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一年暑期，我本来想回老家邯郸去看望爷爷奶奶的。火车行驶到半道，遇洪水停了下来，刚好停在离西安很近的一个小地方，具体地名我已经记不得了。妈妈跟我说：“要不我们下火车转汽车去西安吧。”于是跟着妈妈坐上长途汽车，我一路晕车，哭了好久，晕晕沉沉中到了西安。那是我第一次去到西安。

妈妈说，西安有许多地方可以去看：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华清池等。暑期的西安热得厉害，有一天从大雁塔出来后，妈妈说：“我带你去见一位作家伯伯好不好？”他叫杜鹏程，是妈妈敬重的一位老作家，他的代表作品是《保卫延安》。我当时并没有读过《保卫延安》，所以也不太知道他的名字。从大雁塔出来，顶着火热的日头，我跟妈妈步行了好长一段距离，来到陕西省作家协会小院。

记得刚进省作协的大门，在收发室遇见一个拿着报纸、正低头往回走的人，妈妈问：“请问杜鹏程办公室在哪里？”那人说：“我带你们去吧。”于是我们跟着他进到一个旧小楼，上楼后敲开一间办公室，一个笑起来很温和、看起来比爸爸年龄大的人迎了上来，他谢过带我们来的人，就给我们倒水让座。边让座还边跟我妈妈说,刚才那人就是路遥。

我长大以后在路遥写的一篇纪念杜鹏程的文章《杜鹏程：燃烧的烈火》中读到一段深情而有力量的文字：“在人类所有的不幸中，最不忍目睹的就是死亡引起的悲痛，尤其是对一个你所熟识而敬重的人。”“我不愿目睹没有气息的杜鹏程。我愿意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团燃烧的烈火，一个用严峻的神色审视这个世界的哲学家，一个气势磅礴的叙事诗人。”“老杜的价值不可能在某种仪式上体现。他在半个世纪中构成的巨大内容需要一代人乃至未来的历史给予详尽诠释。”想必他们之间的情感或者友情是不一般的。现在想起来好遗憾，与路遥就只有那么匆匆一面，而他的作品却深深印在了我的生命里。

我们落座以后，我主动叫了杜伯伯好（爸妈告诉我，比爸爸年纪大的要叫伯伯，小的要叫叔叔，现在想想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好像到今天我还是这样的习惯）。许是办公室来了一个小姑娘，杜伯伯唯恐我无聊，就先与我聊起天来：问我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我说:“去了华清池，泡了温泉，那可是杨贵妃泡温泉的地方，不过就是远了点，如果在市里就好了。”他听后哈哈笑起来，说：“你已经去当过一次贵妃了。还有啊，幸好华清池是在郊外，要不大伙儿就会把那里当澡堂子了，就不是贵妃才能去的稀罕地儿了。”我还说：“刚去了大雁塔，今天我们是从大雁塔走过来的，大雁塔上塔顶的门关了，没能上去。”他听后说：“如果上到塔顶，就可以看见整个西安古城了，下次吧，下次来我陪你们去看看。”只可惜，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那天在杜伯伯的办公室待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妈妈向他约稿《当代作家自选集》，听妈妈与他聊天的时候，提到了“不论新作品或者老作品，希望是自己喜欢的、自己选出来的”。他不仅答应了还说会尽快交稿（后来出版了《杜鹏程小说选》）。

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东看看西看看，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刊物和报纸，拥挤的桌面只留下了一小块地方，放着正在写的稿子。我在他的办公桌上翻看那些刊物和报纸，有《小说月报》《人民文学》等我熟悉的刊物，我便读了起来。他在与妈妈聊天的过程中，还时不时地与我聊几句：“是不是要准备考大学了？准备读哪所学校？准备学文学吗？”现在想想，好像我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对读大学兴趣不大，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游走大江大河，特别想去看看《林海雪原》的东北大山深处。离开时，他送了一本《保卫延安》给我和妈妈，还是签名版的。

我回到成都后，开始读这部小说，被周大勇那样勇敢的战士群体感动得一塌糊涂，一边读一边揪心一边泪流。爸爸看我在读《保卫延安》，就给我讲起革命的特殊历史节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做出战略转移，暂时退出延安，以保证革命最后的胜利。也就在那同时段，我集中阅读了《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道游击队》《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细节依然清晰如初，想想，这跟与杜鹏程伯伯见面的那个下午有着直接的联系。

后来听闻杜鹏程伯伯去世的消息的那个晚上，妈妈很伤感，说起与杜鹏程组稿的事情，虽然出版了他的《杜鹏程小说选》，但是还想出版他的文集，却成了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