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引言

1919年，美国学者杜威来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实用主义哲学及教育学传入中国，并引领了“外国名哲来华讲学”的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相关研究历来积累甚多，不过，绝大多数研究均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主要探究杜威的学术思想如何借胡适等人的译介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目前少有研究关注到杜威本人在这次时长两年有余的中国之旅中的思绪和感受。2016年翻译出版的《杜威家书》为我们一窥杜威在华时的心境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但其实在英语世界，基于同类材料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

成立于1961年的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 SIU），是全球范围内保存杜威档案、推动杜威学术研究首屈一指的重镇。杜威中心保存了大量杜威的未公开原始档案，而且很多是文字资料所不能尽数涵盖的实物资料。这些实物资料，往往能够比文字更有力地印证杜威在华生活的实态，并让我们借此对这一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有更为具体、丰富的认识。笔者在南伊利诺伊大学调取、经眼了众多档案【杜威中心所存档案主要分为两组，一组为杜威文书（John Dewey papers, 1858-1970），另一组为杜威影像集（John Dewey photograph collection, 1859-1969）。本文在征引时分别缩写为JDP和JDPC】，尽力从门类繁多的资料中探寻出与杜威中国之行有关的主要实物资料，并试图以一种综合的眼光对其加以研究。本文力图论证，杜威在华相对优渥的生活境遇，为他的学术转向奠定了基础；而他在中国和更多普通民众、学生的接触，则让他能够超越一种猎奇东方的“帝国”视角，将自己的中国经验融入对社会、政治等领域的思考之中，这也是他始终保持和中国深厚情谊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美术与中国风情

和中国之行直接相关的实物中，最显眼的当是以纪念品为主的第6系列（JDP, Series 6: Memorabilia, Notes, Art, and Personal Effects）中第59号箱的第8件单品（Box 59, Item 8）。美国编目者将其定名为“中国绣花童鞋”（Chinese Embroidered Baby Shoe），恐怕是因文化疏远而导致的误会。事实上，中国人一眼可知，这是一双裹过小脚的女性的“绣花鞋”。在刚刚抵达中国不久的1919年5月2日，杜威夫妇拜会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后，就在家书里强调了这是一位“裹小脚的女人”，而后也多次提及蒋梦麟和胡适的夫人裹过小脚。对于像杜威这样，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初访中国的美国人而言，绣花鞋恐怕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种物象，这应该也是杜威会一直保留这双带有纪念品性质的绣花鞋的原因。

保存在第69号箱的两件单品（JDP, Box 69, Item 1, 2）同样有着浓郁的中国风情。这是一对精美的刺绣风景画：一幅绘有亭榭归鸿，题“第一级七学期孙洁秋成绩品，戊午夏制于女工传习所”；另一幅绘有江上泛舟，题“第一级七学期成绩品，戊午夏刘采蘩绘并绣”。两幅均有“南通女工传习所制”的朱文印。

张謇创立于1914年的南通女工传习所在我国的工艺教育和女性教育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复核《张謇日记》，1920年4月19日，“美哲学家杜威博士来”，而后演讲三天，直至23日，“高诚身邀同杜威午膳。是夕杜行”。杜威在南通连续演讲三日，并且广泛参观了张謇在当地兴办的实业和学校，此时，张謇将学校戊午（1918年）级优等学生的作品赠予杜威，也在情理之中。杜威显然非常珍爱这两幅刺绣，其保存状况非常良好，触手如新。

中国美术对杜威的吸引力显然不小。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批以中国教育部为抬头的英文证明函件，被归档放入了杜威的书信档案（JDP, Box 4, Folder 1）。这一批函件由一名Lu姓官员签字，以证明杜威持有的三幅画作分别为明代黄道周的《松》（Pine Tree）、杨文骢的《山水》（Landscape）和吴彬的《四季》（The Four Seasons）真迹，另有一件织锦，确证有100到200年的历史。函件落款在1921年7月8日。同年2月16日，在给老友兼知名收藏家巴恩斯写信时，杜威就说：“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朋友，是专业鉴定领域的行家，他告诉我们，曾有一位旧官僚要处理一些画，就把这批东西给了他。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些精美的明代山水画，可能会要价一百到两百，他自信这是真迹。我们没有买入，但把他推荐给了罗素。”尽管2月的时候，杜威谨慎地将这个机会让给了罗素，但到了7月，应该是考虑到归国在即，为了保存一点有分量的纪念品，杜威还是联系了这位教育部的朋友，购入了这批古画和织锦，并以函件为证。尽管笔者目前尚未能探寻到这四件美术品的去向，但它们无疑是杜威曾经珍爱的藏品。

