上有一个纸箱,里面有书,除了一摞《四川文艺》杂志,还有一本《小矿工》,一本《战斗在北大荒》。那些书刊,都是在外地任教的父亲带回来的。木楼,成了我文学的矿山、文学的北大荒。现在想来,好像是文学在木楼上伸出双手,把我拽上去的。从此,一切有字的读物都会让我垂涎欲滴。我当时能够看到的文学书籍非常稀缺,但她们还是变着花样来到我的面前,在煤油灯下陪伴着我度过了不知多少个夜晚。今天,我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分界线》,还有因供批判而突然出版的《水浒传》。

王 棘: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马 平:我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以后,懵懵懂懂地和人生之路该怎样走这样的大问题遭遇上了。我有读书时作文好这样一个垫底,就在那条深沟里做起了当作家的美梦。几个月后,招生考试得以恢复,我的人生之路被强力修改,我的作家梦好像很快就会变成现实,因为连续两年都在师范学校作文大赛中拿了金奖。但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用学生的作文本开始“爬格子”,投出去的稿子一次次被退回来以后,我才知道,文学创作何其艰难。我当时订阅了很多文学杂志,而你们的《青年作家》则是从创刊起订,成了我当时的主攻目标。“青年作家”四个字,对一个文学青年来说,至少抵得上成都四条街的灯火,晃花了我的眼睛。

王 棘: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青年作家》发表的。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

马 平:我的短篇小说《热风》,发表在《青年作家》杂志1987 年第6 期。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在我们县的文学小圈子里引起轰动,后来又引起了市上一个重视文学的领导的注意。两年以后,我从教师队伍出列,调到市报当了副刊编辑。我在这方面应该算是幸运儿,文学把我从乡下拽进了城。那位好领导,我终生不忘他的知遇之恩。

王 棘:在您的创作道路上,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作家或是作品?其带给您何种启示或是指引呢?

马 平:我喜欢的作家或是作品太多,就算加上“特别”二字也很难说。如果实在要我说一个,那就是被誉为“二十世纪文学标杆”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吧。我刚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包括马尔克斯在内的三个诺奖作家对我的影响。我说,马尔克斯在我面前矗立起一座直入云天的高峰,让我知道,在文学这条道路上,除了拜倒在它的脚下,别无选择。我说,他的《百年孤独》在我心里激起的那些穷究和追索的欲望,就像饱满而丰富的种子,一年四季都在发芽。我说,他就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拥有了“过去只属于上帝的威力”,“居然改变了降雨规律,加快了庄稼的周期”,而我,只不过是一棵弱苗,大概禁不住这样的倾盆大雨,生长的周期或许有了稍许加快,却一直不见有什么良好的长势。他给我的启示是,一个好作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挥霍大把大把的想象,也可以释放大把大把的现实。还有,在一个好作家眼里,大地就是天空,天空就是大地。

王 棘:在很多人看来,60 后这一代作家大都受西方文学影响,是喝狼奶长大的,因为从70 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翻译介绍西方现代文化文学思想作品的热潮,这对于新时代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八十年代中后期,马原、格非、孙甘露、残雪、苏童、余华、刘索拉、徐星等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并因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对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称号。这些先锋作家的作品为自己打开了精神感受力和语言的新天地,形成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文学财富。您当时的创作有没有追随这一潮流或是受其影响?

马 平:那时候,我在心里对“先锋派”是排斥的,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也是排斥的。我在乡下,尽管人家也随着杂志到了我的手边,我还是觉得相隔太远。我铁了心要走“乡土”这条路,并且固执地认为,“乡土”和“先锋”是矛盾的,门不当户不对。我却又渐渐喜欢上了苏童和余华,于是转变了态度,只不过没有能力去跟那个风。你不去跟那个风,总有人会去跟,因此总会受到一些影响,可能笔下都有了一些“先锋”的痕迹,尚不自知。

