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84年前，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亚瑟·毕森亲赴延安，在自己的笔记上这样写道。

如今这段尘封84年的笔记，集合文字记录及大量照片，汇成《1937，延安对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是这些笔记首次在中国出版中文单行本。

《1937，延安对话》作者毕森的笔记

七七事变前夕，毕森与美国同行悄悄赴延安

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

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毕森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两个笔记本上。

除了文字记录，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

毕森一行从延安返回之后仅5天，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之后不久，毕森回到美国。这期间虽然历经磨难，但是毕森始终严密而谨慎地保护这些珍贵的笔记。直到197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这本珍贵的笔记的英文版。

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也是本书的中文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的《延安笔记》一事，引起编辑的注意。编辑开始寻求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渠道和方式，按图索骥，最终寻找到这本从未在国内出版的珍贵史料。

责编“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

从2019年起，无论是中国出版集团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将这本最初译作《延安笔记》的图书，作为每年出版选题的重中之重。从领导到编辑，从版权部门到设计部门，都全力投入推动本书的出版。

在各方协助、推动下，人文社从动议引进《延安笔记》中文版至今，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终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研究中心取得联系，购买到最终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的中国大陆出版权。

为了确保《1937，延安对话》一书的严谨性，人文社不仅多次对稿件进行校对、加注以及联系译者对细节进行修改，还将书稿送给有关专家审定了党史事实。著名党史专家、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对书稿进行审读后，在提出了相关意见的同时，也高度肯定了本书，并在序言中提出：“它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这本书，是我从事编辑工作20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当代》杂志主编、本书责任编辑孔令燕介绍说，自己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真正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人文社社长臧永清看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出版这样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珍贵文本，“既是向建党百年献礼，也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优良出版传统的延续”。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将该书称为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延安对话》是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珍贵的礼物，这是一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

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

对于《1937，延安对话》一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专家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梦想，是从建党就开始的，“从这一点上，本书有它的特殊价值”。

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表示：“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卓越不凡的领袖气质和前瞻性、判断力，‘我们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这种力量，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对此，这本书讲得非常清楚、明了。”

在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看来，“这本书对当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很好的参考读物，同时对于研究党史、新中国史都有很珍贵的文献价值。”

“延安精神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说，当时吃、穿、住都很困难，但是在这个队伍里面体现的却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感染人的、民主团结的、有希望的精神状态，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状态恰恰是在极其贫困的基础上，在斗争极其复杂残酷的环境下产生的。

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李一昕表示，这本书的内容、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作者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便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中国必将是属于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未来的主宰。

作家王树增说，《1937，延安对话》以翔实的纪实样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在我们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人文社能够把这本书出来，我觉得在出版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刻度，甚至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评论家施战军认为，该书以外国人的视角记录讲述中国革命故事，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