综合各类史料，杜威夫妇在中国获得的艺术品远不止于此。1919年5月11日，杜威获赠“刘海粟所绘西湖全景一帧以志纪念”；1920年5月25日，在常州“买一风景图画，据称为明人手笔”。在1920年6月16日的家书里，爱丽丝形容自己获赠的三件瓷器的“绿色都布局得很有意思，在高光处往往染上一种淡淡的白色，釉在炙烤过程中变得很薄”。爱丽丝在访问日本时就对亚洲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1919年4月15日曾到访过日本知名的古董商山中商会，并在其中驻留了一个下午；在中国期间的信函中，她多次谈及在二手市场买到的东西。可以猜想，同类的美术品他们应该购藏有不少。杜威夫妇也经眼过不少珍品，如1920年3月28日，他们就参观了曾任袁世凯顾问的曼德（Munthe, 1864-1935年）所藏字画、瓷器。

杜威访华的年代正值一个美国公私资本大量进入亚洲，购藏亚洲艺术品的时代，也是一个清宫旧藏等书画大宗流向海外的时代。1870年创立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自开馆不久就入藏中日陶瓷，波士顿美术馆尤其在费诺罗萨和冈仓天心的影响下，入藏大批绘画。工业大亨弗利尔（Freer）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自己的收藏，并于1904年承诺捐赠藏品。1914年1月26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经福开森（Ferguson）之手收购的藏品展开幕，持续至少三个礼拜，堪称一时盛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威在纽约的寓所，第五大道第1158号（1158, 5th Ave, New York），距离大都会博物馆只有咫尺之遥。同时，日本工艺品借助1876年费城世博会的影响，开始向美国社会渗透，并逐渐以其价廉物美博得好评。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展现了当时涌动在美国社会的一种“东方风情”，而“这股‘盛行的东方主义’，以及对艺术和美学体验的关注，源自美国在刚开始工业化后文化领域的动荡”。大多数美国人开始带着一种新奇的眼光，遥望和想象一个极具异域风情的远东世界，杜威同样“多年来都希望能有机会去东半球看看”。应该说，这是杜威到访中国时，环绕在他身边的一种真实的社会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东方风情”不仅仅源自美国人单向度的想象，当时的中国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投合于这一想象。张謇以刺绣相赠，多少便是因为在他眼中这是最足以代表中国特色的礼物。JDPC档案中另有两份珍贵的相册（JDPC, Series 7, Box 9a, Item 1, 2）也足以表征这一特点。第一份米黄色相册，封面标有“China Album”（中国相册）字样，扉页题写有“杜威先生游奉纪念，马肃纲敬赠，中华民国八年十一月九日”，内有沈阳故宫大政殿、西华表等景致的照片多帧，并标有英文“Manchu Palace”等字样作解释。

另一份墨绿色相册，封面标有汉字“圣庙孔林全景”，扉页题写有中、英文赠辞：“中华民国十年七月十二日赠杜威博士纪念，子善李庆施识于山东大明湖舟中。To Dr. Dewey, For the Remembrance, Present made by Mr. Lee in the boat on the Lake of Taming Tsinan, Shandong, July 12, The 10 year The R.C.”内附孔庙照片十余帧。马、李两人俱为当地文教名流。可见从1919年杜威来华，到他取道山东离开中国的1921年，中国人但凡想要赠予杜威纪念品时，绝大多数都是这类洋溢着古典中国风情的事物，这种“中国风情”可以说是在宾主双方的往来之间酝酿出的一种氛围。

萨义德曾经用“帝国”与文化的关系来形容第三世界文明与第一世界的关系，两者无法居于对等地位，第三世界始终要以一种“原始”或“古老”的物质文化面貌，被框限在帝国的领域中，臣服于帝国的解释权威：“帝国的持久性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维持的，而且每一方都有从其自身的视角、历史感、情绪与传统出发，对它们的共同历史所做的一套解释。”应当说，在当日美国社会中所飘荡的这种“东方风情”，有其“帝国”立场的根基，而如张謇等所代表的中国接待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维系了这种“帝国”式的非对等关系。

