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仓近年的小说创作游走在城乡之间，《父亲进城》《女儿进城》《麦子进城》系列作品在“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下对城乡冲突进行了深度、不懈地开掘，《止痛药》延续了这样的创作路径：在城乡的碰撞冲突中勘探时代难题、社会症结以及生存的困境。

几乎很少有作家的写作可以溢出文学史的范畴，仅仅因为自身写作而获得意义；也几乎没有一个文本能够挣脱文学史的阐释谱系而天然地、孤立地获得意义。每一种写作都是在传统筋脉上的延伸，都是与传统对话的回声，无论是激烈反传统的写作还是承续传统的写作，都在感受传统力量的直接、强大的支配和制约。“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从现代文学之初延续至今，已经讲述了百余年，悠长的历史积淀强化了叙事的有效性，也搭建了丰厚的言说空间。这是后来者写作不得不对话的强大“传统”，也是阐释文本的必要参照。从《阿Q正传》到《子夜》，再到《骆驼祥子》，在由乡村/传统/落后向城市/现代/先进更迭、进化的路径上，“乡下人进城”叙事所言说的经验是对现代中国核心命题的回应，也构成了一条考察百年中国文学的有效线索。历史在现代性强大马力助推下，驶出了悠长平缓的乡土轨道，驶入瞬息万变、喧嚣浮华的城市轨道。“乡下人进城”叙事的另外一种张力还来自于文学与历史、虚构与想象、认知与审美、文本与文本之间搭建的层叠交错的意义空间。

将《止痛药》置于这样的叙事谱系中，除却时代的痕迹与风气，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家对这个百年不易主题的延伸思考与奋力超越，也可以感受到受制于叙事传统的保守与拘谨。甚至不妨说，对小说的理解已经不取决于文本自身，而取决于如何基于社会历史与文学传统，整体地而非断裂地、统一地而非对立地理解时代、理解城乡。《止痛药》的人物性格、情节意象、情感基调都并不复杂，一眼望去如大地般平实质朴明晰。小说在“离去—归来”结构链条中讲述了陕西农村青年陈元怀着梦想来到上海，在经历身份、爱情、财富上的挫败后，带着难以言说的心灵痛楚和肉体伤残，黯然离开大城市返回家乡的经历。毫无疑问，这是这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穿梭于城市缝隙的骑手、清晨早餐摊上浓重的外地口音、高楼脚手架上没有面目的身影——他们是制造城市繁荣景象却几乎无暇欣赏、保证城市良性运行却无法融入秩序的群体，他们又远离时代机遇，远离社会红利。这也是这个时代令人无比感伤的故事，一个如骆驼祥子般真诚淳朴善良的农村青年在百年后依然难逃阶层的宿命，而比陈元们似乎更幸运的凤凰男尚且难逃中产阶级口味的挑剔与苛责。这是今天的日常生活、价值准则与集体记忆，也是文本逻辑成立、禁得住反复推敲的现实基础。但另一面，我们纵然对陈元与凤姐的爱情万般唏嘘，对陈元的死心痛不已，对凤姐和其母的薄情势利愤慨无比，却无法否认，至此小说的展开还是建立于城乡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上，延续着“乡村人进城”叙事的基本模式，暂时还没有提供超出《子夜》《骆驼祥子》的思想视野和价值维度。

《止痛药》采用双线交叉叙事支撑起“两地三人”的故事情节——陈元和凤妹在大庙村的日常生活、陈元与凤姐在上海的短暂爱情。不得不说，用这种叙事方式撑起长篇小说是有一些风险的，需要通过或精巧的叙事技艺、或饱满的思想张力、或出人意料的语言意象，平衡“极简”叙事可能带来的单薄、平面，尤其在小说日趋复杂化的当下。乌里·希克这个非重要人物的设置，完成了小说的平衡术，更重要的是，于城乡二元对立认知之外，拓展出新的思想视野。乌里·希克是一个有瑞士国籍的纯正中国人，其貌不扬又行为猥琐、举止轻浮，凤姐并不喜欢希克，但凤姐母亲极力促成这桩婚事，甚至不惜把女儿和希克反锁在一个房间。希克毫不出色，凤姐母亲看重的是那个瑞士国籍。有了瑞士国籍，结婚后就可以是外国人，生下来孩子就直接是外国人。外国人高于上海人的身份，正如上海人高于乡下人。陈元—凤姐—乌里·希克构成的身份等级链条由中国城乡内部之间，延续到中国与世界之间，演变成世界性的普遍等级观念。改革开放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国人争相走出国门；而新时期文学之初，《人生》《陈奂生上城》引起巨大轰动，两部小说分别讲述了知识分子高加林和农民陈奂生进城的故事。彼时，国外/城市是自由、包容、民主，充满无限活力与可能的象征。而新世纪后，作家很难再想象一个黄金世界，给出关于生活无限活力无限可能的合理理由。世界变了，或者说，它早已发生改变，只是陈元—凤姐—乌里·希克的身份等级链条终于将它捅破并指认出来：一个更加危险、更加保守、更加撕裂的世界，或许早已在身份政治愈演愈烈、分裂主义遍地开花、阶层壁垒越发森严的时候，就宣告了它的到来。

陈元似乎比骆驼祥子更幸运些，他还有凤妹，还有大庙村。陈元嗜酒如命，辛辣的酒是止痛药，可以麻醉身体的病痛；懂事的凤妹也是“止痛药”，可以抚慰内心的伤痕。凤妹有着超出年龄的善良、聪明、机灵、勤劳，小小年纪就扛起照顾父亲的重任，不禁令人想到翠翠（《边城》）、香雪（《哦，香雪》）、巧云（《大淖记事》），那些在土地上生长、被山水滋养、生气勃勃的女孩。大庙村地处中原腹地，虽没有边城茶峒、大淖水乡世外桃源般的风光，但民风淳朴，邻居乡亲对陈元凤妹父女多有照顾，尤其在陈元死后，齐心合力帮助凤妹办理后事。如果说，乌里·希克的设置在叙事层面丰富、拓展了情节链条，从而洞开了生活的真相，召唤出时代的整体性；那么，大庙村和凤妹的存在则是试图建构一个情感与审美的诗意空间，在回归乡土中想象性抚慰破碎的灵魂。对乡土的精神回归，不仅是人物和空间的塑造，更是对器物、技艺、传统的细腻描摹，那些手工精心打造的衣柜、木梳、梳妆台，凝结的是喧闹城市中匮乏的朴素精神——浪漫、耐性、真诚与坚定。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源于现代性视域的观照，城市与乡村参差对照，即一方面理性地书写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及乡土社会的式微、衰落；另一方面，情感上又“天然”地倒向乡土，以乡土文明作为审美价值判断的尺度和基点观察时代。这种理性认知“向前看”与审美倾向“向后看”的对抗、碰撞甚至抵消，构成了文本繁复迷人的叙事张力。《止痛药》也延续了这种审美倾向，那只奋力踏出“乡下人进城”叙事边界的脚步又稍稍怯回了半尺。

得出一种结论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确证结论的可靠。小说结尾，凤妹到了上海，找到妈妈与否似乎已不重要，即便没有找到妈妈，凤妹还会再回到大庙村吗？在大城市历练打拼后，凤妹还会是大庙村那个凤妹吗？