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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43年的西北之行和同时期发生在大后方的工业危机是曹禺创作话剧《桥》的两个重要背景。《桥》对工业危机社会学式的处理方式弱化和模糊了作者的核心批判指向，从第一幕缺乏现实逻辑的“斗争”到第二幕暗藏伏笔的“建设”话语，文本的混乱与脱节投射出曹禺在特殊语境下处理这一敏感题材时的两难心理。《桥》之所以未完成，除了曹禺与钱昌照私人关系破裂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为民族工业设计的“水中搭桥”的自救出路偏离了茅盾在《清明前后》中建构的政治批判话语。《桥》的言说立场及其背后潜隐的意识形态博弈，对研究四十年代后期曹禺的思想转向与文学转型，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曹禺；《桥》；西北之行；《清明前后》；茅盾

较之《雷雨》《日出》《原野》等剧，曹禺在抗战后期创作的话剧《桥》，学界讨论始终寥寥。这部反映大后方工业建设的作品于1946年发表两幕后便戛然而止，原定多幕剧中的后半部分始终未完成。曹禺本人直到1980年才首次提及《桥》的创作意图，即所谓表现“官僚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的斗争”（1）。此后，他又透露此剧是经过钱昌照（2）的介绍，在重庆的民营钢厂考察后才着手创作，称写作时“已经受到毛泽东《讲话》的影响”。（3）此番自述也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定下基调，对这部话剧零星的阐释也止步于此。（4）然而，这一说法疑点颇多，比如，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副主任的钱昌照为何会介绍曹禺去钢厂调查，写一部反对官僚资本家的作品？如果《桥》的写作受到《讲话》影响，为何建国后这部作品仍迟迟未能完成？曹禺曾一度试图赓续《桥》，但又前后矛盾地表示“不想写了，不想美化工业资本家”。（5）那么，《桥》的创作动机究竟是什么？在张骏祥提供的“曹禺与钱昌照关系破裂说”（6）之外，是否有其他因素导致其未完成？本文试图从曹禺的西北之行谈起，依托钱昌照、“资委会”及大后方工业建设材料，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若干线索。

一、《桥》的写作背景：曹禺的西北之行与大后方工业危机

有关《桥》的最早材料是刊登在1943年《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4期的一则消息：“曹禺新剧本《桥》系写过渡时期之工业建设，即可脱稿。此为曹氏夏天赴大西北旅行之收获”。（7）这则预告首度将《桥》与曹禺在抗战期间的西北之行联系起来。实际上，曹禺是从西北回到重庆之后，才由钱昌照介绍在钢厂考察写作，即《桥》是重庆考察的结果，而非西北之行的成果。不过，即便《桥》与西北之行并无直接关系，但因涉及到曹禺与钱昌照、“资委会”的关系，本文认为只有了解西北之行的目的，才能理解《桥》创作的基本背景，故不惮辞费地从此次出行谈起。

1943年６月下旬，应钱昌照邀请，曹禺和杜殿英、孙拯等“资委会”官员，连同钱昌照之子钱士湘，钱昌照的连襟、时任“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一道，开启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西北之行。关于此行的时间、地点、路线及沿途的新闻报道，王贺在《“文学史”的代价：论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其写作》《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再检视》中已有讨论。不过，这两篇文章并未解决一个问题，即曹禺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曹禺晚年曾两度谈起西北之行，第一次回应此行由钱昌照促成，具体目的则语焉不详，（8）第二次又提到此行是为了写《李白与杜甫》（9），加之当年曹禺在西安接受采访的报道材料的发掘，（10）此后的《曹禺传》和《曹禺年谱长编》中，西北之行便被描述为“这次远行，主要目的是为写《李白和杜甫》搜集资料”。（11）

《曹禺传》，田本相著

然而，从王贺论文考证的细节来看，以上说法恐怕不能立脚。首先，曹禺此行并非直奔西安，而是分为五段，6月20日从重庆至兰州，之后便一直在兰州周边活动，8月17日才从兰州抵西安，短暂停留后，8月21日便又回到兰州。显然，西北之行的主要目的地在兰州一带，在长达60多天的考察中，仅在西安匆匆停留4天左右。曹禺此行若是专门为了到西安收集写作材料，何必舟车劳顿往返于甘陕之间，从重庆直抵西安，做长时间停留，岂不是更好的选择？

