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紧张的“游离者”：争论中的高长虹

1926年的冬天，鲁迅正被供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楼的孤岛之中。厦门大学工作的情况与预期相差很远，鲁迅此时的心态或可下“淡淡的哀愁”的考语。[1] 抱怨着学校的状态并担忧着自己下一步去向的鲁迅，尽管已经了解到围绕《莽原》发稿纠纷的情况，但是大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高长虹会在《狂飙》第五期上直接抛出《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来。在高文刊出一周后，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他们（指高长虹等）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伎俩发挥到如何。现在看来，山西人究竟是山西人，还是吸血的” [2]。

高长虹在《狂飙》上刊出《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以下简称《指掌图》）后，鲁迅虽然在与许广平的往来信件中多次提到此事，但是并没有做出公开的回应。先有鲁迅对其公开信的视而不见，又有对《指掌图》的沉默，使高长虹那“浑战的心”更加难以按捺，“写，写，写……既然是浑战，便索兴迅速地，开阔地混战下去” [3] 。到《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来》为止，高长虹连续撰写了五篇文章持续地攻击鲁迅。有研究者认为，此时的“高长虹自以为是真理在握，大获全胜” [4] 。不过，倒不如说高长虹在抛出《指掌图》之后，心态变得高度紧张而敏感，熟悉鲁迅脾气的高长虹时刻等待着鲁迅的回击，甚至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几乎是在攻击鲁迅的同时，高长虹针对周作人的《南北》也展开了索隐式的攻击。这场攻击对正在与王品青等讨论“南北”一事的周作人而言 [5] ，可说是来得莫名其妙。周作人作《南北》本意是针对“讨贼军通电宣传汉口南军仇杀北人而发的” [6] ，若一定要有所“索隐”，或许更可能是指北洋军阀的吴佩孚。[7]实际上，高长虹自己可能也没想到会与周作人发生冲突，相反，在看到周作人的《南北》之前，倒是对周作人抱有某种希望。高长虹在1926年11月7日至18日撰写的《琐记两则》中还称赞周作人的《小河》是《新青年》杂志发表过的最好的诗歌，甚至为周作人不再进行诗歌创作而感到惋惜，这些评论中多少含着些殷勤之意。[8] 即使是在11月18日，高长虹看到登在《语丝》第104期上的《南北》之后，立刻撰写的《晴天的话》 [9] 也是同样怀着对周作人的某种希望：

冷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岂明先生毕竟是一个比较能够冷静的人，而且是主张宽容的人。

我们的今年是可以开始一个自由批评的时期了。时代常在变化着，常在进步着。提倡了好久的科学，我们现在才开始抱着牺牲的精神去建设，我们希望同时代的人们给与我们帮助，或给与我们指摘，但不希望给与我们敌视。

然而一天后，高长虹的态度完全翻转了。一天之内连续抛出《〈语丝〉索隐》《公理与正义的谈话》以及《请大家认清界限》三篇短文攻击周作人，原本还是“冷静”“宽容”的周作人转而就成了代表着“旧的思想”又“自画自赞”，以“挑剔风潮”排斥“新的思想”的“疑威将军”。这种态度上短时间内的巨大变化，无疑是高长虹将周作人的《南北》认作替鲁迅回击《指掌图》的文章而产生的激烈反应。

表面上看去，高长虹在抛出《指掌图》之后，对鲁迅发起了接二连三的义正词严的攻击，俨然“真理在握，大获全胜”。然而在高长虹的意识中早已认定，依他所了解的鲁迅，鲁迅绝不会沉默不语。[11] 实际上，在与周作人的争论爆发前，高长虹所作的文章与其说都是对鲁迅的继续攻击，倒不如看作对《指掌图》刊发的一种补救。

高长虹在上海《狂飙》第9期上刊登的《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第一次将自己的“狂飙运动”与《新青年》时期的思想运动联系起来。高长虹将自己视为《新青年》思想运动的真正继承者的时间，也是在《指掌图》发表之后到上海《狂飙》停刊这段时间。对高长虹早期作品的创作形式影响最大的是鲁迅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与郭沫若翻译的半本《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但是在高长虹看来，他与鲁迅的关系则是像“亚拉藉夫与绥惠略夫”一般。[12] 高长虹的“骄傲”使他几乎从不认为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是某种运动或思想的继承，并且敢于对各种不符合他思想认知的事物做出批评。[13]

