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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对话川妮:文学可以救赎和安放我们的心灵
来源:新华书目报 | 王波 川妮  2021年07月02日08:45

原标题:文学可以救赎和安放我们的心灵

——评论家王波与作家川妮关于文学的对话

 

“写作之前,漫长的阅读修正了我跟文学的关系,我的心灵因为文学而变得充盈美好,我的精神因为文学变得强健有力,我已经能够扛得住外界和内部的打击。我发现,文学有没有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能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文学可以救赎和安放我们的心灵。”作家川妮说。

川妮

王波:谈谈您的女性视觉写作和爱情观。

川妮:我曾经应《作家通讯》的邀约写过一篇梳理自己创作历程的文章《成为母亲,是我写作态度的分水岭》。 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到了成为母亲对我创作的影响。成为母亲,是我生命里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我女性意识觉醒和成长的起点。 15岁当兵之后, 我的生命和青春被赋予了重大的使命和意义,我的日常生活全天候被嘹亮的歌声、整齐的队列、冲锋的号角、燃烧的激情、伟大的理想等闪耀着太阳般光芒的词汇照亮。在部队的集体生活中,我的女性意识并没有多少机会觉醒和成长。但是,成为母亲在家抚育孩子的两年里,我接触到了很多跟我一样成为了母亲的女人,抚育孩子的琐碎事务,让我对女性的处境变得敏感起来。

记得我孩子一岁多的时候, 小区里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从20层楼跳了下来。那天下午,我照样带着孩子在小区晒太阳,那栋楼的楼下停着警车, 能远远看见一个保安拿着水管在冲洗地上的血迹。我很久不敢抬头往楼上看,好像抬头就会看见一个纵身而下的绝望女人。花园里带孩子的爷爷奶奶们情绪比较激动,他们大声交谈,义愤地批判那个跳楼的女人,导致她跳楼的产后抑郁症也让他们无法理解。那些奶奶的声调更高,曾经生育而没有抑郁,似乎让她们获得了道德优越感。而跟我一样带着孩子晒太阳的妈妈们都很沉默,我们默默地带着孩子转移到离爷爷奶奶们远一些的地方。 我们没有交流,甚至没有对视。 因为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 时间过得很慢,我在一群沉默的母亲中间感觉格外孤独也格外清醒。 我突然认识到,当母亲被主流话语用伟大的牺牲者命名,当无数男性用抒情优美的词语歌颂他们的母亲,身为母亲的我们却无法言说内心的感受,当然,我们的绝望不能被他们理解。正是那时,我成为了坚定的女性主义者。我要用女性的视觉讲述女性的故事,尽我微弱的努力,让女性的处境被看见,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让女性的疼痛被感知。

那以后,我写下了《你为谁辩护》《朋友史》《情人史》《谁是谁的软肋》《我不是天鹅》等作品。《哪一种爱不疼》发表后,很多年轻的妈妈在我的博客给我留言,倾诉她们成为全职母亲之后的种种绝望和疲惫。她们说,谢谢你,你把抚育孩子的感觉写得太真实了。 读你的小说,缓解了我们的焦虑。还有年轻的妈妈说,她们把小说推荐给孩子的爸爸看了,孩子的爸爸现在对她们的关怀更多了一些,也更体谅她们了。2016年《哪一种爱不疼》被泰国公主诗琳通翻译成泰语在泰国出版,我去泰国参加了首发式,并与泰国学术界和读者进行了交流,参加交流活动的泰国女大学生、 出版社的年轻女编辑,还有一些女性读者告诉我,她们的妈妈非常喜欢《哪一种爱不疼》,她们的妈妈看书的时候哭了并让她们见到我时一定要感谢我。这些来自读者的反馈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唯美的爱情主义者。实际上,唯美爱情太脆弱了,在不完美的现实中根本不能成活。现实中的爱情可能不会那么唯美,但更结实,更能扛得住疾病、贫穷、衰老、失败甚至富贵的考验。 好的爱情,不一定唯美,但要对人性的不完美具有包容性。爱情也好,婚姻也罢,本质都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生而孤独又害怕孤独的人类,渴望建立亲密关系的欲望与生俱来,而通向亲密关系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爱,比唯美爱情更深厚更广阔更丰饶更有力量的人间之爱。