其次，就曹禺在西安的活动来看，也谈不上“搜集资料”。由于钱昌照的缘故，此一行人在西安受到胡宗南的高规格接待，曹禺壮游了临潼、骊山、华清池等景点，在“青年之家”发表演讲，参观西安第二保育院作品展，出席旧友戴涯的欢迎茶话，期间至少接受了三家媒体的采访。行程如此紧凑，“搜集资料”恐非易事。（12）最后，彼时曹禺正全心投入在构思了一年多的《三人行》的创作中，作品预告早已公之于众，对此剧的故事梗概、骨架安排以及“无韵诗体”的对话方式等，曹禺酝酿已久，跃跃欲试，而向记者提到的《李白与杜甫》，他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13)实际上，这部在新闻报道中昙花一现的剧目最终“连一幕也没有写出”。(14)

综合以上，本文认为“为写《李白和杜甫》搜集资料”显非曹禺西北之行原本的动机，这一计划可能是曹禺到达西安之后的临时想法，或纯粹是应付记者的托词。此说流传至今，恐怕是因为研究者的视线都聚焦于曹禺身上，而忽略了此次考察的真正主角是钱昌照及其背后的“资委会”。

钱昌照此行完全是公务性质，主要目的是视察位于甘肃的玉门油矿。玉门油矿作为抗战时期“资委会”最有成就的的工业项目，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建设史上的奇迹”，是“旧中国规模最大、职工最多、工艺技术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场”，凝聚了“资委会”主任、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1889—1971）、采矿实业家孙越崎（1893—1995）和数以万计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心血。从1938年到1949年，玉门油矿生产的原油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90%以上，缓解了大后方“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油荒问题，为抗战胜利奠定了能源基础。（15）

就在钱昌照一行前不久，蒋介石亲自到玉门油矿视察，罗家伦、美国地质学家贝尔慈、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等也先后到访。据同行的钱昌照之子钱士湘回忆，较之短暂的西安之旅，他们一行人在玉门“逗留了不少日子”，住在油矿附近，期间还遭遇了洪涝灾害。（16）在曹禺暮年回忆中，对玉门油矿的印象也比西安深刻得多，他仍记得“石油工人非常之辛苦”“住在乱七八糟的窝棚中”“小工都是农民”等细节，足见在玉门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访问。（17）

那么，曹禺此行的真正目的，会不会是应钱昌照的邀请，考察西北工业建设，尤其是玉门油矿的成就，进而写一部工业题材的作品呢？极有可能。玉门油矿虽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但大后方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较之建国后李季等人的热烈歌咏，抗战时期的玉门还没有受到作家的太多关注。钱昌照虽是政治经济学出身，但颇通文艺，与文化界人士交往密切，在英留学时就与张道藩、徐悲鸿、萧乾等人是好友，归国后曾担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执行委员，与田汉、洪深等话剧界人士熟识。

在战时重庆，曹、钱二人有许多共同朋友，加之《蜕变》不久前受到中宣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嘉奖和政治部的肯定，邀请曹禺加入官方考察团并不令人奇怪。从“资委会”的职能来看，有不少编导经验的曹禺的加入也合情合理，因为“资委会”除了负责大后方矿业、重工业建设之外，还有配合宣传机构拍摄“工业常识电影”，展示国民政府工业化成果的职能。（18）就在西北之行前后，“中电”就在“资委会”的配合下，派出摄制组前往湘桂铁路、后方炼钢厂摄制纪录片，（19）此外，钱士湘也称曹禺去西北，是因为“早就想创作一个以工业为题材的剧本，乘便下去体验生活”，（20）此说也佐证了西北之行与《李白与杜甫》无关，而与“工业题材”相关的事实。

实际上，曹禺当时也公开表示过对玉门油矿精神的赞许，《曹禺在西安》一文就报道他“到甘肃油矿参观，极受感动。认为那里的壮士气象，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活力，值得艺术家们去描写刻画，去赞美讴歌”。（21）据此，可以大致推定曹禺此行目的是写“工业题材”。那么，曹禺是“早就想”创作“工业题材”而主动加入考察团，还是被动接受钱昌照的邀请，才有写这一题材的打算？答案显然是后者。王贺之文已经说明“若非钱昌照热情邀约，则曹禺绝难远赴西北”；如果是因为“早就想”而收集素材，曹禺完全可以在采访中公开这一计划而不必释放《李白与杜甫》的信号；张骏祥所言“钱昌照希望他写”也意指于此。