不过，当高长虹抛出了《指掌图》之后，却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合理的理由。由于《指掌图》除了对鲁迅的攻击之外，其核心的主张在于否定《莽原》时期的“思想革命”，而上海的《狂飙》却是“思想革命”的真正实行者，因之他就必须找到“思想革命”的价值基础，为自己攻击鲁迅行为与“狂飙运动”找到充足的理由。等待鲁迅回击的高长虹只能求助于“狂飙”与《新青年》时期思想运动的联系，并希望以此来作为大量记叙事实经过的《指掌图》的理论补充。[14] 接着，在第10期的《狂飙》上，高长虹又撰写了《时代的命运》一文，此时已经是《指掌图》刊登一个月后了。《时代的命运》多少可以看作高长虹以一种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向鲁迅示好:

我是非常希望鲁迅先生到我们新时代来的，鲁迅先生也可以说是非常希望我们到旧时代去的。不妨说，我们是曾经过一个思想上的战斗时期的。……现在这个时期算是过去了，而且我们都是失败了。鲁迅先生已不着言语而敲破了旧时代的丧钟。但我仍然希望鲁迅先生严守着艺术上的旧时代的阵地，为中国，为朋友，我都在非常地这样希望着。[15]

在鲁迅一个多月的沉默中，高长虹不断撰文来补充《指掌图》，并且态度亦逐步趋向软化。高长虹作为一个最为典型的“狂飙”青年知识分子，其文章态度的软化暴露了他在与鲁迅发生冲突之后亟待获得更多的认同，甚至希望获得来自鲁迅的谅解。然而，《南北》恰好就在此时刊出，而高长虹对《南北》的误读无疑是将其高度紧张的心态与亟待认同的心理直接暴露出来。[16]

二、导师的期望与失望：在争论前后的鲁迅

在上海《狂飙》上陆续刊载了各种评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文章之后，几近沉默了一个月的鲁迅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反击。鲁迅对高长虹的反击，不但刺激并改变了高长虹此后的自我认识与实践，同时也对1920年代后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形象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鲁迅对高长虹的反击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与鲁迅在1920年代对青年形象的认识以及对青年的教育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

1920年代中期，文化界及社会中对青年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向，就在各方人士都在争当青年导师，将青年引入“研究室”与“艺术宫殿”时，鲁迅发表了《导师》一文，提出：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17]

与规劝青年知识分子积极进入新文化制度与学术制度的知识分子相比，鲁迅注意到了1920年代中各方势力对青年行为的有意指导已经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在鲁迅看来，青年知识分子需要依靠自己的“生力”“向着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即使遇到“沙漠”“荆棘”，“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18] 其旨在强调青年知识分子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形象的构建之中，必须依靠自我的解放。

这种青年的自我解放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中将青年自我之革新视为社会革新的基础与动力的认识。鲁迅对青年知识分子于社会改革之希望，并非仅仅是革命意识的需求，同时也是鲁迅认识“文艺运动”的核心。1925年8月，《语丝》上刊载了鲁迅的《论睁了眼看》：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19]

北冈正子指出，鲁迅所提倡的“文艺运动”的核心就在于创造出摆脱奴隶状态而能体现新的价值之“人”。[20] 无疑，对1920年代的鲁迅来说，摆脱了奴隶状态，体现新价值的人就是“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是新文化的继任者也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对鲁迅而言，其所希望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的青年。[21] 事实上，鲁迅自1925年以来对于狂飙与未名社的扶持，都是对“自觉”青年的召唤与培养。鲁迅编辑的《莽原》成为青年知识分子批判社会、文明的重要阵地，也正基于寻求“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这一认识。

或许在鲁迅的自我意识中，他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或许更像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与导师的关系一般，是“自觉”青年知识分子“思想革命”与“文艺运动”的同盟者。[22] 1927年，高长虹与鲁迅的争论爆发后，鲁迅依然创作了《铸剑》来描述其与青年知识分子应有之关系。宴之敖与眉间尺的关系并非短暂的“报仇”联盟，而是“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23] 在他们之间是“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与鲁迅在自我认识与解放之间的深层共鸣。眉间尺对宴之敖可舍身之信任，以及宴之敖对眉间尺可舍身之帮助，无疑是鲁迅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理想自况，以及对青年知识分子理想形象的想象。

