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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存照

99年前一次“极关重要”之讲演

99年之前的上海，1922年9月3日《申报》第15版刊发了一条简讯，题为《李大钊今日在职业学校讲演》。原文如下：

青年星期演讲会于今日下午一时邀请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青年问题。该会以此问题极关重要，特邀印力志、沈雁冰、杨贤江等加入演讲，临时听者尚可发问云。

这区区不足百字的简讯，在各路信息竞相发布的国内主流大报《申报》之上，实在是不甚引人注目、很容易被读者忽视的一则讯息。然而，新近已有研究者指出，正是李大钊在沪讲演活动期间，“隐藏着两位伟人在上海的一次历史性会晤，也隐藏着中国革命发生重大演变的一个契机”。

这一历史性会晤与契机，乃是指“1922年至1924年，他（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

至于李大钊这一讲演本身，诚如《申报》报道中所云，因为“极关重要”，那天茅盾（沈雁冰）等人也受邀加入。据考，其中的杨贤江，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就在这一年入党），后曾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

实际上，当年对此次讲演的关注与重视者，远非仅此《申报》一家。仅据笔者所见，比《申报》报道还早一日“预告”者，尚有《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两家上海大报。两则“预告”，内容大致相同，应当为当年的新闻“通稿”之惯例。讲演当天，《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也与《申报》相仿，刊发了一条简讯，内容也与之大致相同，也均有“极关重要”云云。由此可见，当年关注与重视此次李大钊讲演者，还绝非《申报》一家媒体，而是几乎可以代表上海主流媒体的三家大报，均同时有过专题报道。

那么，这一讲演的内容究竟如何？又因何“极关重要”呢？相关研究却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史料匮乏、无从着手之故。

《李大钊讲演续志》，原载《民国日报》，1922年9月3日

多位中共早期党员参与讲演活动

幸运的是，笔者循着前述那些简讯报道的线索加以持续搜寻，终于在一份1922年9月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第10版之上，寻获到了此次演讲现场状况报道及讲演内容记录。李大钊演讲原文如下：

今日与诸君讨论，是“青年问题”。我们青年，尤其应该明白青年所处的地位。现在社会的组织，说是老年人和青年人。而老年人所有的精神是保存（守）的，青年人的精神是进步的，发展的。因为有这两种人在社会，所以一方面能保存固有的状态，一方面能发展未来的文明。我们青年所守的态度，既然是进步的，发展的，那末“人”的未来事业，完全是我们青年的责任。进一句话说，我们青年的群众运动，就是社会革命的先锋。

这几年来政治所以弄得这样糟，良由我们青年着了旧时的观念，不喜过问，即社会重要部分素来都让一班无头脑的老年人去干。所以政治上随便那些武人军阀去玩弄，社会上闹到这样不堪。总之我们从前的观念，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前几年人家以为教育与政治是两件事，不用妥协的。到了现在简直受了此种误解的破产。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的。从前蔡元培先生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所以我们决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任一般坏人去做。我们须要急起相持，非争到我们手里不止。

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形，由来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要在此种情形中解放，完全要我们团结起来奋斗。五四运动的时候，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的。但此次青年运动结果，社会上受影响很不少。所以我们要做政治运动，也要像军队的团结起来。促进民主主义，做有步骤的进行。民国以来，此种政治运动，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实是一个完全的政党。现在还有更和我们关系的团体运动，如劳动运动，妇女运动，都是因为此种运动，就是民主主义的纯粹运动。

几年来战争不已，而每次战争的结果，何尝不是影响于我们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此后对于政治，决不可再有默视的态度了。

上述报道即为目前已知的、最早公开披露李大钊“青年问题”讲演内容的史料文献。在讲演次日即予刊发的这一报道中，其中讲演现场状况的记述有二百余字，李大钊讲演内容则有七百余字。报道提及，参与此次讲演活动的，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沈雁冰、杨贤江、高尚德、张国焘、张占刚诸君”。

报道中提到的“高尚德”，即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山西太原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邓中夏等十余名北大学生，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1月，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同年7月，又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两个月之后，即与李大钊共同参与了此次讲演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李大钊的讲演内容较大篇幅见诸报道之外，高君宇的讲演内容（约计二百余字）也随附其后，予以刊布。可见，此次讲演活动规模与参与者阵容都相当可观，中共早期党员有相当一部分参与其中。

李大钊（右一）与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合影于北京西山（1920年3月）

李大钊公开批评蔡元培？

应当说，作为李大钊讲演主题的“青年问题”，乃是一个涉及方面极为广泛、论说领域颇为广大的话题。那么，“青年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

李大钊首先强调，“我们青年，尤其应该明白青年所处的地位”；言下之意，只有明白了青年人的社会定位，才可能真正面对“青年问题”。接着，讲演中明确提出了，“‘人’的未来事业，完全是我们青年的责任”这一论点，将“青年问题”之所以会成为“社会问题”之一，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这样一来，即刻令在场听众明了“青年问题”本是社会的未来问题，更是社会的发展问题。在与社会保守势力同处共存的客观现实之下，“发展未来的文明”之责任，理应由青年人承担起来。怎么承担，怎样实现，还需要青年人有群众意识与先锋精神，李大钊为此申言，“进一句话说，我们青年的群众运动，就是社会革命的先锋。”

面对当时列强环伺、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的国内现状，当时教育界、文化界乃至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以为政治与教育关联不大，青年学生理应以学业为重，对社会现状不应关注与过问的情况，李大钊也予以了深刻剖析与大力驳斥。讲演中，甚至还因此批评了蔡元培。

事实上，有着极为开明、开放的办学理念，本着“决不干预政治”的教育观念，蔡元培掌校期间的北大，确实一度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不过，自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因同情与支持学生爱国行动，但又无法说服与阻止当局抓捕迫害校内师生，蔡元培愤而辞职。在此之后，因北大师生坚决“挽蔡”，屡屡发动各式“挽蔡”请愿活动，蔡元培也因之屡屡表示与北大师生同心同力，虽身在宁沪，却始终心系北大，并一度形成了所谓“遥领”北大、维持北大的局面。

在当时的情势之下，李大钊讲演中所提及的，“从前蔡元培先生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当年因北大师生“挽蔡”之坚决，决不承认与接受当局指定的校长人选，更兼与此相关涉的经费划拨、办学政策乃至教员薪酬等一系列问题，俱因校方既声称“不干预”却又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与当局谈判屡屡陷入僵局而致无法解决，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国立北京八校停办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所以，李大钊讲演中对蔡元培所持“决不干预政治”的办学理念，予以公开批评，认为这样的观念，脱离了中国实际，无法面对国内社会问题，亦无法解决“青年问题”。

简言之，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提倡教育是空谈的”。换言之，青年学生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独善其身，不可能在这样的恶劣时局之中埋首学业而不过问政治。因此，李大钊讲演中大力呼吁，青年学生“决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任一般坏人去做。我们须要急起相持，非争到我们手里不止”。

讲演至此，李大钊还谆谆告诫青年听众，要明确中国的困境来自内外双重压迫，“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要在此种情形中解放，完全要我们团结起来奋斗”。换言之，“青年问题”最终得以根本解决的前提，乃是反抗这内外双重压迫直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