也正是由于西北之行“无果”，钱昌照才再度介绍曹禺前往钢铁厂考察，《桥》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玉门油矿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重庆的钢铁厂为何值得钱昌照关注呢？实际上，这正是解读《桥》的关键信息，而后来的研究者几乎都忽略了《桥》创作的现实因素：1943年发生在大后方（西南地区）的工业危机。

1939年至1942年夏，被称为大后方钢铁业的黄金时代。由于钢铁需求骤增，在“资委会”的政策扶持下，国营、民营企业纷纷崛起，钢铁行业在此期间快速勃兴。然而，从1943年开始，钢铁业进入“困难年”，“资金冻结，周转不灵，原料供应断绝，运输困难，几成各厂之通病”（22），《新华日报》在《后方产业在困难中》报道“以炼铁业来说，重庆18家铁厂竟有14家停炉，4家制钢厂中1家已停顿，3家只能勉强支持。”（23）“资委会”主任翁文灏也坦诚“工业已渐见疲倦”。（24）对于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则众说纷纭，“资委会”方面认为是物价高涨，流动资金不足所致；民营企业家则认为是捐税太重，运输困难，政府统制不力等因素，当代学者也有认为滇缅公路的中断或是“造成1943年以后中国大后方工业衰退的最直接原因”。（25）

无论如何，后方工厂的艰难处境已经引起《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媒体关注，为了解决经济和舆论的双重压力，国民政府在4月举行了专门的工业建设计划会议，经济部拟定了拯救钢铁业计划，“资委会”则在年初举办了工矿产品展览会，以图重振国民对工业现代化的信心。不难推断，钱昌照在这样的节点邀请曹禺先访玉门、后入钢厂，为工业题材剧本作考察，泰半是出自现实的考量。

曹禺为《桥》也花费不少精力，除了在钢厂生活体验外，还专门去了解炼钢技术理论和后方工业资料。（26）这是继充满争议的《蜕变》之后，他第二部有关战时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内容又是当时颇受关注的工业问题。那么，曹禺是如何用文学作品来处理这场席卷大后方的工业危机的？

二、“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被悬置的交锋

和《蜕变》的结构相似，曹禺将《桥》的人物集中在“懋华”钢铁厂这一空间，主要情节也在一天之内展开。在等待新任董事长“二先生”何湘如前来视察的焦躁氛围里，作者借多位工程师之口，交代工厂目前内外交困的局面：技术上，后方工业是“想不到地幼稚”（27），落后的贝氏炉炼钢法制造“破铜烂铁”却毫无办法；财务上，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持续暴涨，成品销售利润远不及原料涨价幅度，工厂资金周转不灵而一般的商业银行不愿贷款救济；经营上，政府不能统筹分配，同行恶性竞争，连借发电机也要“大面子”才能办到。

在这些矛盾之外，由地主、买办、官僚组成的董事会也对工厂虎视眈眈，阴谋算计着从中捞取利益。也就是说，在第一幕的前半部分，曹禺已经给此次工业危机的原因提供了若干线索。所谓“斗争”也是围绕着危机中的“懋华”的出路展开——总经理沈蛰夫出场便坚定地提出增产改组，提高效率，签订钢轨合同等振兴方案；何湘如则以提供贷款为条件，逼迫前董事长凌光斗辞职，为自己倾销产品制造机会，剧中主要的矛盾正集中在此。换言之，在以何湘如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现身之前，“懋华”钢铁厂已经由于各方面原因而陷入萧条，这种萧条并非是“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斗争的结果，而是其交锋的背景。

在此基础上，《桥》中的人物被清晰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以沈蛰夫、沈承灿、吴天长、古恭德为主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工程师和以何湘如、杨味斋、庐仲由为代表的官僚、地主、买办。然而，由于“懋华”的困境本就是多重因素内外叠加的结果，导致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向和逻辑关联，其批判性也就大打折扣。较之“产能过剩”“虚盈实税”等问题，杨味斋小丑般的偷电行为如插科打诨般无关痛痒，而梁爱米与何湘如、沈承灿之间的绯闻支线也无疑削弱了这场斗争的严肃性。何湘如以商业贷款为要挟，逼迫沈蛰夫购买他名下的劣质土铁和焦炭，似乎忘记了“懋华”也是他投资开办的企业，作为这个股份制企业的董事长，“懋华”利益受损对他并无好处。