在与高长虹为核心的上海《狂飙》爆发论争之后，鲁迅对高长虹等人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鲁迅所愤怒的并非仅仅是高长虹所撰写的两封公开信，而是其所培养与扶植的青年知识分子之间所发生的蝇营狗苟之事。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这是你知道的，我这三四年来，怎样地为学生，为青年拼命。并无一点坏心思，只要可给与的便给与。然而男的呢，他们相互嫉妒，争起来了，一方面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无所得。[24]

鲁迅编印《莽原》的初衷，是想以《莽原》“作为发言之地”，使“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25] 然而，高长虹的两封公开信使鲁迅感到《莽原》的努力非但没有能够使青年知识分子保持“思想革命”的动力，反倒成了青年相互“嫉妒”与相互争夺的地盘。

对狂飙与未名围绕《莽原》的纷争鲁迅看得颇为清楚，上海《狂飙》“公开信”无非因为“长虹和韦素园又闹起来了”，“闹的原因是《莽原》上不登培良的一篇剧本”。[26] 远在厦门的鲁迅对狂飙与未名这两个经由自己扶持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社团感到十分失望，这群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在“思想革命”与“文艺运动”之中发挥应有的“战士”作用，反倒是当团体内部“光景艰难时”自己人同自己人“起来捣乱”。[27] 一方面是高长虹的“公开信”称韦素园等人以编辑《莽原》自持，拒绝刊载向培良的剧本；另一方面是李霁野来信向鲁迅催稿，称《莽原》无稿可用。当气愤的鲁迅给李霁野回信要停办《莽原》时，李霁野却又称有人投稿了。整个过程的确是“出色的滑稽”。

事实上，虽然鲁迅对“青年”关爱有加，但是鲁迅同样注意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缺陷。鲁迅曾在《忽然想到》中指出，“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28] 经过辛亥、民元的鲁迅早已深刻地意识到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青年”状态蜕变的速度，“青年”不仅仅是年龄问题，更重要的是“青年意识”的保持。然而，狂飙与未名的青年群体聚集在《莽原》的阵地之下，其共同奋斗不到两三年便分崩离析。因此，鲁迅对狂飙群体、未名群体以及《莽原》的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失望与不满。

在面对高长虹的攻击时，鲁迅的心态是复杂的。尽管在他与许广平的通信之中，对高长虹等狂飙社青年的言行表达了极大的愤慨，然而在实践中鲁迅始终保持着平静与克制。虽然一边称自己不会管狂飙与未名之间的闲事，但是另一边却不断试图调和狂飙与未名之间的矛盾。即使是高长虹在《狂飙》上刊出《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之后，鲁迅才在看到该文五天之后作了《所谓“思想者先驱”鲁迅启事》以示回应。对鲁迅而言，《启事》这种程度的回应，的确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玩笑” [29] 。鲁迅对高长虹等人的态度与对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态度相比，实在是温和太多了。在与现代评论的论战之中，仅因《闲话》出版所附之广告，鲁迅专门写了《辞“大义”》《革“首领”》两篇文章回击，并同时致信李小峰与时有恒，对现代评论派大加奚落。而在《指掌图》刊登之后，鲁迅对高长虹的愤怒仅仅只在与许广平的私人通信中才得以言表。对愤怒的鲁迅而言，依然希望这些青年群体能够持续地发挥战斗的小刊物、小团体的作用，来继续“思想革命”与“文艺运动”。

然而，意外加入论战的周作人对高长虹的刺激，使高长虹对鲁迅原本趋于缓和并示好的态度发生了迅速逆转，其发狂似的接二连三写了《语丝索隐》《公理与正义的谈话》以及《时代的命运》，来攻击鲁迅与周作人。对鲁迅而言，此时的自称为“公理”与“正义”的高长虹已经是必须清算了。因此，接连写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与《新的世故》来专门回击高长虹。随后，鲁迅因受到“月亮”诗风波的影响，将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由退稿事件转落到高长虹个人的人品与言行之上，“至于长虹，则我看了他近出的《狂飙》，才深知道他很卑劣，不但挑拨，而且于我的话也都改头换面，不像一个男子所为”[30] 。随之，创作了《奔月》以逢蒙来讽刺高长虹，并最终在1927年9月撰写了《新时代的放债法》对狂飙青年群体做了全面清算：

