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霄明:尘封往事
来源:文艺报 | 李霄明  2021年07月02日08:30

舒群

《没有祖国的孩子》

《没有祖国的孩子》,取材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个朝鲜小孩子在哈尔滨生活的故事。作品是父亲1934年构思于青岛,同年在青岛被关押期间完成的初稿,1935年,在上海最终定稿。1936年作品发表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期刊上。这篇作品的发表,在当时上海的读者中影响巨大,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扬在1936年《光明》杂志第一卷第2号《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对《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时代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最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朴素的风格,描写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为我们所遗忘了的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挣扎,而得到成功的新鲜效果,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期待。”周立波也在《1936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丰饶的一年间》中,对《没有祖国的孩子》给予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赞许和肯定。“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在艺术成就上和反映时代深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标准。”“左联”杂志《光明》把《没有祖国的孩子》称为“国防文学”佳作。后来,这篇作品被文艺理论界和批评界誉为“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品并被翻译成俄、日、朝、英等多种外文文本。

《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作品,从构思到完稿再到发表,历经了曲折艰辛和戏剧性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会偶尔给我讲他年轻时的一些人和事,也包括《没有祖国的孩子》的鲜为人知的创作背景。

1932年,父亲离开了他在“九一八”之后参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到哈尔滨后,经过他的小学同学、中共党员陈仕卿的介绍参加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的工作。同年9月入党,任中国情报组洮南情报站站长,并以哈尔滨《五月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情报传递工作。1932年11月的一天,父亲在秋林大街巧遇失去联系多日的哈尔滨东北船商学校的同学傅天飞。他们彼此都知道各自的身份,所以傅天飞把父亲拉到街边的一家小饭馆,刚刚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告诉父亲,他这段时间随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地区发展抗日武装队伍去了。他自豪地告诉父亲,他现在已经是磐石游击队中的一名领导人了,这次回哈尔滨是另有任务。因他与父亲都喜爱文学,又想把磐石游击队发生的那些惊天动地的感人的战争故事与父亲分享,才找到父亲讲述这段对他而言是不能忘记的记忆。这次在哈尔滨短暂的相见,也是他们不曾想到的永别。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带领延安文艺工作队从延安回到离别了11年的东北,才听到傅天飞已经在几年前就牺牲了的消息。

那天傅天飞用了一天的时间,给父亲详细讲述了他们是怎样创建磐石游击队的,以及这支年轻的队伍发展壮大的悲壮故事。他要求父亲一定要写下来,父亲知道傅天飞也能写,就劝他自己写。傅天飞却说,谁写不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故事传下来。讲给你,就是多一份保险,咱们两个人两份“腹稿”要保险的多,万一我和你一个……将来总能剩下一个人来写。为了更加保险,父亲又把傅天飞讲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萧军和萧红。萧军、萧红听后也非常感动,当即请求父亲再约傅天飞重新讲给他们俩。就这样,父亲又把傅天飞请到二萧家里,做了长时间的复述。后来,萧军完成了《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在她的《生死场》和《人生》中,对此均有引用和表述。《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得到鲁迅先生的提携,也是要感谢傅天飞烈士的。

1934年初,父亲在哈尔滨受第三国际中国情报组单线负责人要求,执行一次重要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动任务,后因行动失败,父亲必须按照规定自行脱离组织,离开哈尔滨。因事发突然,又走得匆忙,未能跟家里的亲人告别,临行前父亲找来他的二弟,带回一封给父母的信,算是告知。这一走,竟是父亲和祖父的永别。当年父亲选择去青岛,主要是青岛有他在哈尔滨商船学校上学时的同学接应,又加之青岛是北洋军阀余部所统治,德、日帝国主义势力在此地也很大,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也只能半公开活动,所以东北逃亡青年和革命者,都以青岛为避风港。父亲到青岛后,由哈尔滨东北船商学校高他两级的同学高嵩(时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介绍,与青岛党组织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被安排在中共青岛市委主办的《磊报》做编辑工作。