王 棘:上世纪80 年代很多作家都出版过现象级的作品,文学图书动辄畅销数十万上百万册,文学期刊发行量巨大。作家有写作激情,读者有阅读激情,经常有一部作品横空出世,读来令人惊心动魄、思绪万千。您既是80 年代文学的亲历者,也是旁观者,您可以讲一下您关于当时那个年代的文学记忆吗?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各种短视频新媒体的冲击,文学已经被挤到了边缘地带,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马 平:80 年代我在乡下任教,直到差几个月90 年代就要到来的时候,我才离开教师队伍。那时候,一个学校,喜爱文学的教师一抓一大把,我订了那么多文学杂志都不够他们借。当年,一个中短篇小说都能够在我任教的学校引发热议,比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比如《人生》,比如《黑骏马》,比如《高山下的花环》。我至今记得,我和几位同事讨论《古船》到半夜的情景。我在假期赶车去县城买书,但嫌书店里的书不够我买,一不做二不休,赶车去了外县县城,那里的书店真是大多了,我一口气挑选了几十本。后来,我又去那儿买过几回书,差不多每一回都能在那大街上看见一个胖子,他蹬着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一边用木棒敲击着什么东西,一边沿街叫卖文学刊物,就像卖锅盔一样。我从他手上买过《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那都是我必订的刊物,却总会在一年内因发行渠道漏送或是因人有借不还脱掉两三期,那正好让我逮着了机会查漏补缺。我一个字没有发表的时候,竟然跟一位同事去了一趟北京,找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找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作家梁晓声家中,在大热天的中午和他聊了半小时文学。二十年以后,我在全国作代会上见到梁晓声先生,他对我说他还记得。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来证明当年的文学一定是在什么“中心地带”,只是想借那些真实的场景说一说,当年确实是有那个“文学热”的。说到文学在今天已经被“边缘化”这个话题,我的看法和大多数人一样,也认为80年代的“文学热”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们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固定的参照。今天,我从我在作家协会的工作岗位知道,文学依然是火热的,并不只是“余温尚存”。我相信,文学永远不会被漠视被抛弃,不会被逼到悬崖边上。就算有一天它真到了悬崖边上,我们也要相信,那儿一定有“麦田里的守望者”,比麦穗还要密集。

王 棘:您觉得作家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如何思考,又如何表达?

马 平:我们常说“时代的列车”,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比方,那么我们就会选择登上列车,或者跟着列车飞奔。我想,甘愿被时代抛弃的作家不会太多。紧跟时代步伐,走在时代前列,一直是被提倡的状态,也应该成为作家最基本的姿态。一个作家,需要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视角可大可小,但哪怕只看到一棵树,他也最好能够看出那枝叶间吹过的是什么风。他的思考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风暴,他的表达却不一定要有电闪雷鸣,不过需要花样翻新,就像风吹枝叶一样。

我的心里有一个广阔的乡村

王 棘:很多作家都有着自己的精神故乡,如福克纳、莫言等,他们会反复书写那一块土地上的人与事,对您来说,您的精神故乡是哪里?它给您的滋养主要是哪些方面?

马 平:我没有那样的“一亩三分地”,没有那样的“一块邮票大的地方”。但是,我的心里有一个广大的乡村,我可以在任何一块地里耕耘和收割。我从乡村获取的滋养是那样庞杂而精细,除了五谷杂粮,还有霞光,还有地气,还有麦浪,还有泉水,还有枯枝败叶。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露水。乡下有一句老话,“一苗草有一颗露水养”。我是一苗草,从前是,今天还是,我深知露水的恩情。

王 棘:您在散文集《我的语文》自序里说,想要用文字“把行将远去的陈年旧事挽留下来,把庞杂的思绪部分地安顿下来”,这本小书里充满了您对往昔的牵挂以及对故乡的眷恋,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产生的感情,在书写过去与故乡的时候,您是带着何种眼光去审视他们的?内心中又是以什么标准挑选您所书写的对象以及事件的?

