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8月出版后，不仅是国内高校使用最多的教材，而且已有英文、日文、俄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越南文等译本，韩文、意大利文正在翻译当中。洪子诚是一位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到后来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诗歌史》《1956：百花齐放》等，都保持了他对当代文学史的一贯思考。及至《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出版，应该说，洪子诚已经形成了他比较成熟的、个性独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风格。在那本只有一百七十页的著作中，他纲要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止第一次以个人著作的形式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同时也突破了制度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由于是港版著作，它的影响力还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学者之内。但从已发表的评论中得到证实，洪子诚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作为第一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地位得以确立。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延续了他《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思路，但比后者更丰富、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他没有从传统的1949年10月或7月写起，而是从“文学的‘转折’”写起，其中隐含的思路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起源于某个具体社会历史事件，它的性质已经隐含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开始，它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和强化，并形成了我们熟知的文学规范和环境。这样，他叙述的虽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他的视野显然延伸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过程。而对“转折”的强调，则突出表现了洪子诚的学术眼光，或者说，过去作为诸种潮流之一种的文学选择，是如何演变为唯一具有合法性或支配性的文学方向的。从而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要远比对具体作家作品位置的排定重要得多。而对这“问题”的揭示，才真正显示了一位文学史家对“史实”的辨析能力。他对“中心作家”文化性格、分歧性质、题材的分类和等级、非主流文学、激进文学的发生过程、“红色经典”的构造以及文学世界分裂的揭示等，是此前同类著作所不曾触及或更加深刻的。这也正如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普遍关注的除了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010）和《材料与注释》（2016）。这两本著作当然非常重要，甚至代表了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水准。但是，在我看来他的《当代文学的概念》可能更为重要。这本只有18万的书，除了《中国当代文学纪事》外，集中选编了14篇他关于当代文学史观念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我们才有可能深入了解洪子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以及他为什么会写成现在的当代文学史。他的“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等，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思想；他对“左翼文学与‘现代派’”“《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思考，是他对当代文学“前史”思考的一部分，或者说，在书写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这个“前史”已经在他的视野之内。即便如此，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是一部备受诟病的文学史。当然，尤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说，不可能有一部没有“问题”的文学史或“理想的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后，同样也有各种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能是一部没有“问题”的文学史或“理想的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肯定存在某些“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超越的宿命。比如，他试图对“十七年文学”进行概括时，使用的是“一体化”概念，但其中又有“被压抑的小说”“非主流文学”以及“异端”的存在。如果是“一体化”，这些“主流之外”的文学就难以存在。他们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清理，但是他们能够出现已经说明这个“一体化”是有可疑之处的。如前所述，对柳青、赵树理评价的分歧，更使这个“一体化”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凭借其力量而体制化，可以成为唯一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是文学内在规律特别是从现代文学进入共和国门槛的作家比如路翎等的小说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作家如宗璞、王蒙、邓友梅等的小说，并不在这个“一体化”的范畴里，现代文学对共和国初期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表明文学内在规律的影响力，无意间构成了与文学规范的“对峙”。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到50年代中期还有王蒙、宗璞等人的小说出现。这些方面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还没有做出“合理化”的处理或“缝合”。

但是，只要我们看看他的“我们为何犹豫不决”，不仅会理解他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的熟悉，更有他治文学史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坦诚。他的“犹豫不决”，不仅是个人性格使然，更多的是他治当代文学史的切实感受。他欣赏的孙歌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在一个没有危机感的社会里，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知识”尚可以掩盖那本源性的“第一文本”的缺乏，而文学家则“两手空空之后最容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与肤浅”。这也正是他“矛盾、犹豫不决”的自我注释。这是洪子诚的诚恳和坦白，他因此也比那些言之凿凿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更值得尊重和信任。我们发现，恰恰是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史著作，受到的诟病最多，讨论的水平也更高。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对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起始时间的争论，对唐小兵《再解读》的批评，对陈思和文学史中的“民间”“潜在写作”的不同看法，包括郜元宝、陈剑晖对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批评，恰恰是通过文学史建构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重要形式和过程。在这些“值得”对话的文学史著作中“发现”或看到的“问题”，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文学中国。

另一方面，是洪子诚对史料的理解、发掘和使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胡风、秦朝阳、周勃等都发表了文章，呼应了西蒙诺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补充报告中，主张删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这段话：“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当然，这场讨论后来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加洛蒂是法国文艺理论家，曾任法共政治局委员。他的理论著述显示了他开放的理论眼光和气度。历史真是有极大的相似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再次经历了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虽然不是与贝克特、乔伊斯、卡夫卡有直接关系，但是，那场讨论不久我们便与包括贝克特、乔伊斯、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期而遇。这当然是后话了。洪子诚钩沉的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表面上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化语境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有时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文学观念，有时则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因此，一个有历史感的文学史家，其眼光的深邃，就在于他不仅仅拘泥于本土文学生产的状况，在国际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日益复杂的当代，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对周边和上游的所有学问都要有所了解甚至深入的研究。对文学史家来说，这样的要求可能更加严格。洪子诚的文学史之所以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认同，就在于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关的所有问题的兴趣和孜孜以求的探寻。因此，他的“史料”发掘，是真正具有专业感文学史家眼光的发掘。这些史料未必一定要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但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全部复杂性，包括国际语境，是非常重要的。洪子诚老师自诩是一个“不那么淡漠的旁观者”。他说：“在文学史研究上，如果用一个不很恰当的说法，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不那么淡漠的旁观者’。‘不那么淡漠’，意思就是不是完全的旁观，也有我自己的判断和情感。有时候，爱憎并不比别的人弱，而且还难以扭转。但在历史写作上，我基本还是一个‘旁观者’。在难以做出判断的时候（这种时候很多），我更愿意将不同的陈述、不同的声音收集起来放在人们面前，供他们思考，让一时的被批判、被否定的声音不致过早湮没、忘却；因为‘历史’证明，它们也不都是虚妄之言。”当然洪老师的这些自述也未必可靠，事实上，他还是有非常“激烈”的一面。比如，文学史上被有些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作品，他几乎只字未提。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洪子诚不仅是“不那么冷漠的旁观者”，而且他更有不能换取的东西。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