1934年春夏之交的5月,父亲在萧军、萧红的请求下,同意帮他们来青岛。此前,二萧写信跟父亲说,哈尔滨的形势严峻,他们俩随时有被抓捕的危险,当时二萧急迫地想离开哈尔滨,但又苦于无处可以躲避,只有求助于父亲相帮。此时,父亲也处在自身尚未安稳的情况下,但他还是克服困难去帮助朋友渡过难关。记得父亲说过,这是他第二次在危急时刻帮助二萧。第一次是父亲把已交给家里的生活费又从祖母手中要了回来,为的是帮助二萧出版他们合著的第一本集子《跋涉》,为此祖母还偷偷落过泪。50几年过去了,父亲当时讲给我这件事时,还是记得那么清楚。为了朋友,我们家挨几顿饿不要紧的。这是当时祖母对父亲说的。1934年6月,父母去码头接顺利抵达青岛的萧军、萧红,随后他们一同搬进了观象一路一号,一幢西式的二层住宅,这幢房子是父亲的倪家岳父,为他们出资租下的。多年后,萧红说过,青岛是她自北平后,生活得最轻松愉快的一段时光。

1934年9月,中共青岛市委出了内奸,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在青岛全市进行了大搜捕。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高嵩、组织部长倪鲁平、我的父亲等多人被抓。在关押期间,父亲与高嵩等人均受到了他在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老校长、时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王时泽的庇护。在监狱关押审查期间,父亲得到一些关照,监狱方面在他的要求下,给他提供了笔纸等用具,使得父亲在狱中完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初稿。

在青岛的那段时间,萧军、萧红过得十分安稳平静,得以继续完成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也是在此完成的初稿。在青岛时,父亲也在构思他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他早知道萧军在写傅天飞讲的那个故事。父亲跟我说过,当年他是想写这个故事的,因为他参加过抗日义勇军,有切身感受,更重要的是好友的重托。在哈尔滨时,他苦于做情报,没有时间写作,再加上写这个故事也没有那么急迫,所以父亲一直未能动笔写这个故事。此时父亲知道萧军在写,他自然就放弃了写这个故事的想法,转而去构思《没有祖国的孩子》。《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出来的。

1935年7月,青岛警方限于当时证据不足,无法给父亲定罪,故而释放。出狱后,父亲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只好流落青岛街头。一日父亲去青岛码头,准备偷偷上船离开青岛去上海。就在他找开往上海的轮船时,迎面碰到了又一位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给予了父亲鼎力帮助,使得父亲能安全离开青岛顺利抵达上海。到上海后,父亲先是借住在朋友塞克的家里。不久之后又通过熟人相帮,在法租界的泼莱斯路美华里住下来。《没有祖国的孩子》也是在此处得以定稿并发表的。当时,父亲本想请萧军引见认识鲁迅先生,但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直到鲁迅去世,父亲都未能见到鲁迅先生。就在这段时间,同住美华里的女作家白薇无意中看到了父亲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手稿,大为称赞,并亲自转送给当时“左联”的负责人周扬。周扬看过后,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许,并委派夫人苏灵扬帮父亲做了最后的若干修订。最终《没有祖国的孩子》于1936年发表在全国性文学期刊《文学》第六卷第5期上,后编入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中。

1937年,父亲受北平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负责人马加、雷加约请,到北京大学与北平文学青年就《没有祖国的孩子》进行交流对话。碰巧,此时萧红也来北平小住。父亲受与萧红同病相怜的袁淑奇委托去看望一年多来不曾见面的萧红。父亲与萧红相见于北平李洁吾的家中,本来他们就是故人,此时此刻他们二人都非常高兴。为此,萧红把她带在身边的鲁迅为之改过的《生死场》原稿,送给父亲留作纪念。在父亲离开北平返程之时,萧红对父亲说道,你对我和萧军的种种帮助,是我最不能忘记的,特别是在青岛的那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