连沈蛰夫也承认“工业今日是双破鞋，谁捡到手里谁倒霉”（28）的情况下，何湘如试图“吞并”工厂的阴谋就更显得缺乏商业逻辑。实际上，曹禺所展示的“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水火不容的阶级斗争，不如说是经营理念之间的分歧：面对已然深陷困境的工厂，沈蛰夫为了给“抗战以后的工业做个根基”（29）而积极筹款，改良技术，坚持生产；而何湘如则主张“这公司可以不办”（30），以资产抵押的方式减少投资损失，后者作为抗战时期一种常见的商业自保手段，与前者并无是非之分。

也正是由于何湘如与沈蛰夫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利益冲突，导致作者对“官僚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的批判始终不痛不痒，无法落到实处。盛赞《民主国家的工业》一书的沈蛰夫，固然发出了“工业化不仅是要应用近代工业化的技术改变我们落后的生产，同时也要有决心，运用近代工业化的精神，潜移默改变我们整个落后的政治，经济同社会制度”（31）的宏论，但在具体行动上，他并没有通过改变权力关系来摆脱危机的决心，相反，他对政治环境仍抱有耐心和期望：隆山铁路的合同是与政府签订的，面对企业间的龃龉，第一反应仍是“希望政府做我们的后盾”。（32）

沈蛰夫的救厂措施，如调整工厂人事制度，扩大生产规模，以技术革新的方式改良贝氏炉等等，完全是在商业范畴内展开，并未上升到对外部统治权力的反抗，这些行动也从侧面佐证了“官僚资本”并非是导致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当他以铁腕手段拒绝何湘如的“倾销”要求后，仍在焦头烂额地处理着物价、成本和资金问题，显然，较之前者，后者才是“懋华”面对的主要矛盾。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第二幕开始，何湘如与沈蛰夫之间的矛盾就被悬置起来，文本重心很快从“斗争”转移到了“建设”。曹禺几乎是以钢铁专家的视角完成了一次有关“百炼成钢”的场景重现，在机器轰鸣、钢花飞舞的紧张氛围中，沈承灿、吴天长等工程师接连登场，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用落后的贝氏炉炼出精钢的奇迹。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正面描写后方工业建设情景，其恢弘的气势给巴金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3）为了将这一幕顺利搬上舞台，曹禺在进厂考察之初就带上自己的学生、有丰富舞台设计经验的李恩杰（34），足见这一幕在整个文本中的重要性。

“建设”主题的凸显，无疑更加削弱了的文本的批判性：如果后方工业在官僚资本的折磨下已经奄奄一息，又如何解释眼前这振奋人心的现代化的炼钢场面？截止第二幕结束，剧本的高潮仍是沈承灿因爆炸事故受伤这一情节，而事故的发生，更与“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斗争无关，而是由于炼钢工人的疏漏所致，回应的是第一幕提到的后方工业人才缺乏的问题。此次事故仪式般赋予沈承灿一个肉体残缺的青年工业英雄形象，也意味着其作为一股新生力量的无限可能。在矛盾被悬置的同时，“桥”的主题意义在文末被点破：不仅指向沈蛰夫通过与桥梁公司签订合同，借“桥”度过难关的商业智慧；更指他与后方工业人一道在“水中搭桥”，且“不怕任何人拆桥”的守业决心（35）。

这也暗示接下来的情节——无论是“懋华”的旧困境，还是何湘如等人制造的新问题，都有可能通过这些知识分子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这当然也意味着曹禺对《蜕变》争议的某种回应：埋头苦干、恪尽职守的丁大夫需要借助从天而降的权力代表“梁专员”才能革除医院积弊；而《桥》的自救，无须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力介入。

《蜕变》，曹禺著

实际上，回到文本最初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懋华”的困境？不难看出，曹禺给出的是一个全景扫描式的答案：从技术落后，资金缺乏，人才缺失；到产品滞销，道路封锁，生产低落；再到买办、官僚、地主们的“乱整”和政府统筹不力、通货膨胀等等，《桥》再度显示出钱理群所论的“曹禺戏剧向社会学的认识价值的这种倾斜”（36）。然而，对比《蜕变》对官僚主义的精确打击，这种全景扫描也确实造成失焦，模糊了文本的核心批判指向，加之第二幕的“建设”主题的突然插入，更使“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之间的斗争线索显得勉强且薄弱，导致读者在“紧张动人”的故事之外，体会到的便是“建设雅兴”。（37）基于此，以“斗争说”来总结《桥》的整体意义显然是不全面的，而“斗争”与“建设”主题间的游移才是文本真正值得咀嚼之处。

