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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追忆沈虎雏先生
来源:《收获》 | 张新颖  2021年05月18日08:47

1946年,抗战结束后沈从文(三排右一)、张兆和(二排右二)、沈龙朱(前排右二)、沈虎雏(前排右一)一家在上海与亲友们团聚

1980年8月沈虎雏(右一)、张之佩(右二)回京任教,在家中与沈从文(左一)合影摄影/王予予

沈虎雏(1937—2021.1.1),苗族,1937年出生,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次子。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系)副教授,1998年退休,参与编纂了《沈从文全集》。该文集于2002年,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正式出版。沈虎雏于2021年1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与沈虎雏先生通信始自一九九七年,二〇〇五年以后联系多起来。那年《沈从文精读》出版,我寄上两册,他有较长的回复:

感谢赐赠内容丰富的大作,我和家人充满兴趣一篇篇拜读,另一本《沈从文精读》给了龙朱哥哥。

让我感到欣慰是您对父亲“并未有意识地作为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的关注与重视。我一九八〇年回到北京时,破旧行李中有个小纸箱,保存着父母“文革”前后给我的信,其中偏偏父亲规劝我怎样面对冲击挫折,最重要的几封,由于担心遭查抄肆意曲解上纲,被我毁掉了。打开小纸箱时,心中的懊恼使我倍加珍惜这种不可再生的材料,那是在一间屋,几个月前父亲从这里搬入新居,地上犹积存着厚厚的垃圾,清理它的时候,我顺手把一切有父亲文字的纸张收拢,不意竟有一整箱,从此开始了保护、收集、拼接、识别、整理的漫长岁月。

观察父亲生前未刊载文字首次发表后,读者和学界的反映、解读,很有意思。最早是《抽象的抒情》,一九八九年发表,“照我思索……”那两句话则提前于一九八八年他去世后写在遗像下,曾被许多人注意,各报刊文章引用时抄错的大有人在,而研究者多比较谨慎,除了凌宇在《风雨十载忘年游》中谈过对两句话的理解,相隔较长时间也少见对此文的研讨。其次一九九二年《别集》那一批,一九九六年《家书》那一批,最近是二〇〇二年《全集》的出版,两年前就听说有的朋友已通读完全部三十二卷,但像您《精读》那样较全面关注遗稿的研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也因为读书太少)。

我没有资格评论您文章的学术价值,但私意以为,《精读》把“魇”系列散文、呓语狂言、土改家书和作者的文物研究事业联系起来,分析他精神世界演变脉络,大量涉及书信及其他文字材料,路子合理。这些材料正如曹雪芹所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能够幸存下来并与读者见面,本来就是留待解人,所以我要感谢您的研究工作。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沈从文巨量的未刊文字,何以保存得下来呢?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专案组”。“文革”初起就查封了大批资料,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查封,多次混乱的抄家就足以尽毁。“专案组”代为“消毒”,烧掉了一部分,毕竟还剩下很多,几年后形势变化,发还给本人。这算是有“罪”之“幸”,“专案”之“功”吧。

二是沈从文家人有这个意识。沈虎雏面对父母搬离后旧屋地上的垃圾,这个情景可谓“惊险”:稍不措意,那一整箱父亲的字纸就散在垃圾中被清除了。倘若如此,《全集》就不会是后来的规模,沈从文作品的完整性将大大受损,尤其后半生,会有大块的缺失。

这个情景中的时间点,也颇有意味。一九六六年,沈虎雏、张之佩夫妇离京,随企业内迁到四川自贡;一九八〇年,夫妇回京,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自此开始收集、整理父亲的资料。后来与虎雏先生聊天,提起这个时间点,他不无感慨:如果再晚一点,这项工作就会困难得多,有些事情恐怕就来不及了。那时父母都在,父母的不少朋友也在,单就来往书信的征集来说,就相对容易些。

从那时起到去世,这项工作他整整做了四十年——《全集》之后,还有十七年的“补遗”。

如此投入心力,那么留心观察材料分批陆续公开之后的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了。虎雏先生对《沈从文精读》这本书的热情和肯定,实与他自己念兹在兹的关切紧密相联。

他的信,信息丰富而都切己,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却真是如见其人。现在我把其中一些抄录出来,也正为存其信息。里面有一些对我奖饰的话,我不做删除,这自是不免招惹借他人之口抬高自己之讥,也无所谓。我还没有轻浮到对自己心里没数。