王波: 说说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您理想中的文学追求。

川妮: 对文学的理解和把握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增长、处境的不同、认知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 在我很年轻还没有开始写作的时候,作家一夜成名的故事经常发生,差不多隔几天就有一颗光芒四射的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作家就像当下的网红、明星一样受到文学青年的追捧。身处那个被称为文学年代的火热现场, 成为文学青年既是一种时代认同也是一种自我肯定的需要。还没有写出一个字的时候,我曾把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抄在日记本扉页上。把伟大作家的名言抄在日记本扉页上是一个仪式,我用这个仪式完成了文学青年的自我认证和内心表白。年轻人的无知热血和荷尔蒙混合喷张,很容易有限放大文学的功能,更容易无限放大自己的能力。那个时候,我对文学的理解非常肤浅和功利, 现在想起来还会脸红,好在,保持这种肤浅认知的时间很短,我也从未跟人谈起。

确定了要走文学道路之后,我并没有急于写作,因为我坚信,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站得高。我对经典的阅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面对浩如烟海的经典作家和作品,一时间无从下手,好在从小养成的理科思维,让我选择了先确立坐标系然后逐步晋级的模式,老实按照世界文学史的进程,从古希腊读起,一鼓作气读到后现代作家的作品, 每一个文学阶段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都努力去读。中国文学读起来要轻松一些,主要阅读《红楼梦》和“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作品。 通过阅读,我知道自己穷其一生也无法站到前辈大师的肩膀上,倾尽全力顶多能够在山脚下仰望站在文学珠峰上的大师们的身影。我沉湎在阅读中不能自拔,甚至觉得,当不当一个作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王波:说说您童年视觉的初期写作。

川妮:我写的一些小说,好像不自觉会选择一个不成熟青年人的视觉,透过这些人的视觉, 看到的成人世界是一个复杂得难以理解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比如《晚餐》里的富二代我和官二代甲女,《杰西卡,回家吃饭吧》里的官二代“我”和富二代女孩杰西卡,《我和拉萨有个约会》里的“追梦人”,《我不是你的哪根手指》 里的女孩媛媛。青年其实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我小说中的这些不成熟的青年,在心智上保存了童年的单纯任性和无助,

刻意和成年人的世界拉开了距离,他们面对复杂的成人世界,既有迷茫和不解,也有抗拒和批判。这种不成熟青年的视觉,应该算是一种“类童年”视觉。这种视觉的获取,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15岁当兵之后,再没有人把我当成未成年人。穿着军装走出军营,街上的同龄人甚至比我们大的人都会叫我们阿姨。15 岁的女孩被人叫阿姨,有一种无所适从的不自在,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会脸红,想要辩解。这种角色变化,突然缩短了成长期,来不及经历青春期的叛逆, 就一下子成了被要求担负使命的成熟青年。但是实际上,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是在别人面前装出能够担负使命的成熟青年的样子,面对自己的时候,我的内心一直是个不成熟青年。

王波: 谈谈您最喜爱的作家及对您的影响。

川妮:我喜爱过很多作家,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喜欢不同的作家。 大量阅读经典作家和作品的那些年,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我都喜欢过,有些作家一直喜欢到现在。托尔斯泰、略萨、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契科夫、托马斯•曼、罗曼•罗兰、雨果、简•奥斯汀、巴尔扎克、奥尼尔、菲茨杰拉德、福楼拜、狄更斯、波伏娃……名单很长,因为确实有很多作家是我一直喜欢的。我反复阅读他们的作品, 是因为从他们的作品里获得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在阅读的时候恍然大悟,这么多的生命困境、时代困境、情感困境、命运困境、道德困境、法律困境、经济困境、 女性困境……前辈大师们早已发现并尝试过无数种突围救赎的办法了。 要说影响,一定是潜移默化化入我生命里的东西在发挥影响,这怎么能说得清呀!

对我的影响,第一个是鲁迅,鲁迅对我的影响从青年时代一直持续到今天。 鲁迅是学不了的,鲁迅的每一篇小说,在小说世界里,都具有地标性的意义。读鲁迅,是了解和发现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路径,只有读懂鲁迅, 才能解码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独特心灵。 还有就是昆德拉和福楼拜。我在为我的小说《被背叛的遗嘱》写的创作谈里谈到过这个话题,在名为《致敬昆德拉》的文章里,我说,昆德拉是对我的写作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 尽管很多朋友觉得从我的小说文本上看不出昆德拉的影响。昆德拉对我的影响不是小说技术层面的东西,他更多地影响了我看待生活的方式,即,如何以一个小说家的眼光看待生活。 昆德拉对小说艺术反抒情性的强调, 让我一直对抒情充满警惕。他的关于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小说的道德的著名观点,对我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昆德拉那本薄薄的《小说的艺术》一直是我的床头书。搞评论的朋友说,你的小说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时候居多,你在小说中建构日常生活场景的耐心,看得出来受了福楼拜的影响。 没错,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我几乎每年冬天都要拿出来重读一遍,它是一本近乎完美的小说教科书。