三、信函背后的信息

以上这种“东方风情”是过去谈及杜威访华之旅时很少关注到的一个背景。不过，如果杜威完全沉溺在这样一种风情之中，恐怕他的两年中国之旅就非常容易变为一种“帝国”式的远东猎奇之旅。杜威在华期间始终给美国家中的子女写信。从这批书信来看，1919年不期而至的五四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让杜威对现实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有了高度的关切与共情。档案JDP的第3、4箱收纳有杜威自1919至1921年期间的书信原件。这些书信的内容本身已有了中文译本，但仔细观摩这批书信原件，还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意料之外的历史信息。

第3箱25文件夹（JDP, Box 3, Folder 25）中有一份编年1920年10月31日的杜威致女儿露茜的书信。美国学者的系年并无问题，但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封信的反面就是一组大红色的邀请函，上面写有“月之二十七日星期三午后六时敬具菲酌欢迎台驾，湖南省教育会谨订”，并且还有“王铭忠、孙志焄、曾广镕”等48人“同拜订”（Box 3, Folder 25）的字样，邀请者俱为湖南省一时贤达。

在10月26日的家书里，杜威就感叹“几乎每天都被邀约去吃午饭，有时候还有下午茶”。此次受湖南省教育会之邀参加的晚宴无疑也是其中之一。湖南省省长谭延闿曾亲自接待，并旁听演讲。《谭延闿日记》1920年10月25日中有记载：“凤冈来，同至正厅，开财政委员会至五时三十分，闻杜威博士及夫人、颜医生来，乃归见之。刘树梅来见，明德学生，为杜威翻译者，留同晚餐。”杜威中心保留下来的这份邀请函，可以印证当日欢迎杜威的活动可谓盛况空前。

不过，从杜威将邀请函的反面用来撰写家书这一细节，也能从另一侧面折射出杜威中国之行的仓促。这些信件所用纸张中，质量较好者基本属于饭店信笺，如1919年6月1日的信件纸张上有醒目的中文“大北京饭店”及法文“GRAND HÔTEL DE PÉKIN”（JDP, Box 3, Folder 18）字样；而一封写于1920年6月16日的信函的反面则明显标有英文“GRAND HOTEL KALEE”（JDP, Box 3, Folder 24）字样，属于当时的上海客利饭店。除了这类酒店信笺外，杜威夫妇的家信用纸大多较差，如今的保存状况并不太好。饶有趣味的是，因为杜威中心将这批信件逐日存放于档案袋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杜威在大约两周的时间内，用的纸张基本一致，两周后则换一种纸张，而后再行更换。可以想见，杜威在旅途之中基本上是“书不择纸”，除了在北京、上海的两家高级酒店外，实在很难拿到特别满意的纸张，因此只能随着自己在中国的游历就地取材。湖南的邀请函能被用来写信，恐怕就是因为纸张比较结实。由此可见，杜威的整个中国行程，很难称得上详尽的计划性，相关的物资保障也不稳定。例如，1920年4月，北大教员停薪，也波及了杜威，就让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不无牢骚。

不过，也正是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安排，让杜威得以不只是周旋于胡适等少数知识分子所构筑的一个小圈子，也不只是每日题跋字画，游玩访古。杜威会和普通中国民众有更充分的接触机会，对中国社会的种种实情有了更充分的体察。例如，1921年7月在山东，杜威一家就遇到了日本满铁官员比较蛮横的搜查和骚扰，对日本蚕食中国的野心有了更深的体会。

在JDPC档案中另有一份相册（JDPC, Series 7, Box 9a, Item 3），也值得留意。这份相册采用中式函套，封面有中文题字“潭柘寺，一千九百二十〇”，是杜威女儿伊凡琳与友人游西山潭柘寺留影，杜威当时在南方讲学，并未参与。但伊凡琳所拍摄的照片中，除了北京西山的风景之外，进入镜头的多是当地极朴素的中国老百姓。伊凡琳以非常柔和的视角，忠实记录下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她对中国普通人的感情之深，从中不难窥见。这种感情是杜威一家长期在华生活后逐渐培养起来的。杜威在自己的演讲、书信中反复申说自己对最普通的中国人抱有感情，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种密切的接触。

