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资本逐利的时代，表达人心的躁动与不安，展现欲望的疯狂与骚乱，填补人的空虚与寂寞，迎合人的口味与爱好，似乎才是现代文学的应有之道。于是精彩的都市职场小说、甜蜜的校园恋情小说、新奇的网络科幻小说等风靡天下，它们在赢得读者掌声的同时，为作家攫取声誉，为商家赚取利润。难能可贵的是，吴克敬并没有仿照这样的“路数”去博人眼球，换取声誉，而是秉持着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的文学立场，书写现代社会农村女性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公，倾情诉说着自己对她们的同情与悲悯。

小说《害喜》讲述了一对不能生养的夫妻，领养了一个女孩“害喜”来为他们“招子”，最终为他们倾尽所有而服毒自尽的故事。故事娓娓道来，讲述了害喜照顾四个弟弟的艰难不易，学习知识的勤奋努力，获得爱情的甜蜜幸福与痛失爱人的悲惨遭遇。害喜所生活的凤栖镇，犹如一个说唱人生戏码的大舞台，在这里吴克敬背负着乡村的人生苦难，“坐看风起云涌的冷暖世相，回看潮起潮落的史诗气象”，执笔撰写自己连着梦的记忆和心的柔软的村野万象。他笔下的那群比金字塔还稳固的乡村女性，在面临生活的琐碎与苦难时，在遭受命运的不公与困厄时，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亦没有肝肠寸断的嘶吼，只有勇敢承担的坚毅和默默付出的善良。所以说，《害喜》是吴克敬为受苦的乡村女性和遭受命运薄待的女人们演奏的一曲生命的挽歌。

害喜是在抑郁旷野的无边黑暗中踽踽独行的悲剧人物，也是在愚昧贪婪的家庭伦理中痛苦挣扎的菩萨型女性，她是提挈《害喜》意蕴的纲要，亦是这部人生悲歌的魂魄所系。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是被建构的”，害喜也正是在后天被父母强制规训的一位女性，她在外力的控制之下，日夜操持家务、辛苦劳作，但她仍然不被允许接受教育追求自己的幸福。她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招来了四个弟弟，但荒谬的是，也就在她为家人带来幸运的同时，她被热情一吻，从此“永不复宠”。

她的苦难人生大体由三部分构成。首先，她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害喜想要读书时，养父母不以为然地说：“一个女娃娃，读的什么书？在家里能帮一把手，做些该做的活，才是要紧的呢。”事实上，害喜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读书识字的权利，更是走向外界的唯一通道和未来的美好人生。但害喜并未放弃，她干完农活便躲在教室外听课，圪蹴着写作业，在腿面上照猫画虎，以至于自己都有了辅导弟弟的能力，而她也因此，在家里过了几天开心且有尊严感的日子。她受关心的程度完全取决于自己为弟弟们创造的价值，这其中功利主义的意味和物化女性的行为，是吴克敬想要极力批判的东西。其次，害喜被迫嫁给弟弟来传宗接代。害喜的青梅竹马祁少男，给她留下了许多幻影，他那“孜孜不倦、虚心求教的情景”和“敦敦施教、诲人不怠的身影”，是害喜人生的明灯和星光，也是她心中的暖阳和信念。但人在困境中，往往易于做出错误的选择，害喜在祁少男不知情的情况下，打掉了腹中胎儿，后又被父母劝说来为自家生儿育女。害喜失去孩子和心爱之人，却还得进一步承担家庭的全部重担。她的养父养母就如吸血鬼一样，压榨着她身上的每一滴血。他们将自己的儿子一个接一个地送进养女的房间，将自私自利和人性的邪恶统统施加在害喜身上，却企图利用害喜的善良和孝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其中是人性的堕落和贪婪，也是愚昧思想的丑恶与不堪。他们的自私与狭隘将害喜规训为自己的生育工具和傀儡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愚昧贪婪的表征者。最后，害喜终究不堪羞辱和胁迫，选择在雪夜里自杀来结束这可悲又荒唐的命运。虽然她的亲人从不曾善待过她，但她却从来不曾委屈过亲人，可惜害喜那无尽的善良终究唤不回人性的温暖与亲人的感恩。因此，她以死明志，用自己的生命与肉体偿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以死亡了结了一切恩怨情仇，结束了无谓的纷争。

作品最后引用了《红楼梦》里的一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来宣告害喜悲剧命运的结束。害喜的一生虽然都在淤泥里挣扎，但她却凭借一己之力为一家人支撑着一片天堂，她那如白雪一样高高在上的神圣与高洁的品质，是她留给人世间最为珍贵的东西。害喜身上透射着乡村女性的淳朴与善良，坚毅与刻苦，执着与宽厚。这些昭示了吴克敬无法摆脱悲悯之心的支配，无法理性观照世事的窘境。吴克敬透过害喜这一人物形象，一方面，呼唤几乎要被人忘却的中国古典女性形象，重回大众视野，宣扬中国传统的文化真理；另一方面，赞美害喜那空谷幽兰般的内心世界，为像她一样受苦受难的普通女性寻求一点疗救的注意。

吴克敬怀着对底层百姓与生俱来的悲悯，书写了脚下土地上他所熟悉的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表现了他们庸常生活中的欢喜与哀愁、温暖与寒冷，以及他们精神的困顿与迷惘。他用自己的爱意抚慰生活的苦难和不幸，用温情批判他们人性恶的念头，所以他在谈论《害喜》时曾言：“我反对血腥残忍的那一种写作，还反对肮脏丑陋的那一种写作，我要我握在手里的笔，饱蘸良心的墨汁，书写温暖的文字，让阅读到我作品的人，能够获得身心上的慰籍。”吴克敬在面对纷乱的乡村女性问题时，不能不在“怎么看”上反躬自问，一方面，他最大限度地还原保有人生温度和密度的世态人情，在理想和希望的意义上营造完美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又在不经意间“致意”，借以彰显人的生存困境，赋予了作品打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