然而我不幸竟看见了“新时代的新青年”的身边藏着这样许多账簿，而他们自己对于“身败名裂”又怀着这样天大的恐慌。[31]

在《〈走到出版界〉的战略》与《新的世故》刊发没有多久，上海《狂飙》很快就停刊了。《狂飙》的停刊有着多重的原因，不过鲁迅对高长虹以及整个狂飙的回击，亦是不应忽视的原因，甚至对高长虹、尚钺等青年此后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这次发生在与“狂飙”青年之间的论争，使鲁迅重新审视了自己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看法与想象，也逐渐改变了与青年知识分子联合的做法与方式。

在鲁迅看来，像高长虹等一类的青年知识分子，只是“貌作新思想，其实都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32] ，甚至他们已经不能算作“自觉”的青年，“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时代’青年才这样”[33] 。直到1930年高长虹出国，“狂飙”群体彻底地四散，鲁迅始终都对“狂飙”青年群体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多次写信提醒台静农、李霁野注意狂飙的动向，并称“这一班人，除了向培良，都是极坏的骗子”[34]。

经过了与高长虹等“狂飙”青年的论战之后，鲁迅与青年之间的关系由原来似导师又似同盟的复杂关系变得更加晦涩。《铸剑》所描述的这种理想关系是：“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然而在此之中“仗义，同情，那些东西”，“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尽管在小说之中，以宴之敖自况的鲁迅与眉间尺之间深层共鸣的关系是被渲染得十分理想化，然而在抛开了“仗义”与“同情”之后，鲁迅与青年之间究竟要凭借什么才能在“报仇”之中，成为“你的就是我的”？

三、高鲁之争：1920年代导师与青年关系重构

高长虹与鲁迅之间由《莽原》“退稿”问题所引发的争论，既是鲁迅重新审视“狂飙”青年的过程，亦是“狂飙”青年重新认识并重构自我的过程。在高长虹与鲁迅的论战之中，鲁迅对以高长虹为代表的“狂飙”青年的清算与回击，迅速地击垮了色厉而内荏的高长虹，几乎完全打碎了高长虹等所自认为的“自觉”青年意识，直接指出了其已经是丧失了“青年”的形式而等同于“老人”了。[35]这场争论之后，高长虹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其在上海《狂飙》停刊后几乎一整年之中，都蛰伏在杭州，试图重新构建破碎自我。

在这场争论之后，一直以承袭新文化运动理念“科学”与“德谟克拉西”自居，视自己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正统继任者的高长虹，精神几近幻灭，竟至产生了“人生在世，或者，凡人生于世，也许仍是没有什么意思”，“似乎我已是一个老人，垂死了”的精神危机[36] 。最重要的是，此时的高长虹意识到长久以来一直影响他的“鲁迅”因素已经“死亡”了[37] 。换言之，高鲁之争对“狂飙”青年最大的影响在于在1920年代中促成并支撑他们获得“自觉”与“游离”的青年形象的重要因素的消失。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高长虹等人的确是“在内是因为太要虚饰，在外是因为太依附或利用先驱”[38] ，因而缺乏支撑其作为主体的真正内在意识。

高长虹在这场自我的精神危机之中，开始反思自我。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思考了新文化运动中的理念。在此过程中，直接促成其自我重构的当是高长虹在反思中对佛教思想价值的重新发现。高长虹凭借对《释迦谱》与《涅槃经》的研读，在释迦牟尼的涅槃之中发现了个体的“充实”与“纯洁”。[39] 对高长虹而言，其发现了释迦牟尼的“涅槃”与自己现实经历之间的相似处：“我从十九岁到现在，在我的艰苦危急，精悍的奋斗之下，十二年的辰光，我已可高唱战胜之歌，然而大难之前，过去的直等于小儿的游戏。既已免去了坠渊，则我固大可登高。我所以瞎换释迦牟尼者，不也便为这历史的相似吗？”[40] 从自我的危机到“涅槃”，高长虹对自我的认识逐渐摆脱了身份与现实的因素：