马 平:我给这本书拟过一条宣传语:“读你头顶一丈的灿烂,写你脚尖一寸的蹒跚。”那大概就是我的眼光。我是说,我在大尺度寻找过去岁月里的温暖和光亮,我在折返过去岁月那些幽暗地带时却不敢大踏步。这是我对故乡的一份体恤,也是我对往昔的一种保留。我书写的内容,简单一点说,挑选的标准就一个字,真。让我虚构出一个故乡,或者说让我修改出一份过往,我宁肯不写。

王 棘:也有人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懂得故乡,更好地书写故乡。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马 平:“最好的月亮,还是老家上面那一个。”我在一篇文章里也这样说。显然,这是离开老家以后说的话。换上这个说法就是,只有从老家的夜里走出来,才能懂得它上空的月亮,也才能更好地书写月亮。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完全赞同身在何处就不能更好地书写何处的说法,因为这有把现场写作推翻的危险。比如,要更好地书写城市,那就只有离开城市好了。即使故乡可以另当别论,这个问题也不可一概而论。我想,如何才能完成更好的书写,拉开还是贴近,远观还是近看,取决于一个人的体验,或者准备。

王 棘:您曾经做过教师和编辑,您可以讲一下这两段经历以及当时的生活状态吗?

马 平:我做教师时,还不满十八岁。我教过小学语文和数学,教过初中语文,还给高中学生讲过公文写作。骄傲一点说,我在当时一直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在小学课堂上给学生通篇朗读过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何士光的《乡场上》,一篇是铁凝的《哦,香雪》。我给中学生讲起中国当代作家如数家珍,从北方数到南方,以炫耀我的阅读量。我在任教期间通过自学和集中培训,完成了汉语言文学函授学习,获得了大专文凭。我任教九年,对创作而言算是坐了九年冷板凳,练了九年童子功。我二十七岁调到市报工作,做了副刊编辑,又坐了九年冷板凳,文字功夫略微见长。编辑工作和教学工作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可以把作者稿件和学生作文混淆起来,让我时常端起一个“改”的身段。我一路改下来,改出了一个文字洁癖。

我当时的生活状态,和我当时的写作状态相似,也等着一个“改”字。

王 棘:这两个九年中您的心态以及对于文学的认识有什么改变吗?有没有想过放弃写作?

马 平:老实说,第二个九年,我文学创作的自觉不如第一个九年。进城以后,生活环境和工作节奏发生了变化,写作环境变得模糊起来,写作节奏也变得缓慢起来。我大概有了不一定写作也能得过且过的心态,还有,对文学的认识好像遇到了坎,甚至可能把它同生计混淆起来了。但是,无论怎样懈怠,我都没有想过放弃写作,就像我从没有想过放弃穿衣吃饭一样。

王 棘: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草房山》曾获得四川文学奖,您可以讲一下这部小说吗?第一次写长篇就获得认可,您当时的感受如何?这对您后来的创作有何影响?

马 平:《草房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也是我调到成都工作以后,最初创作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叙述了几十年来中国乡村的变迁。评论家谢有顺撰文说:“马平笔下那个叫李安乐的乡村梦想家,以一个农民式的狡猾、丑陋和智慧,周旋于土地、情欲、仇恨和斗争之中,他在现实中经历着最为普通的生活,但在一次又一次梦幻里,却实现了一般人所无法享受的快意恩仇。在以李安乐这个人物为中心的七里堡的书写中,马平对乡村中国有了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一个混杂着欢乐和苦难、善良和污秽、生命与死亡、美好与丑陋、淳朴与狭隘的世界。”他还在这篇题为《大地教育了我们》的文章中说:“马平不仅写出了当代社会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土地之间积怨太深的悲剧景象,还写出了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土地之间的最终和解。”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我听到了不少赞扬声,也听说过它被“低估”了。今天看来,它是一部元气丰沛的小说,但还没有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并没有把我后来的创作道路堵死。但是,它确实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一个台阶。我总是听人说,你的某某作品没有超过《草房山》。这让我有些泄气,却也给我很多激励。

王 棘:您是如何看待作家与文学奖的关系的?

