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敬新作《害喜》：生理课
“金害喜”肯定没上过生理课，莫说像她的四个弟弟那样勉强读到初中，就是像张桂梅校长那样将大山里的女娃娃带到课堂上的机会，她也没有。这个一天正规教育都没受过的女孩，更不能像三十年前的“香雪”们，成为变动的城乡中国的一个缩影。别的不说，“害喜”这个名字就决定了她的功能和命运，跟无数个招弟、引弟一样，成为爹妈生育梦想以及“重男轻女”的工具人。在这一点上，作家吴克敬从不遮遮掩掩，“凤栖镇”上的女性命运，终归逃不过传统的积习，尽管这个故事的背景仍旧模模糊糊地指向“新时期”之后。
我们倒也不必急着将这个“金害喜”的故事贴上时代标签，事实上，倘若将故事发生的空间比照贾平凹的“棣花古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就会发现吴克敬近年来透过多篇小说所营造的文学虚构空间“凤栖镇”潜藏着怎样的“原乡文学”特质。从地理空间而言，金害喜心仪的对象祁少男通过“升学”，一路从凤栖镇到扶风县城再到陈仓城，虚实之间的空间架构共同指向“古周原”这个作家自比为“故乡”和“天堂”的地方。吴克敬曾无数次在散文中提及这片土地，在现实中，“周原”不仅是作者的故乡，更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在《故乡与天堂》一文中，吴克敬援引《诗经》《周易》，考据“古周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尤其以“凤鸣岐山”的典故将这片土地的美好与希望比作浴火重生的凤凰。不过，更有现实意味的是《史记•周本纪》所载“后稷”的故事，陈全方在《周原的来历与我国最早的京城》一文中指出，后稷作为可推测的第一位男祖，其出生过程反映了上古“史实”：姜原无夫而生“弃”，这说明当时周人社会仍在母系阶段，但因野合而生娃感到不体面，又说明周人正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①。正是在这样的“周原”历史文化背景中，一个关于母性生殖的故事诞生了。
“金宝宝如果是祁少男就好了，但他不是，他就只是与她青梅竹马长在一起的姐弟，他们的血不亲，但他们人还是很亲很亲的呢！”嫁给弟弟的金害喜在结婚那一晚的心理过程，将小说中设定的“养女”身份置于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裂隙中，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所以规避了法律风险，养父母说服金害喜嫁给弟弟的理由也充分契合了乡村的某种“现实”，倘若不是“养女”，或许会是另一个关于“换亲”的故事。然而这种“合法”的“婚嫁”毫无疑问无法通过伦理的审视，尤其在养父养母发疯一般将四个弟弟都逼上害喜的床之后，故事开始于养父母对自身生育的渴求，也结束于他们对儿子们绵延子嗣的变态欲望。
这个关于女性悲剧一生的故事当然还有一条支线，如果说金害喜与祁少男的爱情暗合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启蒙、城乡中国以及性别叙事的诸多主题，那么祁少男与他当民办教师的父亲也便成为小说中的一个符号，象征着“知识”对于乡村女性的召唤与激荡。回望三十年前铁凝讲述的“香雪”的故事，火车、铅笔盒、手表、发卡、纱巾这些物的符号将都市对乡村文明的冲击以象征的方式凸显出来，这种很容易被解读为“城乡二元模式”的叙述更切近“新时期”的历史理性。程光炜在对《哦，香雪》的再认识中，谈及“铅笔盒”里的两个“1980年代”，认为“香雪”并不止于新启蒙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想象，在“很低的层次上”阅读“香雪”，也足以照见“当时农村之一角”②。倘若以这个视角切入《害喜》这个文本，也就能够解释害喜的“爱情”合理性问题。
在害喜的眼里，祁少男与满大街凤栖镇上的孩子有点不一样，别的小伙儿为了一块西瓜皮，会争、会抢、会夺，而他不会，有的时候，那块西瓜皮距离他最近，几乎是伸手可得的呢，可是别的孩子把手伸过来，他就会让他一分，使他捡拾到。看着祁少男的这一种姿态，害喜为他着急，着急的同时，又会为他而顿生别样的一种情愫，以为他与众不同，是位特立独行的同龄人。
祁少男所以特立独行，都在于他已进入到镇子上的小学读书了。
如果说祁少男的初登场显示出来的是不同于“街皮”式乡村孩子的文雅，恐怕不能完全呈现金害喜这个农村少女的所有心思，只有将“爱情”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一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命题才有了另一种呈现方式。显然，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探究这场爱情，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浮出水面：作家为何给祁少男如此仓促的结局？这段始于“知识召唤”的爱情尽管也经历了一场“激情”，却最终以祁少男客死异乡无疾而终。人们当然很容易将此解读为叙事的需要——正因此，害喜才走向了“乱伦”的悲剧，这篇小说才更具有“骇人”的阅读效果。不过，祁家父子无法摆脱的“符号”宿命，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凤栖镇”上这个关于知识与生育的故事，并非典型的“现代性叙事”。