时代之于我是一个空虚，犹之乎枷锁之于自由的天使！只有自然是我们的环境！此外，民族也，个性也，世纪也，何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呢！我的唯一的快乐，便是，在别人中发见自己！[41]

高长虹在杭州的蛰伏，是其重塑自我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在西湖，倒做了几件极重要的事。第一是，人生的科学的草创”[42] 。最终高长虹在其“人生的科学”之中重新肯定了自我意识，他不但宣称“除了我自己以外，还有什么是我的更好的礼物？”，并认为，其言行的价值同样会得到延续。[43] 与鲁迅决裂所带来的精神危机迫使高长虹摆脱了主体建构的外部因素，转而向个体内部寻求对自我的肯定，并最终与张申府、朱谦之等五四运动中的“游离者”的观念达成契合：个体的“自觉”是源自自我的“自尽其性，自完其心”。高长虹的这种转变也成为1928年后其与张申府重组“狂飙”运动的重要基础。在此之后“狂飙”的“游离者”，不再是身份阶层与自我认识的“游离”，而是“不作科学家，不作艺术家，不作文人诗人政客，但要作一个志士”式的“游离”。“自觉”青年以个体意识实现自我形象与价值并始终“游离”在政治文化潮流之外。当张申府与高长虹共同认可文艺是对于生活的表达时，这种“文学—社会的表达”就使他们已然成为朗西埃所描述的“那些在革命的混乱之下，置于时代和舆论语言之外的人”[44]。

实际上，大多数“狂飙”青年群体的成员都被卷入这场形象与精神危机之中，不过，大多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像高长虹一样陷入长时间的自我反思之中，而是由此最终从认可自己平民身份的革命性而转向了政治革命的实践。在1927中，尚钺、李逸三、高沐鸿、柯仲平、高歌、郑效洵等“狂飙”运动中的核心成员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向了革命的路线，从而脱离了“思想革命”与“文艺运动”。

就在高长虹在西湖边上创造自己“人生的科学”的同时，鲁迅与青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改变。1927年，鲁迅以《新时代的放债法》彻底清算了高长虹之后，并没就此罢休。尽管在鲁迅之后的作品中没有直接针对高长虹及“狂飙”的内容，但是总会时不时地听见指向高长虹及“狂飙”的“一两声枪响”。无论是在与未名社诸青年的信件往来还是在不久之后的各种文艺主义的争论之中，高长虹都被鲁迅作为针对“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进一个苦口的忠告”的批判典型。直到鲁迅去世的1936年，在其撰写的《女吊》中，依然再次提起了高长虹：

当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就是高长虹之所谓“纸糊的假冠”，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45]

事实上，在1920年代中，鲁迅花费自身心血所扶植的青年，大都没有能够成为鲁迅所理想的“战士”。高鲁之争爆发后，鲁迅似乎更加看重未名社的青年，在给韦素园的信中给予了未名社相当大的鼓励。[46] 不过，随着事件平息以及高长虹出国，“狂飙”彻底销声匿迹之后，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透露的或许才是其对未名社诸青年更为真实的看法：

未名社开创不易，现在送给别人，实在可惜。那第一大错，是在京的几位，向来不肯收纳新分子进去，所以自己放手，就无接办之人了。其实，他们几位现在做教授，就是由未名社而爬上去的，功成身退，当然留不住，不过倘早先预备下几个接受的青年，又何至于此。[47]

与“狂飙”青年的风云流散、进入革命相比，未名社的青年们最终选择走进文化学术制度之中，从“思想革命”之中“功成身退”。鲁迅理想中宴之敖与眉间尺的关系，终而只是“在上海势利之邦”看不见的“待我甚好”的“老朋友的态度”。[48] 1920年代，围绕在鲁迅周围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究竟是以“游离者”身份独自审视世界的“狂飙”还是谨慎小心勤恳扎实的未名社更接近鲁迅所希望培养的“思想界战士”，或许连鲁迅自己也会在不同的时间之中给出不同的答案吧。

注释：

[1] 曹聚仁：《鲁迅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2][26][29][30][46]《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588,623，648，636、644页。