三、话剧的“话”：《滩》和《清明前后》的影响

在曹禺酝酿、写作《桥》期间（1943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发生在重庆文艺界的两件事很值得注意：一是1945年8月，同样关注着后方工业危机的胡子婴（38）发表了署名为“宋霖”的中篇小说《滩》，这部被茅盾多次推荐，被誉为反映大后方经济动态的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部”（39），在出版时并未引发关注；二是同年9月，茅盾根据轰动一时的“黄金案”而创作的话剧《清明前后》在重庆首演并引发讨论。《滩》《清明前后》《桥》这三部作品不仅在题材上高度相似，彼此对应，其创作前后的人事关联及作品内容的微妙偏差更值得探讨。（40）

《滩》 胡子婴著

据胡子婴《回忆茅盾同志二三事》等文所述，《滩》的写作同时受到曹禺和茅盾的指导。具体情况是：1944年春，基于对“民族工商业的情况有一点的了解”，胡子婴开始酝酿写作一部此类题材的小说，这一计划得到茅盾的鼓励后，她利用业余时间写完第一稿，然而茅盾看后并不满意，要求她“重新写过”，尽管“思想斗争很激烈，不知怎么办好”，她还是又重写了第二稿，最后，茅盾在二稿的基础上又作了“部分修改”，交予开明书店出版。（41）曹禺的指导发生在第一稿完成之后：

“我的稿子也送给曹禺同志，请他指教，我把茅盾同志的意见告诉了他。我看得出，他是照顾我的情绪，不肯象茅盾同志那样把我的稿子完全否定。他一再说我的稿子‘有些地方写的很好’；还说，这是我处女作，很不错了，以后可以继续努力，还说；我的小说‘还是可以修改后发表的。’”（42）

“对他（曹禺）的心意，我是非常感激的，但我一开始就毅然接受了茅盾同志的意见，予以彻底改写。……我能够写成这本小说，茅盾同志固然花了不少辛劳，而同曹禺同志的经常帮助，同样是分不开的。”（43）

胡子婴的回忆提供了几条重要线索：第一，《滩》的写作虽然受到曹禺和茅盾两人的指导，但曹、茅二人对作品初稿的评价并不一致，胡子婴最终选择听从茅盾的意见；第二，通过胡子婴的转述，曹禺在写《桥》期间已经得知了茅盾对当下工业问题的某些看法。

《滩》主要讲述企业家萧鹤声在私人银行投资下开办“建成”炼钢厂，经过三年挣扎，最终失败不得不出卖工厂的故事。在回答“后方工业为什么失败”这一问题上，较之于《桥》社会学式的回答，《滩》有着清晰的政治批判指向。“建成”炼钢厂的失败处处指向战时国民政府的官僚系统，所谓的“外部环境”也被具化为环环相扣的部门腐败：炼钢原料困于昆明，运输部门趁机敲诈；粮食管理委员会与粮商勾结囤积，导致工厂面临断粮危机；统购统销政策下，机关向厂家索拿回扣成了家常便饭；战时工厂普遍的“虚盈实税”问题，则直指“财经两部”和立法院制定的“断送中国工业的法令”。（44）

陈恭敏与萧鹤声之间有关资本、人事和“中国工业环境”的辩论更在提醒读者，即便民族资本家有能力解决前两个问题，无处不在的险恶的政治之“滩”才是真正的“痛苦的事实”（45）。正如评论所言：被原料、粮食、赋税压垮的萧鹤声，本质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力量如何遏制得了到处泛滥的贪污的狂潮”的悲剧（46）。如果说《桥》中的沈蛰夫尚有“水中搭桥”的自救能力和决心，那么萧鹤声的失败则是彻底的——出卖“建成”，不仅意味着事业上的失败，更是意志上的重挫，“从不悲观，从不幻灭”的萧鹤声终于在绝望中感到“一阵空虚”（47）。至此，一个有关“没落腐败的政治如何摧残民族工业”（48）的主题呼之欲出，胡子婴在茅盾的指导下率先建构出此次工业危机的政治批判话语。