从精神气质上而言，吴克敬无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倘若据此就将作者划分到“传统文人”的范畴，似乎也无法展现他对于原始生命力的追崇。在此前的中篇小说《拾脸》中，作家将“欲望”的真诚表达作为打破“道德”与“离经叛道”二元叙事的原始力量，作者更为在意的似乎是永恒的“真善美”，而非线性时间中的“进步”，即使后者常常作为当代文学的叙事背景，作者也倾向于人为打破这种阅读期待。正因此，祁民办和祁少男父子的“意外”死亡就很可能是作者有意设置的非典型情节。如此，金害喜也就不必经历“子君”和“涓生”的“伤逝”，也不必经历“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命运纠葛，尽管这些也能构成伟大的悲剧，但对作者和他笔下的凤栖镇而言，还远远不够。
让我们再回到“生育”这个主题，从《生死场》到“生子文”，这个时间跨度和文本比较的视角或许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却让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主题浮出水面：从萧红笔下的女性生育之痛，到当下网络文学中令人厌弃的“生子文”，女性的痛苦与伟大成为“母性”的一体两面，无论批判还是讴歌，都成为“女性”自我确证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的发展，对“母性”的理论阐释恰好呈现出某种“质疑”的历史，将“母性”与“女性”剥离，是现代女性主义者对男权社会“母性枷锁”的反驳。不过，吊诡的是当人们质疑“鼓吹母性奉献”是迫使女性停留在“私领域”③，《害喜》的故事却和盘托出了一个关于传统生育观的事实，“害喜”（生育）成了家族的公共事务，甚至担负着一个村庄乃至一个民族延续的使命。然而无论这种共与私的相对论多大程度上显示出“凤栖镇”在男性作家笔下的原始生命力，一个不争的事实都摆在眼前。正如小说标题显示的那样，“害喜”一词在这里被泛化，当作“怀孕”或“生育”的代名词，然而探究这个词的本意，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一转喻的真实含义。
“害喜”在《当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动词，指因怀孕而恶心、呕吐、食欲异常。”倘若进一步探讨生理原因，这个过程指的是女性怀孕之后，胎盘激素影响胃酸分泌，从而降低了消化酶的活性，减少了胃肠蠕动，这势必会影响孕期食欲和消化④。金害喜从没上过生理课，但她仅凭“女孩子的天性”，就知道自己“把祁少男的娃娃怀上了”，不仅如此，在反复的煎熬之后，她选择向心上人隐瞒这一事实，并“自作主张”做了人工流产。如同祁少男之死的困惑，阅读至此，读者不得不再次揣度人物动机和作者意图。前述“古周原”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过程或许能够宏观地说明害喜的处境，女性身体的自我感觉则更为细致地将一个鲜活的形象勾勒出来。如果说养父母对生育的执着是源自古老的集体无意识，是无需辩驳的使命，害喜的“害喜”则更近似于女性的自我叙述，在理智与情感的夹缝中，一则以忧一则以喜，这显然是关于爱情的道德叙事。
然而，让我们回到初中生理卫生课上，除了认识女性生理特征、了解两性关系之外，“生理课”更为重要的两个使命是教导女性自我保护以及树立女性的自信。没上过生理课的金害喜显然缺失了重要的环节，身心俱全的自我认知在这个故事里只能被命运压制，除了寄托亡灵，就只能在一个文学的世界里得到解脱。最终，顺着命运的轨迹，在迫使害喜嫁给大弟金宝宝却未能生育之后，养父母更为残忍地让其余三个弟弟也爬上她的床，在这场大荒唐、大毁灭之后，害喜在一个大雪天躺在了祁少男的坟边，让大雪覆盖住她的身体，也覆盖住这片土地，终于“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或许还能做一场化蝶梦。
最后我们才能稍微说一说养父母一家，他们在这个故事中也几乎是符号一般的存在，在害喜完成使命之后，以姐姐身份规训害喜，这既是女性悲剧的呈现，同时又埋下了一点温情。无论是将幼年的害喜推出养母的怀抱，还是对成年害喜进行婚育剥削，在这个毫无血缘的家庭里，父母之爱近乎绝迹。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几个弟弟守住了底线，除了与害喜结婚的大弟，另外三个弟弟在被父母强迫爬床时，表现出生而为人最根本的善意：
没动姐姐害喜一指头的金阳阳、金亮亮，却没像二哥金贝贝那么，傻傻地一句话不说，陪姐姐睡了一晚上，他俩给姐姐说话了。
金阳阳说，都是老人的馊主意。
金亮亮说，真不明白老人是咋想的。
金阳阳说，乡下人娶不起媳妇就娶不起吧，没有媳妇就不活人了！
金亮亮说，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对不起姐姐你呀！
幸好如此，本应如此。作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不温不火的情感态度，正像是一位时间老人，任岁月的长河如何涤荡脚下的土地，孜孜不倦地寻求变动中的永恒，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周原”的“原乡情结”也正是对害喜“母体”的同情与赞美。在害喜身上，生育是个人命运的悲与喜、爱与欲的载体，而“古周原”这片土地也如害喜的母体一般，将痛苦与希望、蛮荒与文明交缠在一起，以时间之名呼唤永恒的真善美。
注释：
①陈全方：《周原的来历与我国最早的京城》，《文博》1991年第4期。
②程光炜：《香雪们的“1980年代”——从小说〈哦，香雪〉和文学批评中折射的当时农村之一角》，《上海文学》2011年第2期。
③黄丝雨：《对母性的质疑——试析萧红〈生死场〉中生育场面的描写》，《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④苏玉萍：《当准妈妈遭遇严重害喜》，《婚育与健康》2010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