[3] 《高长虹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

[4] 廖久明：《高长虹与鲁迅与许广平》，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5] 董大中在论述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的专著《鲁迅与高长虹》中，顺便论及了高长虹与周作人的冲突，认为周作人创作的《南北》“是周作人对高长虹的宣战书，表层意思是说历史上的‘南北之争’和‘近来这南北之争的声浪又起来了’，深层意思则是指高长虹‘挑剔风潮’，引起‘南北之争’”。问题在于，周作人的《南北》创作于1926年10月31日，引发高长虹与鲁迅争论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发表于11月7日，周作人不可能在争论爆发前，就开始攻击高长虹。另外，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此时的周作人也不可能无端地加入涉及鲁迅的争论中去。故廖久明在《高长虹与周作人》与言行在《高长虹评传》中认为高长虹对周作人的攻击是误读导致的误会更为可信。

[6] 《语丝》第114期。

[7] 吴佩孚武昌失守后，曾谣传其手下刘玉春被北伐军杀死，使之成为舆论中南北相仇的证据，所谓“通电”大概系指此事，因此具有“河南的酋长思想者”很可能是吴佩孚。

[8][10] [12][15][36][37][39][40][41][42][43]《高长虹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48、249，195，242，3、22，10，33～34、65，41，27，50，66页。

[9]《晴天的话》似乎有意在题目上与周作人的《雨天的书》有所对立。如果说《雨天的书》是注重艺术的随笔，“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需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和“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能少”的人生态度，那么在《晴天的话》中所写的“便自认是一工人，且逐渐去做了实际的工人。……但这里也便有了不幸，便是这样遇到外面的压迫时，便每不免以另样更偏激的阶级斗争的态度去应付了”所代表的困苦与斗争的态度就与周作人较“闲适”的态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11] “比写创作鲁迅是更喜欢斗争的”，“他的快乐，只有斗争”，“他骂人不是把他骂得不能说话，或者骂得敬悔，却骂得人不能不回骂”。《高长虹全集》第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360、361页。

[13] 即使尼采，高长虹也不是没有批评，甚至批评得很早。在《闪光》中“尼采叹道：／‘超人被群众压得发狂了！’／我答：／‘谁叫你只顾着“这样说”来啊？’”

[14] 在《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中，高长虹强调“《新青年》时期的思想是对于过去的思想的反抗”，但是由于“不求实际”，“没有经过科学的工作，没有认识了实际的生活”，所以失败了。文章中对科学实践的强调并非源于《新青年》所强调的“民主与科学”，而是高长虹自己所理解的“科学的工作”。所谓“科学的工作”，在高长虹的《批评工作的开始》《艺术与时代》《科学与时代》有着比较详细的论述，显然将《新青年》时期的思想运动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没有经过科学的工作”，也多少是为了与高长虹自己所提出的“科学的工作”的观念相联系。实际上，高长虹这种特殊的“学”观，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其1924年创作的诗歌《离魂曲》就已经出现了以“科学”批评马克思的诗句，可见高长虹的特殊“科学”观的成型至少在1924年之前。

[16] 实际上，高长虹完全是了解周氏兄弟失和之事的。高长虹在《一点回忆》中说：“顺便我问到那两篇稿子，鲁迅气急地谈起周作人来，好像有一点事情都是想暗害他的样子。我知道他们兄弟间的关系，听得这样说就完全放下不谈了。”高长虹在看到周作人《南北》之后，立即认为其实是针对自己对鲁迅的攻击，而忽视了周氏兄弟决裂的事实，亦可见此时的高长虹心态的敏感与担忧。

[17] [18] [21] [25] [28] [31] [33] 《鲁迅全集》第3卷，第58～59、4、4、4、96、521、419页。

[19] 《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20] ［日］北冈正子：《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85页。

[22]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3页。

[23] 《鲁迅全集》第2卷，第441页。

[24] [32] [34] [47] [48] 《鲁迅全集》第12卷，第11、11、84、227～278、343页。

[27] [45] 《鲁迅全集》第6卷，第69、619页。

[35] [38] 《鲁迅全集》第8卷，第189页。

[44] ［法］雅克·朗西埃：《沉默的言语：论文学的矛盾》，臧小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转载自“西川风”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