然而，这套话语本身并非严丝合缝，主要问题集中在人物塑造上。作者一方面强调外部环境对“建成”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暴露出领导者萧鹤声的性格问题，无论是贪恋美色以至于“连第一根雄伟的烟囱也早已从他的脑子里拔去了”（49）还是在重大决策时刻的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都使这个意欲落脚在社会悲剧的故事处处浮现出性格悲剧的暗影，导致评论者认为“一般的读者结果是同情更少于憎恨。”（50）这也是茅盾对《滩》的批评之处，尽管他肯定了《滩》对“中国的民族工业作了有力的控诉”，但也指出萧鹤声的人物形象“在民族工业家中所代表的特殊性实在比普通性为多些”（51），胡子婴毕竟是文坛新秀，于抗战结束之际出版的《滩》很快就淹没在胜利的欢呼中，其建构的批评话语回应寥寥。直到一个月后，茅盾的《清明前后》在山城轰动上演，大后方工业题材作品才真正得到文艺界的关注。

据媒体报道，曹禺在看完《清明前后》的演出后，曾作出评价：“话剧里面要有‘话’，《清明前后》才是真正的有‘话’。”（52）曹禺所捕捉到的话剧的“话”是什么？茅盾的“话”是否对其写作《桥》产生了影响？

众所周知，《清明前后》再度上演了官僚资本破坏民族工业的一幕。茅盾以发生在重庆金融系统的“黄金案”为切口，“揭示官僚资本及其爪牙的卑劣与无耻，民族资本家的挣扎与幻灭，以及安分守己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又如何变成了替罪羊，从而向读者展示出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战时首都的一幅缩影。”（53）

《清明前后》，茅盾著

在调动《子夜》艺术经验的同时，茅盾也调整和深化了《滩》的讨论：其一，人物塑造上，以民族资本家林永清彷徨动摇的悲苦形象取代了萧鹤声式的霸道疯狂。作者一面使林永清在犹疑中以孤注一掷的决心参与投机黄金，一面借其妻之口道出“更新”机器厂的种种不公遭遇及其对林永清的精神打击，两相对比之下，林永清的投机行为不仅获得了观众的同情和谅解，其最终失败的结局也深化了《滩》中“外部环境”对后方工业的破坏主题，一个彻底的社会悲剧由此诞生。

其二，如果说《滩》以政治批判话语回答了“后方工业为什么失败”的问题，那么《清明前后》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怎么办”的行动诉求。《滩》中萧鹤声因为不满新税则而决心到立法会抗议，而《清明前后》的陈克明则提醒观众，没有“联合的决心和行动作后盾”，“呼吁”不过是一幅“可怜相”，要“拿出主人翁的身份来，向那些公仆们算账！”（54）在最后一幕，陈克明几乎成了叙事者的传声筒，他指出林永清的弱点在于“太多了幻想”，（55）在林永清发出“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的感叹时，陈克明则成为革命的召唤者，喊出了更具煽动性的落幕词：“世界已经变了，中国再不变，可就完了！”（56）基于这两点的改进，曹禺所谓话剧的“话”被确立起来：一个关于国民党腐败统治摧残后方工业的暴露之“话”，更是号召各阶层联合反抗暴政的鼓动之“话”。

随后，《新华日报》的介入使《清明前后》所传达的“话”迅速被经典化。在1945年11月10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参会者指出“它不仅暴露了、控诉了，而且猛烈的抨击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和那些吃人的黑暗势力，更是明确的指出了如何才能求得生存的道路”，“对大后方的戏剧来说是，是一个新的方向。”（57）延安派遣到重庆传达《讲话》精神的何其芳两度撰文强调，《清明前后》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罪行录”，“在一个重要的关头，恰当其时地喊出了广大人民的呼声”，借由对王戎等反对意见的批驳，《清明前后》被推崇为其所传达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58）

时值抗战结束，民主呼声日炽，李健吾、夏丏尊、黄炎培等人也撰文表示对茅盾的支持，正如论者指出，《清明前后》引发的广泛讨论和其获得的诸多赞誉，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在重庆的传播，以及党的文艺统战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关系。”（59）无论如何，从《滩》到《清明前后》，一套经过茅盾调试、延安意识形态认可的有关大后方工业危机的文学话语业已建构。