马 平:文学奖大概是一只绣球,它从一个看得见的高处抛下来,砸在谁的头上,不能说和现场的风向一点关系没有,也不能说与被砸中者所在位置一点关系没有。要是没有文学奖,文学会添一份寂寞,作家更会添一份寂寞。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有上百人获奖,但我心中分量最重的作家,很多都不在那份花名册之内。

现实主义的迎难而上

王 棘:中篇小说《高腔》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不仅被《小说选刊》转载,之后出了单行本,还被改编成了话剧搬上舞台,这部小说得到了众多赞扬,成为书写脱贫攻坚的代表性成果,您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做了哪些准备?小说中的人物有原型吗?小说在表现芜杂的现实生活时是如何取舍的?

马 平:《高腔》是我在2017 年春天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当年夏天发表。但是,它不是一个“短平快”的作品。事实上,把我在县上挂职担任副县长那段经历算在内,我为这部作品准备了六年。动笔之前,我不停地下乡,跑了很多地方,然后像会计一样做了一笔一笔细账。小说中个别人物有原型,比如牛金锁和滕娜。面对搜罗来的一大堆素材,渐渐地,我把眼光从物质层面移到了精神层面,孰轻孰重,不难取舍。我所看重的,是现实深处的那些激越,而不是表面的那几朵浪花。

王 棘:小说《高腔》改编同名话剧邀请您做文学顾问,作为原作者,在改编过程中您有给他们提一些建议吗?对改编是否满意?

马 平:话剧是另一门功课,由导演说了算。我给过一些建议,有的被采纳了。话剧上演后反响强烈,我也还算满意。《高腔》,在舞台上唱念做打,让我踩着它的鼓点重新出发。

王 棘:《高腔》和《塞影记》中有不少地方都写到了川剧,是因为川剧于您自己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还是有其他考虑?

马 平:我从小就喜欢川剧,加之夫人生于川剧之家,可谓“近水楼台”。事实上,我对川剧说不上有多少研究,我不是在这方面有了充分准备之后才去写它的,而是需要写它才去做功课的。我的书橱里有一摞纸页泛黄的川剧本子,但这远远不够,因为今天川剧正青春着,而不是已经埋在了故纸堆里,不是读读本子或看看戏就有了写它的底气。不过,写了两回川剧,我就已经明白,戏文里有现实,而现实中有好戏。

王 棘:申霞艳教授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您的《高腔》“可以视作一次现实主义的迎难而上”。她说:“《高腔》往前接续柳青、路遥开创的写作传统,向下掘进火热的乡土 农村,凭借‘崭新’风貌,重新激起读者对现实主义写作的期待与敬意。”您如何看待现实主义以及乡土写作?

马 平:我为《高腔》写过一篇创作谈,题目叫《到崭新的现实中去》。我说:“在我的文学词典里,现实永远是一个崭新的词,不会旧也不会老。我的体会是,只有到崭新的现实中去,才会看到它的发展和进步,才能正视它的矛盾和问题,也才能掏取到沉甸甸活鲜鲜的生活素材。如果我们躲在书斋里,做宅男宅女宅作家,以为窗外的一股小风就会把现实吹到面前来,那么,可能就真如苏姗·桑塔格说的那样,‘现实还未到来’。或者,现实永远也不会到来。”现实在别处,还谈什么现实主义?

十几年前,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说:“乡村生长庄稼,也生长另一个乡村。”我的意思是,乡村在不断成长,那么,乡村经验也在不断成长,乡土写作更是在不断成长。我们不能拿传统的乡土写作范式来框定今天的乡土写作,但有一点大概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你要写乡土,还得到乡土中去,躬身亲近乡土。乡土在别处,还谈什么乡土写作?