某个冬天,我途经北京停留了两天,其中有一天泡在首都图书馆读完了整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从图书馆出来是下午五点,天空中的最后一抹晚霞是金红色的,有一个瞬间,我恍惚以为站在布拉格街头,对面挂在玻璃外墙擦窗户的男人是失去医生职业的托马斯,再定睛看去,玻璃外墙除了一抹夕阳的反光并没有擦窗户的人。 那种经历太奇妙了,就像一个虚构的场景。

王波:说说您的家乡对你的影响。

川妮: 我的家乡是诞生苏东坡和郭沫若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美。但我学生时代是一个理科生,热爱数学物理,对文学没有兴趣, 家乡的山水文脉对我没有太多影响。我崇拜的偶像是华罗庚、 陈景润、爱因斯坦,我的语文成绩很差,作文从来没有被当成过范文。如果没有当兵,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理工女。 理工女的特质让我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都不敏感。要说家乡对我最大的影响,我想应该是茶,除了著名的竹叶青,那些没有名头的炒青也都是极好的绿茶,我很小就开始喝茶。我的每一天都是被茶唤醒的, 我经常自嘲已经“茶中毒”了。我对烟与酒从来无感,也不喝任何含糖饮料。茶的味道和水的味道,我喝一口就能分出高下, 细微的差别都逃不过我的舌尖。可以说,是喝茶为我保持了感觉的细腻和敏锐。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这份细腻敏锐就成了我最珍贵的财富。

王波:说说您对文学心灵家乡的理解和建设。

川妮:每个人除了有一个现实中的家乡,其实还有一个心灵的家乡,这两个家乡都很重要。生活在当下的现实中,建设一个心灵家乡来安放我们的心灵已经非常迫切,但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当下的现实是,“成功” 已经变成了一个最蛊惑人心的词汇,专门教人如何成功已然成为一门叫做成功学的显学, 成功人士的生活被浓墨重彩地渲染,成为全社会的欲望目标。成功学大师鼓吹: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收入百万”,那么你就是不成功。 现实里生活中,“成功”越来越霸道,“非成功”的价值观空间越来越小。在这样的语境下,失败、挫折,前所未有地不被容忍;平凡、普通,前所未有地遭到鄙视。物质的成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安放精神和心灵的空间,信息爆炸也不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智慧。这是当下现实中,焦虑无处不在,也是焦虑指数日益升高的根本原因。那些一心奔着物质成功而去,从来没有关心过精神生活的人,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单向度的封闭空间里,精神贫瘠、灵魂干瘪。他们不管在物质上如何成功,都没有能力建构心灵的故乡。 这正是文学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文学艺术是参与我们心灵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相比物质成功的快速兑现,心灵建设是一个看不到现实成果的缓慢过程,这需要社会的共识,教育的支持,更需要个人耐心持久的努力。我转发了作家张楚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文章引用了奥地利思想家贝塔朗菲阐述艺术、诗、历史等人文现象时曾经说的一段话,我深以为然。贝塔朗菲说:“它们不是短期的有用的价值,而是自身的目标……当人这种可伶的生物带着动物的本能,在数千种压力之下, 在复杂的社会中疲于奔命时—能超越动物的也仅仅是这一无用性,这构成了人类的本质……”只有努力建设心灵的家乡,才能对抗功利社会和消费社会对人的简化。

王波:您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

川妮:我走上文学道路,很大程度是因为15 岁当兵的选择。那时候我在峨眉山下的一个陆军疗养院,疗养院里有的政治处干事为图书馆购买了大量的文学经典著作,我书架上至今保留着从那个图书馆借出来舍不得归还的奥尼尔戏剧集《天边外》。我几乎读完了那个图书馆的藏书。当时,我把钱都用来买了图书馆找不到的书,新华书店里的老店员都认识我了,书店到了我需要的新书,那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会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莎士比亚全集》书店只配了两套,到的那天才周一,他怕我周日去了已经卖掉,周一下班专门骑车给我送到了疗养院。这是我买书遇到的温暖故事。

读了几年书,做了几年文学青年,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写作, 因为觉得当不当作家并不要紧。 要不是有了那个触动我写作的事件, 我说不定就一直安心当一个作家眼里的理想阅读者了。