在《清明前后》讨论进入尾声之际，1946年3月，曹禺和老舍受邀赴美讲学。一个月后，《桥》在上海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刊出。抗战甫一胜利，就自渝返沪的曹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重庆方面对于《清明前后》的讨论已经被纳入到宣传《讲话》的政治层面。对于后方激烈的政治站队，曹禺的态度也是犹疑的：一方面，他在赴美前找到茅盾，请教“到美国该怎么样说话”（60）；另一方面，临行接受采访时，又大谈中国今后的剧本“主要的应该配合建国的需要”，宣传“农业繁荣，工业化等”，直言“YVA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61）所谓YVA，即“资委会”主持修建三峡大坝的“萨凡奇计划”，在《清明前后》中多次出现的“萨凡奇计划”，分明是茅盾讽刺国民党劳民伤财的一大罪证。

《文艺复兴》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由此反观《桥》前两幕所呈现的样态：模糊的批判指向，悬置的“斗争”主题以及突然插入的“建设”话语，文本的混乱与脱节着实投射出曹禺在处理工业危机这一敏感题材时的两难心理。国共谈判破裂之际，《桥》也突然停止刊载，倒不是说这种两者有直接的联系，而是意味着，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必然给曹禺带来了压力，毕竟，《桥》的创作缘起与国民党方面的“资委会”、钱昌照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桥》对工业问题的社会学式的阐释和“水中搭桥”的自救出路显然偏离了延安认可的《清明前后》所竖立的政治批判范式。再之后，钱昌照辞职，与萧乾等人创办了“第三条路线”的《新路》杂志，翁文灏被列为战犯。对曹禺而言，无论出于和钱私人关系的破裂，还是对即将到来的意识形态风暴的警惕，都意味着他不可能再去完成那剩下的半部《桥》。

余论

随着《蜕变》获得国民政府中宣部、教育部、政治部的接连嘉奖和蒋介石本人的赞誉，曹禺在大后方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受到多方关注，成为国共两党积极争取的统战对象。在战时重庆，与两党高层皆有交往的曹禺在创作上一度避免涉入当下的现实题材，调整以《北京人》《家》《三人行》这样的家庭伦理剧和历史题材剧来寄托自己的艺术理想。

然而，1943年的工业危机及其催生出的《桥》不可避免地使其卷入当时意识形态的漩涡，1945年9月22日，也即《清明前后》上演的前四日，曹禺作为国统区文艺界代表受到前来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热情接见；1947年8月，曹禺又成为国民政府救济署的“特邀代表”，视察河南黄泛区的重建工作；至1948年，曹禺正式与好友钱昌照划清界限。这一连串的事件，勾勒出曹禺左右犹疑的彷徨。玄黄之际，此又岂曹禺一人为然。在这个意义上，《桥》所呈现的言说立场及其背后潜隐的意识形态博弈，对研究四十年代后期曹禺的思想转向与文学转型，自有其重要价值。

注释：

（1）(联邦德国)乌韦·克劳特，胡光、王明杰译：《戏剧家曹禺》，收入王兴平等编《曹禺研究专集》（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2）钱昌照（1899—1988），江苏张家港人，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历任国民政府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等职，抗战后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委会”作为抗战时期重工业建设的主管机构，致力于大后方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动员开发。1947年钱昌照辞去“资委会”的职务并创办《新路》杂志，后出国考察，1949年经香港到达北平，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3）（5）（8）（17）（60）田本相、刘一军编：《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149页、101—102页、101—102页、92页。

（4）如胡树和认为《桥》反映了“官僚资本摧残民营资本而民营资本中的有识之士对抗这种摧残”的主题（《曹禺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田本相也认同《桥》“揭露了官僚资本的罪恶，提出了一个民族工业的出路问题。”（《曹禺传》，第328页）

（6）据张骏祥回忆：“曹禺在重庆生活困难，就进了中电，也没搞什么事，光拿薪金，挂个名而已。写了《桥》，只写了一幕。为什么写《桥》，钱昌照和曹禺很熟，同我也很熟。钱昌照在资源委员会，就介绍曹禺到钢厂去调查，这样写出了《桥》。后来他们兴趣不合，就同钱昌照破裂了。正式破裂是在上海，钱昌照办了一个杂志《新路》，有萧乾，他要把‘第三种人’搞到一起，请所谓‘第三种人’签字。钱昌照说是曹禺自己签的字，曹禺说是钱昌照代他签的，弄不清楚。这大概是破裂的原因。……写《桥》写不下去，可能同钱昌照的破裂有些关系，钱昌照希望他写。”《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240—241页。