沈从文一百一十岁诞辰那年,我做了一个演讲,虎雏先生读到演讲稿,来信说:

谢谢您请马睿先生寄赠的《文景》。

我和老伴轮流拜读新作,之佩认为:

“读二〇一二年十二期《文景》杂志刊登张新颖老师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讲演后深受感动。为什么一个从未见过沈从文的教师,能够对沈从文的作品及其人格,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能从沈从文研究中脱颖而出,带来一股清新的风?答案只有一个:踏踏实实的做学问,堂堂正正的搞研究。”

我惊奇发现,这篇“讲演”和您与刘志荣老师的那篇“对话”,标题竟一字不差!因此又重读了一遍,有意思的是,没有重复感。“对话”随两位老师的思路跳跃展开,自由活泼灵动,一扫论文常见格调,又大角度触及两位研究者的新思考,新见解。这次回看,才发现“对话”被单独纳入“拓展阐释的空间”第一编,是相当贴切的。“讲演”的叙述经过提炼,重新组织、扩展,梳理清晰,读来感到是另外一篇阐释更加深入的作品。

父亲谈“有情”和“事功”那封家信初次发现时,我就被深深打动,预感到将是人们理解父亲的重要材料。那时“抒情考古学”汪曾祺先生已说过,还没写进文章。七年前读您和刘老师讨论“有情”和“事功”,就令我很感动。又过几年,见到王德威先生《有情的历史》,更让我震撼。对严肃认真研究父亲的学者,我们都深怀敬意。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两篇相隔七年的文章用同一个标题,在我,是有意为之;被虎雏先生注意,倒有点出乎意料。再一想,他一贯认真细致,也就不奇怪了。

信中说到王德威老师《有情的历史》,这是他又一次提及,两年前他寄我贺年明信片,特意写上一笔:“近读王德威先生《有情的历史》,印象不同于大陆一般论述。”

二〇一三年七月,我写完《沈从文的后半生》初稿,即传电子稿给虎雏先生,请他看看有无事实、材料方面的出入。二十天后,他传回稿件,上面仔细做了标注,又附加一封长信,逐条解释。他一一列出笔误、不确、不妥之处,巨细靡遗,特别见出务求精确、一丝不苟的性格。录全信如下:

张新颖老师:

很高兴拜读您新作。《后半生》在引文数量和覆盖广度上空前,为读者提供丰富出自传主的文字表述,以及相关的旁证史料,传记可信度和保真度,相信能得到认可。

和引文呼应,作品在很多地方,对传主精神活动的演变发展,有精彩的归纳解读。如写一九四九年的大转折过程。又如前面关注到“针刺麻醉”的意义,而对传主晚年进入“忘我”境界的评述,又和“针刺麻醉”联系起来谈,暂时跳出时间顺序、空间约束,大开大阖写法,即使用字不多,也有助于梳理脉络,起点睛效果,读来有深刻印象,是亮点,而且比比皆是。

您在说明里提到,尽可能直接引述传主自己文字的写法,也有格外困难地方。我猜想您有控制篇幅意愿,初稿某些部分,连串引用传主的文字,或一件接一件记录若干事实,初次读到这些的读者,还来不及一一品味,留下印象,就有后续引文、事实呈现眼前,会产生信息疲劳效果,有点沉闷。这种段落,作者的衔接文字有时过于简练,缺少在论文和讲演里的风采,您的长处也被压缩了。

若能适当变化节奏,必要的点拨说明别太吝啬,给读者适当启发,来理解引文或事实,效果会不同些。

北京人讲“站着说话不腰疼”,意思是说说容易。我以上感觉,是在站着说话,您执笔就没这么简单。我希望《后半生》更趋完美,故直率说来盼不介意。

我在您初稿上加了些天蓝色标记,下面做点解释:

14页,“约两周后”有误,“约一周后”比较准确。

15页,“表弟”,应是堂弟。

18页,“六月份,丁玲约何其芳一起到家中看过沈从文”,其实这次是丁玲的回访,建议补充第一次会见的信息。

我在《年表简编》对他们解放后见面的叙述客观中性,符合事实。他三月十三日、五月三十日,曾两次在文字中表达希望见丁玲,口头表达的想必更多,而第一次来的却是陈沂……

《团聚》脱稿时,尚未见到文字依据,我把陪父亲去文管会见丁玲的时间,误写在有棉军装时候。后来见相关文章提到丁玲来北平时间,近年《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收此文时,已据实修正。

