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闳批评札记

真正的批评家倒并不在意自己声音的高低，而是关注自己言论的价值。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无论其为批评家还是诗人或者小说家，都是这样。（《批评家肖像》）

一个成功的批评家，并不在于说出了多少惊人之语，更不在于是否有人记住了他的名字，相反，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当人们以他的眼光在观看作品的时候，还误以为是以自己的眼光在看。批评家因为放弃而获永生。（《批评的信条》）

拙劣的批评与拙劣的创作是那样地相似；杰出的批评与杰出的创作则内在地相通。创作是对生活世界的发现，批评则是对文本世界的发现。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探究同一个事物。（《文学批评：傲慢与偏见》）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们也许无法改变我们的生存处境，但我们至少能够改造我们的语言。然而，对于一个理论写作者来说，甚至连语言也无力改造。但我们至少还能够，并且也有义务去考察一番我们的母语言说（特别是文学性言说）的问题史。（《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就美学方面而言，需要拯救的不是诗，而是我们自己的趣味亟待诗来拯救。（《诗歌为何暗淡无光？》）

缺乏道德承诺的美学，是一种“不及物”的和苍白无力的美学；缺乏美学前提的道德承诺，则有可能被权力所征用，而转向人性的反面。在“介入”行动中，道德与美学才有可能真正被统一起来。（《介入的诗歌》）

批评写作努力营造一个敞开、透明的话语空间，引导“意义”自由地呼吸，这是对话语的压抑与禁忌的释放和解除。因此，话语的“意识形态诗学批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关于文本的“解放理论”。（《意识形态诗学批评》）

建立在“意识形态诗学”基础之上的批评写作包含了一个新的美学理想：创造一种新的感性生命的可能。通过改变批评主体与对象文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的精神活动和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的批评写作拒绝生硬粗暴的道德审判，努力与对象文本之间建立一种意义“对流”过程。它充分地实现精神“对话”的理想，或者说是在建立一种理想的“交谈伦理学”。所以，它也是一种更加民主化和更加自由的公共交往方式的体现，进而，也有可能是一种更加自由的生存方式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写作就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批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可能是一种“写作的政治学”。（《意识形态诗学批评》）

独立叙事中蕴含着一个全新的话语理想，那就是创造出一种新的感性生命，通过改变叙事（批评、阐释）主体与对象文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的精神活动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书写全新的可能性空间。原创是民间最具价值的传统，只有把原创视为叙事者的生命，才能有效地维系民间主权，并保持民间的伟大活力。就批评而言，它必须依靠敏锐的判断力、精确深刻的分析和独特的文体风格而闪烁光芒。（《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书》）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批评家张闳印象

陈润华

医生和文学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时代氛围中的一个很独特的关系。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缪斯”开了一个大医院，理所当然许多做过医生的人都有文学天赋。但这个假设只是一个开端，它只是一个了解人的窗口。张闳从前在江西乡间当医生，这段经历，在我们以后的从事文学的人们看来，就和一个人当过行吟诗人一样神秘。他这一代人的经历总体上是要有诗意得多，当然这是回忆时方能发现的人的一个精神酵素。在文章中充满才气和灵气，为人有古典情怀，开朗、有亲和力、能够体谅和理解他人，值得多年接触和了解，这些就成为敬重的东西。

张闳的早年经历对他认识世界的角度、方法和为人都有影响，在一代人身上，相同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或者换句话说，这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不同的是，有的人保留了矿渣，有的人保留了金属。这和我们的创物主不一样，也和我们人世间的主人不一样。我们的创物主两者都保留，我们人世间的管理者们则什么也不要（至少我是看不到的）。

