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走在大地上，比坐在书房里更有勇气和真情
访谈的主角是“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沈念。今年4月，他的中篇小说《空山》获得第十七届“十月文学奖”。小说以易地扶贫搬迁钉子户为叙事蓝本，写出“空山”过程的必然和必然之途的复杂性，被誉为“‘七零后’的《山乡巨变》”。“十月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说：作为情感共同体和地方知识的乡土，沈念为扶贫书写贡献了独特的感觉方式与文本形式。
小说的虚构长臂，能帮我抵达更深远的时空
湘江周刊：能否谈谈《空山》写作的最初动因？从起念到动笔，推动你写作这篇小说的最大驱动力是什么？
沈念：《空山》的写作是在下乡的途中进行的，是我迄今小说作品中体积最大的一个中篇。写作的最初动因，就是我在下乡途中遇到的一位村民。
2019年至2020年底，我被省委宣传部借调加入省委第十八脱贫攻坚督查组，前往湘南山区的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每次下乡十天半月，实地走访了180多个村庄。在一个叫务江的水库移民村，我遇见一位长相奇特的老人。上世纪80年代，他放牛时遇到大雨，从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救下，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整个脑门凹进去一大块。老人有一个儿子，1977年出生，六年前离家后不知所踪。他就是小说中彭老招的原型。但他又是无名氏，是乡野大地芸芸众生的代言人。
从乡下回到城市，老人的表情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他的命运，激活了我对过去乡村生活的经验与记忆，引发我对乡村及乡村人物的思考和书写。
湘江周刊：关于展现脱贫攻坚的文学创作，兼具调查性、记录性和真实性的报告文学似乎是一大主流，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文本也大都是非虚构纪实。为何用“虚构”这一表现方式来纤毫毕现地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在表现主流题材上有何独特性、延展性和困难之处，你如何处理和突破？
沈念：我的写作形式主要是小说和散文，下乡过程中，有了创作的想法之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说这一体裁。我笔下的人物都是乡村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和行为，体现的是生活的小细节，但很可能会不经意间奔腾出惊涛骇浪。
选择小说，是因为小说的虚构长臂，能帮我抵达更远的过去，也能伸向更远的未来，我觉得以小说来写作这些脱贫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更自由，更能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我不敢说我在小说中创造出了新人物，但至少我留下了真实的小人物形象。乡村和脱贫攻坚，是个巨大的写作场，是条宽广的河流，容得下各种文体的尝试，可以有无数浪花的欢腾，最终它们构成和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图景和永恒的文学记忆。
走在大地上，比坐在书房里更有勇气和真情
湘江周刊：故事将“我”的身份，定位为一名从大山里走出来、又从省报到基层挂职的记者。为何选择“记者”的视角来观察和记录易地扶贫搬迁这一历史时刻？曾经的记者身份是否有助于你对人物和事件的观察、采访、洞悉与把握？
沈念：小说中挂职记者“我”的设置，与湖南早几年开展过选派一批优秀编辑记者下乡挂职的活动有关。我们这群在省城工作的人，多数都有乡村生活的记忆，有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县、乡的干部，设想我们身处这样的处境，要如何来解决现实难题。前几年的决战脱贫，与其说考验了一批干部，不如说也是在考验一批离开乡土的知识分子。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大地，承载着万物，也承载着繁华的城市，但这种承载不是没有限制的，需要我们找到并维护好其中微妙的平衡。
我当过八年记者，对乡村基层并不陌生，但永州之行，让我对自身也有了一定的反思，让我在经验和情感上意识到与祖先和传统的深刻联系。这种深受感动，变成一种信念、信心。困难再多，但总有办法，或者时间就是办法。过去我们走马观花，“从乡村”看到过去，但这次下乡，我调整身份，总是设想自己是“在乡村”的一员，让自己有了乡村本位立场的思考。