（7）《时与潮文艺·艺文情报》，第2卷第4期，1943年12月15日。

（9）此材料源自田本相在《曹禺传》中透露出的一段采访稿：“这次西北之行，我回来后虽然没有写出《李白与杜甫》；但是，这是我一生最伟大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我写得太少了”。据田本相注，这段百字左右的材料源自1982年5月26日的他和曹禺之间的访谈，而之后公开出版的《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并未收入此段话。实际上，“文革”期间曹禺就因与钱昌照之间的关系而遭到批判，即便在80年代初，每当言及“西北之行”这一敏感话题，曹禺态度始终是非常谨慎的。

（10）从兰州抵达西安后，曹禺接受记者王筠和李蕤的采访，交谈中，他表示到长安来，“是希望看看长安的风姿，寻些杜甫和李白的遗迹，因为他正在写一部《李白和杜甫》。”李蕤：《曹禺印象记》，《月刊》1946年第2卷第3期。

（11）田本相、阿鹰编著《曹禺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330页。

（12）王贺：《文学史的代价：论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其写作》，《南大戏剧论丛》2016年第1期。

（13）曹禺为了写作《三人行》，不仅准备了大量材料，还在专门在北碚复旦大学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五月的重庆已燠热难耐，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作者也感叹“火热的天，搞得累死我了。”《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127页。

（14）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油城玉门》第55辑，2001年版，第119页。

（16）（20）江苏张家港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纪念钱昌照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12页、第211页

（18）1940年代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就与“资委会”合作拍摄了《机械工业》《防空洞电厂》《电机制造》《长寿水利发电》等科教影片，见史兴庆《民国教育电影研究：以孙明经为个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19）《电影与播音·重庆通讯》第2卷第3期，1943年4月。

（21）渝客：《曹禺在西安》，《华中周报》1943年第1卷第4期

（22）重庆市档案馆等编：《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776页。

（23）《后方产业在困难中》，《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2日。

（24）翁文灏：《后方工业现状及其困难》（1943年12月17日），收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工业》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页。

（25）李学通：《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工业建设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

（26）蒋敦：《曹禺——中国第一流剧作家》《世界月刊》，1947年第1卷第11期。

（27）（28）（29）（30）（32）（35）《桥》，《文艺复兴》第1卷第3期，1943年4月，第317页、330页、329页、352页、352页、357页。

（33）巴金在《随想录·“毒草病”》中谈到曹禺的《桥》“第二幕闭幕前写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3页）田本相在访谈中也提到“《桥》给我印象很深的地方，是它的现代工业的气势。”（《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101—102页）

（34）《曹禺的〈桥〉装置不易》，《大光明》周报第13期，1946年5月28日

（36）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37）小林：《曹禺的“追”》，上海《时与文》第21期，1947年8月1日。

（38）胡子婴（1909-1982）：浙江上虞人，早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与茅盾结识。抗战爆发后前往重庆，参加妇女新生活运动和工会运动，任重庆夫子池合作金库办事处主任，从事工商界统战工作，建国后任商业部副部长等职。

（39）（51）茅盾：《读宋霖的小说〈滩〉》，重庆《大公报·文艺副刊》第82期，1945年9月16日。

（40）有关宋霖《滩》与茅盾《清明前后》之间的比照讨论，另见廖海杰《战时经济视域下的〈清明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41）（42）（43）（44）（45）（47）（49）宋霖《滩》，花城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第187—190页、189页、185—186页、95页、154页、162页、50页。

（46）（48）杨西濛：《滩》（书评），《文艺复兴》第3卷第2期，1947年4月，第254页。

（50）渥丹：《评宋霖底〈滩〉》，《文联》第1卷第6期，1946年4月。

（52）黎舫：《〈清明前后〉在重庆》，《周报》第10期，1945年11月10日。

（53）茅盾：《茅盾全集》第35卷，人民文学出版1988年版，第548页

（54）（55）（56）茅盾：《清明前后》，《茅盾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1985年出版，第144页、145页、146页。

（57）《〈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座谈会》，《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8日。

（58）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

（59）李永东：《移步换形的抗战书写与仓促换调的〈清明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61）《曹禺大谈戏剧》，上海《大光明》周报第2期，1946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