观点都是其次的，因为我们的感受都很接近，倒是他说话的方式——据我所知，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现当代文学，很受学生欢迎，一方面是他的趣味和博学，一方面是他的幽默和达观——那种在话语中举重若轻、幽默风趣、没有所谓的“师长气度”，把在座的学生都当作成年人的说话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许多所谓“学术名流”总喜欢把自己变成“真理批发部主任”的做法完全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相逢有时就像命运玩的游戏，你还没料到将要发生什么，就已经发生。等多年以后你回过头去看看，回忆些开头的迹象，哪里找得到？只好把它归于古人说的“人以群分，臭味相投”。我和张闳的认识在这样一些再也找不到迹象的开始后，逐渐成为半师半友的关系。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基本素养（看得懂文本）在我们的这个浮肿的时代已经不重要了，这可以从我们许多的大学中文教授身上看出来。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我和张闳的第一次见面的话题就是这个，当时在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沙龙上，我们举了许多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由于身边这些教授的条件，其结果是这种观点还是战胜了我们。我们共同的观点是这些文学研究者将文学流放出了文学的领地。

古人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说法，如果不是指它的故事本身，我想用它来形容张闳的文学批评。张闳虽然也栖身于学院，但其个人气质和写作风格，却与整个学院派学者和批评家格格不入。这样说不仅要冒犯许多以文学批评为生的人，还要冒犯一些文学爱好者，他们会以为这态势——一个文学批评者的心理健康——有害于神圣的文学，而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在救护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珍贵的精神成果，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批评才力和风格。

张闳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的批评诗学的构建，批评文章的外在形式如类别、语言、结构、诗律等较早就成为他的文章中浑然一体的东西。对形式的驾轻就熟为以后的文化和精神属性的挖掘作了比较有效的铺垫，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张闳运用他的博学和趣味的台阶。他的诗学眼光往往让人信服而倾倒，在早期的有关鲁迅的评论文章里，张闳从多种接受的角度与解释的途径，运用文化属性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对鲁迅的《野草》进行了非常有趣的解读。他的有关鲁迅《野草》诗学的建构，对后来他的批评风格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他以后的文章中，看到这两种批评要素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发挥，他的批评方式以此为基础，在寓言和隐语中准确地抵达，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使他明白批评必须永远地创新。他的批评，包括小说批评、诗歌批评和文化批评，使用一种婉转的方式道出对人生和世界的切身感受，这使他的批评文字有时就是写作，他在骨子里是一个诗人，是一个诗意和诗性的人。

他的批评文章我认为主要有两类，一类就是对现当代文学比较完备而准确的了解和解读，在这方面他是颇有造诣的。他对现代小说和诗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派了如指掌，对另一些不能简单归于某一个派别的作家也很稔熟，对莫言、马原、残雪、余华、格非等的解读都很独到。与此相应的是，他和许多现当代文学批评家不关心诗也读不懂诗相反，他对各种诗派和诗人的了解一点也不逊色于对小说的了解。他对现当代小说的稔熟，以及对诗的判断力的准确都来源于他对文学的高水准的鉴赏和敏锐的洞察。“文学以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改造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帮助我们有效地抵御单调、空虚和狂暴的现实对我们灵魂的伤害。”他在面对文本、面对故事时能够以相当独特的角度进入文本。这一部分作品在他的文章中有相当的分量。

一种好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是有益的，而僵化的文学批评只是努力将文学扼杀掉。在他的书《内部的风景》中，张闳以他特有的方式，以很有趣的语言，说从事文学批评就和环卫工人一样，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过多的文学垃圾，一个批评家要有相当强的忍耐力，还提出了批评家以放弃自己的观点为永生之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们这个年月侏儒化批评（把别人都当成未成年人或智力有问题）的反驳，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学上已经失去很多可贵的东西。这种批评家的常识和诚实，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

另一类文章就是他对当下的文化现象的批评文字，他的文化批评在商业文明的弄堂里，常常能一针见血，同时又充满寓意和通达的分析效果。这一方面体现了他的日常语言中幽默风趣的转用，另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对当下的关注。在一个乏味的时代中，它带来趣味和智慧，他的关注是基于特定的人文和现实情怀的。现实的囚禁破坏了人的智力生活，灾难毁掉了三代甚至四代人的智慧，现在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增长。我们在某些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但对世界的日常生活缺乏重视和忠实。张闳的文化批判让我们面对一个经常吹捧我们的现实，露出它的事实上欲摧毁我们的面容。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或从事文学是一种不幸运的人常用的方法，但也正如张闳所说的，它有时也是一种安慰。

（陈润华，时任职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