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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昕:盘锦豹子、冬泳、逍遥游 ——班宇的短篇小说,兼及“东北文学”
来源:《长城》 | 张学昕  2021年06月16日09:01
关键词:班宇 东北文学

从东北文学的视域看,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算起,在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文学版图上,“东北文学”曾一度非常的“喧嚣”和繁荣,也曾经涌现出许多在“新时期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像迟子建、王阿成,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文学的旗帜。我在这里不再如数家珍地赘述。但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至新世纪二十年代,能够持续写作的东北作家已经寥寥无几。其实,从整体上看,东北文学的现状,着实令人堪忧。在这里,我不想做太多的分析和评价,因为诸多原因,限定、困扰着东北作家的写作。无疑,当代东北的现实如何才能进入作家的内心,需要更高“段位”的比拼。记得有一次与迟子建交流东北文学的现状时,我们都无限感慨和忧虑,东北作家会否在一定程度上,愧对东北这片雄浑、辽阔的土地和近百年复杂多变的历史,以及广大人民和变动不羁时代的社会生活。东北作家要具有使命感和文化担当,这应是文学写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实际上,百年东北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流淌的精神、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在这里,东北地域及其文化精神的蕴藉,承载着这幅文学版图之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伦理和民俗,呈现出东北的天地万物、人间秩序、道德场域,还有人性的褶皱、生命的肌理,在现代、当代许多作家的文本里,我们已经看到近现代、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如何进入到每一位东北作家的内心,又是怎样地构造宏阔的历史深度。历史、现实、时代以及人性、人与自然,在这些作家的文学想象和叙事中,呈现出东北叙事的雄浑和开阔。对此,我更愿意将班宇、双雪涛等新一代东北作家的写作,置放在当代精神、文化的价值系统里,从感性的体悟、文本的呈现,从对特定时代人性的发掘,到不乏理性的沉思,深入考量、分析班宇近年的小说创作,所渗透和辐射出来的我们时代生活的心理、精神和灵魂的气息。

王德威教授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一文中,从一个新的思考和研究视域,对东北地域文化、东北文学及其相关问题做出了拓展性分析和阐释。其中,他对迟子建的评价,可谓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其思考已经越出东北文学本身的边界,体现出更为开阔的思考、研究理路和格局。

当代中国作家对东北跨族群文化的描摹也不乏有心人。迟子建第一本作品《北极村童话》(1986)描写一位白俄老妇与当地汉人居民的互动;于是在萧红式“家族以外的人”有了“民族以外的人”。同样的关怀显现在《晚安玫瑰》(2013),处理犹太难民在当代哈尔滨凋零殆尽的话题。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里,迟子建真正展开她跨界叙事的眼光。小说描写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支鄂温克人的命运。他们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逐驯鹿迁徙而来,信奉萨满,乐天知命。但在酷寒、瘟疫、日寇、文革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他们倍遭考验,注定式微。迟子建从一位年届九旬的女酋长眼光,见证鄂温克人最后挣扎。额尔古纳河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后一直是中俄边界,但迟子建所思考的不仅是大历史所划定的边界,也不仅是一个少数族裔或文化的终末,而更是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①

看得出,王德威的文章将迟子建的创作置于“家族”“国族”“民族”的场域之中,考量迟子建写作“跨界叙事的眼光”,“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评判迟子建的“文学东北”所承载的历史力量、地域经验和现代性诉求,打开了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文化及审美思辨空间。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迟子建“东北故事”文字背后,蕴藉着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王德威还进一步提出:“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振兴’东北?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我所谓故事,当然不只限于文学虚构的起承转合,也更关乎一个社会的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象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我们必须借助叙事的力量为这一地区的过去与当下重新定位,也为未来打造愿景。”②

无论怎样讲,除了“知青”一代,“东北的本土作家”迟子建、阿成、金仁顺、刘兆林、达理、刁斗等,这一代东北作家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尤其面对世纪之交的东北当代历史与现实,以百年历史和现实中的故乡为创作蓝本,以历史和美学的目光,审视和描述大东北的“前世今生”,许多文本都显示出文学对现代性进程中东北故事的文化、心理、精神的修辞。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继“50后、60后”作家之后,东北新一代作家则一度呈现“断档”的忧虑和尴尬。“70后、80后”作家的写作,整体上呈现出乏力的趋势。而且,东北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也渐显缺失。但是近几年,我们看到出自辽宁的年轻作家班宇、双雪涛、郑执等,正可谓横空出世,在三五年的时间,他们的文本迅速占据国内重要期刊的显赫位置,迅猛地产生令人瞩目的文坛影响力和效应。这让我们的眼前为之一亮,感到无比振奋和喜悦。特别是班宇的写作,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叙事紧适度与格局。而且,我更加看好他的写作爆发力和他的潜质。从他近年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冬泳》和《逍遥游》中,看得出他对现实清醒的洞悉力和表现力。我相信他的写作,他也极有希望成为新世纪以来新一代东北文学的重要作家。