疗养院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走在院子里, 经常会碰见年轻的士兵搀扶着或者用轮椅推着某个颤颤巍巍的老人。 某个春天的午后,紫藤花开得异常繁茂,我在离紫藤架不远的地方遇到了一个推着轮椅的士兵,他把轮椅停在一棵巨大的香樟树下,问我知不知道轮椅上的老人是谁,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老人是多么有名的战斗英雄,眼神发亮地给我讲老人的英雄事迹。轮椅上的老人双腿萎缩,皮肉松弛,茫然的眼神已经没有任何锋利之感。 我没有告诉士兵我很熟悉老人的故事,我年轻的热血曾经因此沸腾过。士兵推着老人慢慢走远了,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曾经功勋卓著的老人困在轮椅上任人摆布的形象,犹如一个神秘的启示,开启了我对生命局限的感知力。

感知到局限,是我精神世界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迟早有一天都会跟我一样, 因为某种经历或某件事情而感知到生命的局限,并因此陷入某种精神危机。这次的危机和恐惧,靠拼命阅读也无法破解。 拼命阅读犹如探险一般,往生命的秘境里越走越深, 越走越恐惧。我突然读懂了以前不懂的很多故事,古代帝王对炼丹术的迷恋; 乡村女子包法利夫人的折腾; 昆德拉笔下的贝蒂娜想借助攀援名人, 使自己成为名人世界的一部分以获得死后的不朽……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生发点,那就是局限—生活空间的局限和生命长度的局限。

原来局限才是生命的残酷真相, 我们内心的恐惧、精神的种种病症,皆由局限生发而来。对局限的探索和认知,差一点就要摧毁我。 被摧毁的危险终于唤醒了我的求生本能,凭着强大的求生本能,我抓住了文字这根救命稻草。我像一个熟读兵书的士兵一样要求自己知己知彼,既要认清敌人,又要找到对抗敌人的最优武器。我的敌人是局限,对抗局限的最佳武器是虚构,因为虚构具有无限性。所以,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是写小说。我一直在写小说,我要用小说的虚构对抗生命的局限。尽管我知道,这种对抗的努力, 就像西西弗往山顶推石头一样徒劳。我还是会继续写,至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手里握着虚构的武器,可以暂时忘记恐惧。

写了几篇小说,我就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学,毕业后,到成都军区话剧团做了编剧。那时候剧团已经不怎么排演话剧了,我写了一些小品,参与了一部大型话剧的创作,独立完成了一部小剧场话剧剧本《回到拉萨》——尽管全军研讨剧本的时候,被德高望重的胡可老先生称赞为半部杰作,最后还是没有排练上演,我根据剧本故事创作的小说《我和拉萨有个约会》发表后,倒是被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几家刊物转载了,还入选了2004年的优秀中篇小说年度选本。不得不说,话剧创作锻炼了我写故事和塑造人物的能力。回首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我实在写得不多。

王波:说说你正在进行的创作。

川妮:去年以来,因为疫情的影响,写作时间被很多杂事挤压,我的几个小说都进展缓慢。每次去菜市场买菜都有几个不会手机支付的老人哆哆嗦嗦掏钱,等着找零,排在后面的人极不耐烦。当信息以越来

越快的速度传播和转化,智能生活对传统生活的取代面越来越广泛, 一部分老年人却被关在信息时代的大门外,提供各种便捷服务的操作系统被他们视为畏途。在信息社会,老年人最容易沦为“没有价值的群体”。这几个正在创作的小说中,差不多是都是关于老年人困境的。 信息时代不仅颠覆了传统社会的学习和生活模式,也颠覆了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面对这一弱势群体,我觉得写这些作品很有意义。

作者简介:

王波,1963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作家、剧作家、文学艺术评论家。在《文艺报》《中国青年作家报》《戏剧文学》《安徽文学》《芳草》《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小说、文评、剧本二百多万字,系《新华书目报》《世界文化》等报刊专栏作家。

剧本《玉碎香消》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长篇小说《努尔哈赤后宫秘史》入围首届浩然文学奖。

 

川妮,本名刘春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海淀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居北京。 1995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12年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结业,曾在部队话剧团任编剧。

出版并发表长篇小说《时尚动物》《婚姻几何》,出版中篇小说集《谁是谁的软肋》《我们如何变得陌生》等。中篇小说《谁是谁的软肋》获首届《小说选刊》年度大奖,中篇小说《哪一种爱不疼》被泰国公主诗琳通翻译成泰文在泰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