湘江周刊：如何让自己足够深地潜进乡村社会肌理之中，用新鲜的一手材料进行写作？
沈念：在城望乡，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肯定是不够的。大变革的时代，乡村的凋敝和振兴，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更庞大的乡村所在，认清实然状况。
对新时代乡村的书写，当然首先是要足够深地扎根到日益变化的乡村社会里，像前辈作家周立波、柳青那样，真正融入到当地村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偏远地区的乡村往往蕴藏着鲜活的创作“富矿”，走进现实生活也远比看成堆的材料更生动跌宕。
深入生活的过程，能帮我们真正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最佳的状态应该是身入、心入、情入。面对庞杂的乡土社会世界，面对纷扰的人事历史，一个优秀作家应该积攒并迸发一种力量，以宽阔的个性和坚实的能力，在情感上深刻地贴近、热爱那片土地和土地之上的人。
湘江周刊：深入基层，扎根乡村，这样实勘大地的方式，对自身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沈念：作家深入生活，不应是一句虚言。我的湘南山区之行，听到人们给我讲述山林田野沟垄上的真实经历，像听故事般新奇；走村串户遇见的人，我都当生命中要经历的人那样对待。行路中的相处和观察，我渐渐对此刻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大事件有了新的认知与确信。下乡成了我将受益终生的一次田野调查。
走了近两百个村庄，我拍了很多村委会村名牌匾和风景的照片。走在乡村的大地上，有时会觉得比坐在书房的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大的勇气和真情，有着更大的充满自信的艺术能力。
鲁迅曾经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其实，这就是生活与写作的奥义所在，这也是我行走江华和深入其中所得到的珍贵财富，那就是永远要坚持对生活的诚实和恳切。
书写乡土现实，更探寻“美好生活”的去往之路
湘江周刊：安土重迁的传统乡土文化，要在全新的土地上构建新的文化和风俗，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为何选择“易地搬迁”作为你表现精准扶贫的切片？写作前后，你对“易地搬迁”的理解有何异同？
沈念：“易地搬迁”是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土地是农民“看得见”的财产，也是看不见的灵魂。在老一辈的内心深处，乡土社会如同一个生活结构稳固不变的社会，世代的黏着，绝不抛井离乡。这个社会常态下的“迁移”就变成了基层干部面临的难题，我与同行者探讨的话题，也是《空山》置放所有人物情感、生活、生命的背景。
易地搬迁的老一辈，念念不忘且还时常会回到山上未拆除的老屋，也许这是暂时的现实，他们的下一代会熟悉新的生活。在我结束督查工作前夕，我们在下乡中走访了几个大的安置小区，随着配套设施的完善，农民对新环境的熟悉，社区化管理的深入细致，很多老人也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言谈中，能看到他们的那种抵触的情绪被一种新的认同代替。这种认同也许是对子孙后辈未来的希冀之情。
湘江周刊：除了书写此刻发生在大地上的事，以及“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你还想通过小说传达什么？
沈念：这个小说，我的视线是投向“平凡的生命”和时代“惊涛巨流”下的时光之变。不仅只是写此刻发生在乡村的故事，更多的是对乡村命运的理性思考，对心灵生活的一次钩沉。守和变是一种能量守恒，乡村不只是我们所以为的沦陷，而是在建设中完成了又一次生长。
作家不是那种随时站在时代潮头上的人，但他要看得清潮起潮落，在写作中应该往后退，尽最大可能地用更敏锐的体察和更深刻的体悟，来重建和塑造新乡村题材创作中的艺术新形象。这就需要我们更真切地深入到现实生活之中。文学描写的既是这个世界、当下中国与这个时代的荣光和艰难，也是个体的痛和欢笑、爱和泪水、挣扎与奋进。我们的内心没有这样清醒的认知，是难以去写出一个与过往不同的乡村文学作品来的。
这个小说不仅是书写此刻大地上的事，书写无法回避的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也是在试图发出对乡村未来命运的思考之声，探寻何为“美好生活”的时代之问和去往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