王 棘:您的小说集《我看日出的地方 我在夜里说话》由《我看日出的地方》和《我在夜里说话》两部中篇小说组成,这两部小说标题有一定的对照性,给人很多想象空间,两篇是同一时期有计划地创作出来的吗?

马 平:不是。《我在夜里说话》先写出来,三年以后才有了《我看日出的地方》。直到结集出版时,要不是责任编辑提醒,并且拿出了一个“晨昏颠倒”的版式组合方案,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可见,一个作家有时候会有多么迟钝。这两个小说成为姊妹篇,可以说是赶巧了。或许,在我的心中,早已经潜伏了那样一个组合,它们自愿地让乡村的白昼和黑夜紧紧地咬合了。

王 棘:阅读这两篇小说,也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毫不相干的,而在内容上也有互文的地方,比如在《我看日出的地方中》有提到春早的父亲每天夜里去其母亲的坟地,而《我在夜里说话》的一个主要情节就是主人公去坟地里向去世的妻子倾诉心事。此外,这两篇小说中刻画的几位女性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您的小说《高腔》以及最新出版的《塞影记》中也有类似的女性角色,他们有许多共同点,比如质朴、坚韧、自我奉献等,您似乎比较偏爱写这样的角色?有什么原因吗?

马 平:事实上,我的中长篇小说以女性为主角的只有《高腔》,米香兰也不是一人担纲,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男主角丁从杰。我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是以男性为主角,《草房山》中的李安乐,《香车》中的那个“我”,《山谷芬芳》中的青云起,还有《塞影记》中的雷高汉。《我看日出的地方》的主角金春早,《我在夜里说话》的主角麻狗,也都是男性。然而,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也一样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比如《草房山》中的吕梅纨和卢凤珍,《山谷芬芳》中的青云环、谷樱桃、谷兰、景莉、青香,《塞影记》中的梅云娥、丁翠香、虞婉芬、柳鸣凤,《我在夜里说话》中的水莲,《我看日出的地方》中的娄樱子、娄薇子和青桃。这让我的心里十分熨帖,十分踏实。如上所述,我写的大都是乡村女性,她们既有前辈的影子,也有同辈和后辈的影子。要我写坏一个女人好像很难,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面,更主要的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她们就是那样美好。

王 棘:《我看日出的地方》和《我在夜里说话》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经历了失去爱人的苦难,《我在夜里说话》里的麻狗的故事尤其令人动容,此外小说也没有一味地渲染苦难,小说的结尾也都偏温暖,让人看到希望。您有没有想过写得更绝情更灰色一点?还是相对于揭露人性的黑暗,您更愿意呈现一些人的美好特质?

马 平:早有朋友向我建议,希望我能够狠一点,比如《我在夜里说话》,为什么一定要让麻狗和麦穗和解,而不是把他们撕碎呢?你说得对,我要的是那“头顶一丈的灿烂”,而非“脚下万丈的深渊”。这大概与我的个性有关,我遇事总会朝着善意的方面去想。我当然不是说给我建议的朋友有什么恶意,事实上我也知道,如果接受了那样的建议,作品可能会有让人难忘的面相,但我难以做到。我这“一亩三分地”里,也不全是阳光下的收成,接下来会有多少暴风骤雨,只有到了田间地头才会知道。

王 棘:您觉得如今的乡村与您记忆中的乡村变化最大的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当下乡村发展与振兴的?

马 平:显而易见,我记忆中的乡村最大的改变还是面貌,“旧貌换新颜”。我现在回到老家,很多熟悉的地方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了,包括放牛时走过的那些路。乡村要振兴,这个首要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现在顶层设计已经有了,我个人觉得,乡村要发展,必然会有破有立,却一定要留住乡村,才能够振兴乡村。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三五篇作品也交代不清,但是,我相信,现实中一定有很好的答案,文学里也一定会有很好的表达。

访谈者简介

王棘,1993 年生,山西灵丘人。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上海文学》《作品》等刊,有小说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转载,并入选多个年度选本。现居成都。

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