18页,“多次来访”,我只知道文代会期间他们来过一次。即使一次已足够证明友情之珍贵。

20页,致黄永玉信不是一九四九年“唯一”公开发表的作品。四月在上海《子曰·艺舟》发表过《读春游图有感》,写于一九四八年。

46页,“十一号”,当时为十二号,目前那一带民房已变成宾馆大楼。

46页,幅应为“副”。

46页,“一年以后”,因前文讲黄永玉一家暂住我家,可误解为黄到京一年以后。不如直接用“一九五三年”或“一九五三年三月”明确些。

46页,“小得可怜的家”不知引自何处?平心而论,这三间北房宿舍在当时博物馆里已算较高待遇,使用面积比一九八〇年社科院分给他的三十六平方米居室还大一些。须知那时职称只是副研,似不必强调宿舍太小。

隔壁的确是院子的男厕所,此前还要路过女厕所,均为茅坑式,因此他曾自嘲住处是“二茅轩”。

68页,“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月下旬”,两个自然段讲的都是事实。是否应该点出“大跃进”的时代大背景?

前个自然段是被动接受跃进形势教育,奉命歌颂新人新事,极难适应。后一个自然段,在大跃进形势下博物馆的破例举措,却跟他梦寐以求,一直呼吁的服务方向合拍,破例行动很可能与他的促成有关。他趁大跃进之机,满腔热情亲自实践,后来并在政协提案、给文化部信中,一再提出“举办专题文物到各地做针对性短期展出”建议;到了困顿岁月仍念念不忘,幻想着新的送货上门行动。沈从文的大跃进,就这么反差巨大!

69页,老馆包括端门,存疑?若有根据就不用改。

70页,“吴功超”,吴仲超。

71页,“长途汽车”,从家书看,去宣化乘的是铁路慢车。

73页,“直到一九四三年,沈荃从昆明把她接回大哥住的沅陵”,实际是一九四五年托在昆明的凤凰同乡严超护送回沅陵的。

79页,“陈子佛”,陈之佛。

93页,“亲家母”,实际是亲家母的母亲,张之佩的外祖母。

94页,“《中国古代服饰史料》”,《中国古代服饰资料》。

108页,“开会学习”,用“出差”较确切。

127页,“一九七二年一月”,实际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153页,“学术”,学生。

178页,“一个突出的变化”,首先,在变化程度上,似乎说重了。父亲是情感纤细敏锐的人,本来就会因感动而流泪。作为家人观察到,随年龄增长,他易流泪是渐变过程。“文革”中期,得知孙女因成绩好守纪律,受一些厌学顽童欺负,爷爷曾为此流泪,母亲信中说他“年纪越大,心越发慈了”。身边人这种观察很准确,钟开莱也说过类似的话。

其次,在为什么而流泪方面,似乎应注意到为自己感伤,还是对他人的同情,或为艺术所感动?实际上,为自己感伤较少,更多是同情和感动而流泪。拙作《杂忆沈从文……》里提到两次流泪,都是听到好的演奏引起,第二次还可能包含对女钢琴家往事的感慨。《团聚》里提到,听别人说起徐盈、彭子冈名字当即老泪纵横。我一个才华横溢同学,毕业不到两年当右派,“文革”翻老账继续受折腾,七十年代两位北京同学出差,得空去看他,听楼下有人喊自己,近视眼伸头也看不清,问你是谁?同学只说:“你下来!下来就知道了!”见面当然很高兴,他媳妇回家不见了人,下楼问邻居,听说两个穿军大衣的人命令他下来,一边一个抓着胳膊带上吉普车走了,急得她为丈夫担心……我当笑话讲给父亲听,他却为这素不相识同学流下热泪。

再其次,为什么能见到若干关于沈从文流泪记载?盘点一下就明白,过去的记载,多出自他自己文字,他没写的别人不知道。出现“沈从文热”以后,他受到各方面关注,别人写到他流泪,说的都是晚年,无形中强化了“突出变化”的印象,何况还有女记者那种笔下生花的描述。

谨祝

双好!