尤其在亲眼目睹五四运动后期学生们的表现后，杜威对中国人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感情和信心， 他曾向子女感慨：“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学校里的年轻孩子们推动的。当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美国应当感到羞愧。”从这一点上来看，杜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那种“帝国”式、单向的对一个“古老”中国的猎奇，而是看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甚至认为当时中国学生的做法足以成为美国学生的范例。一种双向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

四、账单与经济生活

杜威在华两年有余，开销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关于杜威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过去除了王清思曾提及杜威在来华前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外，似乎还少有学者关注过。缺乏比较确切的数据资料，恐怕是一个直接原因。杜威夫妇既然可以在中日两国放手购买美术品，和当时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有密切的关联。JDP档案第3系列第40号箱的第1、2号文件夹（JDP, Series 3: Financial Records, Box 40, Folder 1, 2）中幸运地保留下来的杜威在北京期间的银行账本和报税清单，可以为我们理解杜威中国时期的生活状况提供准确的一手资料。

杜威留下的银行账本开户行为“万国宝通银行，北京”（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PEKING），账户属杜威本人所有。单从这个账本来看，从1919年7月到该年年末，杜威的这一账户收入3848.54美金，刨去所有花销后，剩余641.76美金；1920年，杜威共收入3176.61美金，刨去所有花销后，余额727.88美金；1921年，截止到6月7日最后一笔在中国获得的1200美金入账，当年收入4796.88美金（JDP, Box 40, Folder1）。

因为这只是杜威的一个账本，而很多资金往来恐怕是直接通过现金结算的，因此，杜威在给美国政府填写的报税单上的数字要高于此。1919年，杜威上报年收入为7877.40美元；在1920年的报税单上，杜威写明自己通过“教学”（Teaching）从“中国多家机构”（Various agencies in China）处挣得4166.67美元，加上出售房产等收入，年收入9247.49美元；1921年，杜威从中国大学获得了2500美金，年收入13786.16美金。此外，1918年杜威上报的全部年收入为7620美元；1922年为16841.84美元（JDP, Box 40, Folder 2）。

因1921年杜威主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这笔2500美金的进账中，北高师的课酬恐怕比重不小。近代以来银价波动较大，汇率不稳定，但即便以“银价最高，1美元兑0.69规元”计算，杜威7个月的课酬换算为银元也在2419元左右，每月近350元。当时北高师校长陈宝泉的工资便是350元，名教授如王桐龄为283元，中方对杜威的优待可见一斑。

综合对比杜威在访华前后的收入情况，中国多家机构提供给杜威的酬金，尽管在绝对值上不能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工资水平相媲美，但依旧是一笔不菲的数字；尤其考虑到中国的物价水平，杜威的生活水准实则远胜过在美国的时候。再加上有胡适等弟子的前后张罗、各地政府的招待，杜威一家的实际生活状况绝非在美国时可以比拟的。1921年2月23日，在动身回国前不久，杜威致信自己的同事塔夫茨说：“我想要回国，看看家人和朋友，但这里的生活是如此惬意和舒适，无论是我夫人， 还是我自己，都不急着回来感受家庭的压力。中国是那些不想负责任的老人们的天堂，可能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最惬意、最舒适的地方——除了对中 国人之外——但凡是那些在我们的文明世界里过着中等生活的人到了这里都是享受。这背后的一部分 原因并不见得有多好——中国低下的生活标准和政治上的受欺凌——不过其结果倒是令人感到舒服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崇尚奴隶制了。”

五、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任何两种文化的交流史都是由无数具体而微的人和事件构成的，它们常常被一些时代风潮所推动，但同时又受到很多现实条件的制约，而且彼此之间，往往互有联系。

尽管杜威来华在今天普遍被视为中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但我们依旧应当认识到，杜威的中国之旅从一开始就具有偶然性。胡适等人是鉴于杜威已经抵达日本这一事实，才邀约了杜威；而杜威即便在驶向上海的航船上，也对自己的中国之行没有任何规划可言。因此，小脚女人的绣花鞋和各式各样的中国美术才会对杜威形成非常巨大的吸引力，杜威也从来没有完全脱离开一种觥筹交错的社交氛围。

然而，正是五四以降的风潮使他的影响急速攀升，而恰恰是一些筹划中的疏漏之处，让杜威对普通中国民众产生了更充沛的感情，也激发了他更多的思考。因此，杜威在中国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多少有时势造英雄的情形在其中。与之形成有趣对比的是，1921年9月，另一名哥大教授孟禄获得中国官方的正式邀请赴华，而且中方专门为他成立了“实际教育调查社”，以辅助他在华的调研和讲学，但因为教育改革的高潮已经过去，孟禄在中国的影响显然不足以比肩杜威。

