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樊骏和王信被视为两个“怪人”。而这两个“怪人”，却互相引为知音同调，在五十年间相扶相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在一年的时间里亲见了他俩的友谊，现录几则以缅怀两位老师。

“和而不同”的君子风度

1993年5月，樊老师搬家到安贞桥北，当天，我和樊老师，还有张建勇、严平夫妇在房间里挪书，进来一位身着黄夹克，下穿蓝色裤，胸不那么挺，气宇不那么轩昂的长者，视察似的各处看看，问一些情况。樊老师向他介绍说：“这是李老师。”而对我说：“这是王信，住在楼上。”樊老师就是这样逗：称学生为“老师”，该称老师的却直呼其名，也不管我是否尴尬。王老师却无所谓，谈别的话了。看来，樊老师对他说起过我。我心里的震动却不小：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的编辑，如此朴实无华！

此后我去樊老师家，时间稍长的几次都见到过王老师。王老师来，相谈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几句话，有时长谈。樊老师见王老师进门，不寒暄、不请坐、不上水，无任何客套。王老师走进屋，直奔主题，边说边找个座位坐下，樊老师随即坐在一侧沙发上谈起来。

谈话的内容广泛：院所的事、图书文章、人际交往、生活经验无所不及。他们通报情况，交流思想，有时是征求意见。樊老师总是面带微笑，目光闪动，说话时常有表情动作，时而眼看对方，时而低头聆听；王老师则一脸严正，不苟言笑，极其认真，略略侧身低头，目不正视。谈完了，王老师起身即走，樊老师也不留，跟到门口把门关上。

我推想，樊老师那些曾指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向的鸿篇雄文，或者全国政协的提案，可能吸纳了王老师的某些意见；王老师在《文学评论》上推出那么多雷霆震荡的高言傥论及青年才俊，引领了改革开放后的学术思潮，或有樊老师的思想贡献。

虽然我从没听到他俩因意见不合而发生争执，但不同意见肯定有的。那时，樊老师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刚出版，他让我看，以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并谈谈看法。我花一个多月写成一篇评论，交上去却被他扼杀了。我很是郁闷。离开樊老师家前有事去王老师家，忍不住说了出来。王老师问了文章内容后，要帮我“挽回”。对于他的关爱之情，我很感激，但还是谢绝了。他又问：《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篇收入没有？说“这是他最差的一篇，不该收”。显然，他对樊老师的文章很熟悉，但没有得到樊老师的赠书，出版前樊老师也没有征求或者没听从他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他俩学术思想的不一致处与“和而不同”的君子风度。王老师的批评直言不讳，用语的直率也非一般。樊老师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果然没再收入这一篇。

幸好有王老师关照，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困难

这一年，樊老师被心脏早搏折磨，5月出院，6月又进去了。入院前，他托人告我：“有事打电话给王信。”第二天我直奔王老师家，师母告我王老师办公室电话，并说：“他陪樊骏去医院的，他知道住在哪儿。”我按探视时间去医院，见王老师和樊老师坐在花园里。我正好替王老师陪伴一次。樊老师告诉我：“我与外界是隔绝的，病房只有王信和刘福春知道。”过两天，我又打电话给王老师，询问樊老师病情，并约了见面时间。我去医院，樊老师便逃院和我一起回家。晚上王老师来，那是他俩谈得较长的一次。第二天樊老师回医院，嘱我“把家门钥匙交给王信”。后来我知道，他的钥匙常年放了一套在王老师家里，若外出时间长时，还把“细软”打成一个小包交给王老师。

樊老师单身生活，又缺少做家务的兴趣和能力，吃饭常常随便对付。他常说：“生活是很麻烦的。”幸好有王老师关照，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困难。王老师曾告我：樊老师常常做好了饭菜放在冰箱里，取出吃一二天，有时去街边买点烧饼之类应付一餐，你来他才加一个菜。而我，本想让樊老师改善一下伙食，无奈厨艺太差。这里讲一件小事：一天开饭时，王老师进来，我请他一块儿吃，樊老师指着鱼说：“这是李老师做的糖醋鱼。”由于配料不全且没放足，既不好看又不好吃，王老师仅尝了个味。后来我写信给老婆问了做法，第二次做出的味道就好多了。刚好王老师又来，坐下尝后表扬我的“进步”。樊老师则把写信的事说了一遍。

有一次我返回北京即跟王老师联系，他说樊老师担心，主动给你去了信。这事让我内疚了好几天。赶完作业，立即去见樊老师。他调整了教学计划，指定新的阅读书目，并布置作业，他还说：“我已将意思跟王信说过。”我不知王老师提过意见没，至少他没反对。所以，对我的学习王老师也付出了心血。我按照要求读书、思考、写作，其中一项是修改论文《人物出走：曹禺剧作的艺术贡献》。交上去后，得到樊老师认可，他把题目改为《人物出走——曹禺戏剧艺术管窥之一》，给了卢济恩老师。下次去樊老师家谈起，王老师说他删了题中的“之一”。我一阵感动：他关心过我的文章，或者说文章到了他的手中。几年后，我去看他，他仍关心我的研究，我说刚完成《作家汪曾祺的由来》。他说：“我听到这个题目，也是很高兴的。”但我没把文章给他，因为他那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稿的审读者，我不能利用这个关系。

这种精神情操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樊老师和王老师，一北一南，习惯有异，性格不同，却在五十余年间无话不谈，十分难得！考其原因，是由于他们都“站在时代的高度”（樊骏语），对人对事出于公心，善于思考，敢于担责，不追逐名利乃至让名让利，胸怀坦荡，以助人为乐。这种精神情操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王老师多年不写文章，2011年樊老师突然离世，破例写了一篇《樊骏未了的心愿》予以纪念。让二十余年不写文章的人开笔写作，其情感动力有多强啊。尽管文章未提他俩的关系，未表达他的悲痛，但在平静叙述的后面，惋惜、怀念之情何其沉重。须知，那些事他不说，就没人知道了。

樊老师走后，我去看望王老师，并约了战嘉悌先生。我们三人在樊老师家里相见，客厅东墙上樊老师的大幅遗像微笑着，仿佛在参加我们的会谈。末了，我请他们出去吃饭，王老师说：“我就不去了。”那时，他摔坏了腿，走路还不大方便。我说：“好吧。您多保重，我再来看您。”

这十年，没有樊老师这样的挚友，王老师的内心一定是孤寂的。而现在，王老师与樊老师相聚去了。在“那边”， 或许两个“怪人”继续不流俗，不媚上，保持独立个性，秉持现代传统，正直、认真、无私、爱人且不轻易麻烦别人地生活着，并相扶相持，续写友谊。

2021.2.11初稿，4.8改于成都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