沈虎雏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我当天回复:

沈先生:

很感激您酷暑中劳累,审读了初稿。我在初稿传给您之后,又从头小修小改了两遍。您的审读太重要了,毕竟我只能通过文字接触沈从文先生,自知限度所在,很多地方难以达到唯有亲人才能有的深切感受,一些细节上也不免模糊不清。我所能做的努力,只是尽力去接近传主,把“接近”的距离不断缩小。

我将根据您的意见再做一次修改。您非常细致、一一标出的地方,我都会仔细考虑修正。因为经您指出,这些地方的修改就比较容易了。

比较困难的是整体写法上的问题。您的意见很中要害,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有相同感受。篇幅的控制是其中一个因素,这样写已经二十万字;最根本的还是我一开始就限定自己少说话,多让事实呈现,多让传主精神呈现。我读国内外很多传记,不太喜欢传记作者过于主观的发挥。但传记作者又不能“无所作为”,他的“作为”应该是如何呈现事实和传主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平衡很难掌握。

就是在呈现事实方面,我也知道,有些事情一般的读者也不会太感兴趣,如某年某月发表什么文章,去了什么地方,谁谁翻译了什么作品,但对于我来说,却一定要一一写出来,不惜让读者觉得枯燥。还有些地方,一般读者会很感兴趣,我却写得简单,如与萧乾先生的关系,有个大致的勾勒,有自己的倾向,就止住了,也是有意这样。

作者更清晰的衔接、说明、点拨,整个行文的节奏变化,等等方面的问题,我会在以后慢慢斟酌,这个工作一时也难以完全改观,得需要个较长时期。我很感谢并完全同意您所指出的这个涉及整体的问题,事实上我心里也把目前传记的样子看成是阶段性的面貌,希望以后在不断修订中趋于完善。

我读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这么些年,固然是研究,但我心里越来越感情深厚,以至于写到沈从文先生早年的朋友王际真、晚年的助手王,因为我和他们是同乡而异常亲切。这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只是一种感情心理。我的老家与王的老家是邻县,离青岛很近,所以读沈从文先生写青岛的文字,也感觉特别亲切。

另外一个小问题向您确证:一九四八年颐和园消夏,是否还有冯至一家?我初稿修改开头为:“一九四八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霁清轩消夏。冯至一家,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和两个儿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Hans H. Frankel)——一个年轻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都来了。”加了“冯至一家”几个字,这样对不对?

他立刻回答我的“小问题”,并且详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当然有冯至一家,夫人姚可崑,两个女儿。各人住处按地势从高到低依次是:杨在霁清轩正屋大房子,四姨和她保姆小侉奶奶在清琴峡,一所小而雅致房子,俯瞰崖下从暗道里流出的小溪,冯家在下面斜着另一栋,我家住最下边小溪旁一座房子,大而潮湿,只有一张炕上干爽,全家人进屋后都在炕上活动,父亲说应该是慈禧太后的浴室。四个住处按顺时针排列大致在12点到6点半的弧上。从7到11点是弧形上坡回廊,然后取直通达正房,半山亭就在回廊肘弯里。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都有冯家,四七年没有傅汉思,四八年中间朱光潜本人、吴之椿教授大儿子吴小椿等中老胡同邻居曾去住过几天,朱住在哪里不记得了,有可能在杨处,吴是在我四姨处挤住。他们来颐和园时,正是写霁清轩书简那些日子,信中提到朱光潜参加对付大鱼。花裤人是杨的干女儿邓译生,一直在杨身边,年底和曹禺同去了香港转解放区。

“散雅步”成员主要有杨、邓、四姨、朱等,傅相随主要兴趣在四姨。散雅步的趣味和节奏,跟我们顽童距离甚远,父母历来无风雅气质,出于礼貌只好奉陪,所以有“倦”感。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也有差异,没心情风雅。蒋介石在颐和园景福阁宴请北平军政要人那天,也是朱光潜在霁清轩期间,我们正好一同散雅步归来,被机关枪堵在半山腰,朱伯伯操四川口音问我:“怕不怕兵大爷?”

《沈从文的后半生》先在《收获》长篇专号二〇一四年春夏卷刊出,几天之后,六月十三日,虎雏先生发电子邮件,告诉说:“我一位八十岁表哥今天一早来电话,说昨晚从二十三点阅读《收获》上尊著,到凌晨三点一口气看完。他对父亲的了解远远超过其他读者,但很多时候是噙着眼泪读,停不下来。而他之所以买《收获》,是老同学在火车卧铺上一口气看完后,忍不住向其他同学推荐的结果。据表哥说,他和读过的同学都觉得,跟以前出版的传记比较,有很大突破,深受感动……”

这位表哥是周晓平先生,周有光之子,著名气象学家,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二〇一五年一月去世。

沈从文长子沈龙朱绘弟弟沈虎雏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