身处文化交流浪潮之中的人，也往往因为各自立场、学养的差异，而对同一些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单以美术而言，福开森早于杜威多年踏上中国的土地，并且受教于端方等人，在当时已是鉴定中国艺术的美国人权威之一。杜威极有可能对福开森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有印象。但福开森终身抱有欧美传统的艺术观，“喜好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主义和技巧，而不是那些书法性的笔墨”，因而认为晚期的文人画“缺乏灵性与生命力”。反倒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杜威，似乎更能对抽象的事物产生感觉，因此能体认笔墨之美。杜威曾经赞叹： “中国人雅好古物，极富修养。他们对书法和汉字的投入最能证明这一点。他们中的大多数，每天甚至要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花到书法上，仅仅只是练字。”他甚至能够敏锐地感知到，书法之美，就在于“笔划，以及笔划的布局”。在新发现的题跋里，杜威所赞叹的也是一种“流动和消逝”。由此可见，即便同为美国人，杜威和福开森对中国美术的认识也未必是一致的，甚至应当说，杜威借助他的哲学眼光，似乎更能步入中国美术的堂奥。

最后，杜威来华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杜威跨越了一种“帝国”式的猎奇中国的方式，而代之以一种双向的文化互动。过去的研究几乎一边倒地探究杜威是如何影响中国的，实际上忽视了中国对杜威的深刻影响。在来华前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杜威的生活始终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既关乎他的现实生活，也关乎他的精神生活。他的两个男孩相继染病去世，给这个家庭不小的打击，并成为了日后爱丽丝过早辞世的一个导火索；从意大利收养的男孩撒比诺（Sabino）又和美国社会格格不入，一个人跑到夏威夷自力更生；三个女儿相继进入青春期，教育开销一直很大。尽管身为知名学者，但杜威生活上的担子并不轻。自1904年因为人事纠纷退出芝加哥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杜威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尤其想要以专著的形式，对自己长年在教育和哲学两个领域的工作加以总结。一直到1916年，他生平最厚重的专著《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终于付梓，对他自己而言，既是一种慰藉，也基本宣告了一个阶段工作的结束。因此，1919年的这一场中国之旅，实则给长时间处在经济和精神双重紧张状态的杜威一个比较从容的休息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的种种见闻也重新激发了杜威新的灵感，尤其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急剧的变化进一步激发了杜威对政治等现实问题的关切。过去一个自承极具“书虫”气质的哲学家杜威，开始通过与中国学生和普通民众长达两年的丰富接触，对一个变革中的东方社会有了更多理解，也对政治、社会等议题有了更丰富的体认。胡适曾经很敏锐地指出，“来华之前，杜威在许多领域都有专著问世，惟独在社会政治方面没有专著”，这一观察是成立的。受胡适之邀，多番在中国演讲政治哲学之后，返回美国后不久的1927年，杜威就出版了他生平最重要的一部政治学著作《公众及其问题》。在这部书里，杜威认为，如果要打破原子式的“个人”（individual），唯有在个体和个体之间创建紧密的联系，由此才能够构成“公众”（public），而公众意见的形成是一个带有实验性质的过程，很难一步到位，需要反复磨合。这些理论论述，都和杜威在中国所亲眼目睹的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学生、商人、民众在反复的磨合中达成一致的过程，有着高度的类似性。换言之，中国经验已经成为杜威社会哲学理论的关键要素之一，为他的学术转向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自身也在这场运动中迎来现代转型，不再是一个要以“原始”或“古老”的物质文化面貌被动接受西方“帝国”诠释的对象，过去一种单向的文化猎奇关系被打破了，中国经验开始塑造着日后的杜威。

值得注意的是，杜威于1924年访问土耳其，影响其教育改革；1928年访问苏联；1937年担任委员会主席，主持审议托洛茨基案。在造访中国前，杜威的影响力集中在学院圈子内部，而离开中国后的杜威，显然更具有了一种公共知识人的气质，开始走出书斋，投身更多的社会活动。尤其审议托洛茨基案，让他在美国民众面前出尽了风头，也深刻影响了美苏关系的走势，而这些都不得不说和他的中国之行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杜威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也深刻地塑造了杜威。

（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