一本《冬泳》,一本《逍遥游》,虽然只是班宇写作的开始,但已经显露出不凡的实力和气度。这两本由“轻型纸”印制的小说集,在我的手上沉甸甸的,我感觉它写出的不仅仅是东北,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和现实的沧桑与沉重。而且,他的写作,显示出一种新的气度和活力,充满青春的文学气息并显示出逐渐走向成熟的写作精神。在班宇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王朔、苏童、余华、格非严肃的“青春写作”的影子和气息,有着沉思后的成熟,没有丝毫的“少年暮气”和以及年轻写手的率性、随意和任性。

另外,我不认同对三位作家作出所谓“铁西三剑客”的命名。这实在是一个难说差强人意的命名,甚至这可能是一个似乎在寻找某种噱头的称谓。我从来不相信抱团取暖、抱团写作的状态和可能。这种做法,无疑是继续沿袭上世纪下半叶“潮流化”地命名作家创作现象的惯性、套路,是对作家写作个性化的抹杀。况且,班宇、双雪涛、郑执等几位年轻作家,他们处理经验的方式、审美取向、写作风貌明显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部分创作题材和出生地背景的相近考量其相似性,在根本上,就无法认定他们小说写作发生的一致性。特别是,像班宇这样的作家,更不是任何培训机构能够“开发”出来的,当然,也不是赋予其什么命名就可以抬高他们的身价,使他们获得更大的文学声誉。反而恰恰是对作家写作的不尊重,是对他们各自写作个性的解构和混淆。双雪涛就是双雪涛,班宇就是班宇,郑执就是郑执,每一个作家在写作层面,都是独特的“个案”,任何牵强附会的“归纳”或无厘头的界定,都具有超出文学本身的功利性嫌疑,断不可取,也无必要。亦有学者以三位的写作为中心,提出“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其论述并未谈及黑龙江和吉林的“新”作家,我觉得,这种命意更需要仔细斟酌。这里暂且不论。

其实,在这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时代,如何重新讲述新的东北故事,以接续《呼兰河传》《生死场》《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候鸟的勇敢》《年关六赋》《索伦河谷的枪声》的现、当代东北文学的叙事传统和风格,这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当年,在王兵拍摄的九个多小时的“毛片”《铁西区》中,我们曾看到东北辽宁这个“共和国的长子”,在一次时代重大变革中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创伤记忆和反思的图像。这之后,虽然呈现1980年代末至新世纪东北当代现实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少,但是,“与时俱进”“随波逐流”的白描式文本居多,少有从新的视角,或从新的叙事伦理出发,发掘大东北的当代现实,贴近当代人的命运,表达人性在这段时期的情感、心理沉浮和复杂变化。现在,我们在“铁西区”走出来的班宇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班宇的小说,不仅他的同龄人喜欢,我们这些“叔叔辈”的也喜欢。显然,它的文本,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的隐痛,而且是一个超越了“代际”的整体性的时代、社会精神状况。

前不久,我受辽宁出版集团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委托,刚刚编辑完五卷本《百年百部中国短篇小说正典》,在这个选本中,我选择的第一篇作品是鲁迅《狂人日记》,最后一篇是班宇的《盘锦豹子》。后者中“豹子”的意象,让我联想到鲁迅所比拟的那个欲在“铁屋子”里呐喊的“狂人”。尽管,班宇这一代年轻作家,虽然并没有从“启蒙”“唤醒”的视角切入当代现实和精神视域的情景,但是,他们从对东北的盛衰、发展、振兴以及转型期强烈“阵痛”的感受、想象、文本整饬中,抒写出几代人谋求东北振兴的“前世今生”,忍辱负重。他的叙事文本中具体的意象、镜像和隐喻,既透射出以往历史、现实之谜的讯息,也展示着一群在复杂的当代现实处境中,在历尽辛酸、看遍“繁华”的感喟之后,不畏生活的艰难,不屈服于市井磨难,在俗世人生中进行命运抗争的底层形象。所以,《百年百部中国短篇小说正典》这套选本的编排,从指向未来的层面,在这里寄寓着我们对“80后”一代年轻作家的深切期待和格外的信任。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班宇的文本,是“东北叙事”,又不惟“东北叙事”。不妨说,它们所提供给我们的是时代整体性的心理、精神和灵魂的苦涩档案。或许,班宇在不经意间,已经超越大东北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心理、时空交错的地缘背景,叙写出一个个充满现实关怀、引人深思、荡气回肠的人间故事。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1年第3期

注释:

① 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小说评论》,2021年第一期。

② 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小说评论》,202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